《独立》创办20周年精选系列（-）之三十八
诗人随笔7家
目 录
我的诗生活/詹义君
在大凉山诗意穿行/胡马
江湖无传说/朱巧玲
-----我与樊子的生活写照
奇点--关于《第三说》创刊/康城
“邂逅”“零度”与一首诗的来历/祥子
我与民刊《表达》诗人周渔的诗事/易杉
史诗的可能与必然/谢银恩
----在刘仲长篇史诗《在河之洲》研讨会上的发言
詹义君
我的诗生活
我是个自绝于诗歌江湖的人，一向很少参加诗界的各种名目的活动和诗人聚会（在早因为穷居乡野，于后则是身体出了问题），所以尽管有二十来年的诗龄，却不从属于任何派系与圈子，认识（我指的是见过面并有过交流，随时随地遇见一眼就能够认出同时叫出名字）的诗人更是屈指可数。近几年，偶尔被几位老师和热心诗友从角落里拎出来，参加一些诗会和诗歌交流等活动，算是将少量神交与一见如故坐到实处。如此，我的诗人交游录竟也开始厚实起来：杨然、陈瑞生、流沙河、李龙炳、胡仁泽、游太平、哑石、凸凹、桑眉、雷平阳、方志英、白鹤林、王国平、席永君、黎阳、麦笛、周苍林、易杉、邱绪胜、黄仲金、龙郁、曾鸣、阳光和……从年开始，我尝试用一种随意和轻松的笔调，记录我和一些诗人（包括其他文体作家）的交往点滴，散漫为之，竟也积了好几篇。现在选辑4篇凑在一处，虽实难对应“家族史”的题旨，但或可勉强与《往事——诗人回忆录》打打擦边球。至于籍身体痼疾羁绊，而竟以旧文字敷衍《独立》新稿约，我也只有愧道一声嘿嘿——望发星兄海涵！（说明一下，标题《我的诗生活》，是借用诗人杨然老师的，这里唱个喏。）
临邛遇白郎与袁洪敏
11月13日（年），去都江堰市柳街镇。临上车，给柳街的诗友赵晓林打电话，告诉他大概11点到达。中午在钟清良大姐家吃饭（本来约了都江堰一位书画家谈关于出版他的作品集的事情，因他临时有事，未能来），午后，接受赵晓林安排，去一茶楼喝茶。赵兄弟事先约了柳风农民诗社的杨奇旭、张世琼、吴会丽他们几位，都是老朋友了，到柳街不可不见他们。到了茶楼一看，杨学书已经同几个人在那里斗地主，正斗得热火朝天，由他！这边有两位美女作陪，我才懒毬得理他！喝茶闲聊间，大家相继拿出手机联系杨奇旭，不知什么原因，柳街手机信号不好，一直无法连通。看看接近下午5点，我记挂着凸凹、孙文波、席永君他们在邛崃，想回邛见一见他们（虽然陈瑞生与杨然事前没有通知我，但是我近来偶得几位高人传授，也略略练就了些脸皮），遂告辞，取道崇州回邛。
11月13日下午5:50分，刚坐上崇州到邛崃的客车，手机响了。是金成梦（邛崃文友）打来的：“你回邛崃没有？”他知道我去都江堰，“白郎来了！过来喝酒。”我一听，立马来了精神。几年前即读过云南丽江纳西族作家白郎先生（现为成都晚报副刊编辑）的人文地理类随笔，是我既喜欢又羡嫉的那种，喜欢是因他的文字细腻、神秘、轻灵，羡嫉则为我怎么就写不出如此好的文字。有人评论白郎的《月亮是丽江的夜莺》（重庆出版社）：“他舒卷飘荡的文字，有诗人的精美、敏感和魔力，又有着历史的厚重浓烈。读白郎的随笔，你的灵魂会被自然的美和神秘的意象所浸透，那里面有圣洁的光辉。他在诗意的吟唱中沉醉了自己、‘蛊惑’着读者，那些饱含影像和深情的倾吐，娓娓讲述着纳西历史留存在现实中的点滴记忆，讲述着他对故乡文化的痴心爱恋。”白郎喜欢古玩，与金成梦曾经有过多次接触，金成梦不久前尝对我说，等哪天白郎到邛崃的时候，一定约我一起喝酒，我也着实希望结识白郎。
客车飞驰在川西平原的夜色中，路两边的树木和灯光快速地向身后退去。7点，到了临邛镇大北街城门洞口（金成梦在那里开有一家主营邛窑陶瓷的古玩店），金成梦、白郎他们早已喝得不亦乐乎（落座后我才知道，白郎及其夫人和随行的美女袁洪敏都喝的是茶，喝酒的是金成梦与他大师兄等）。我喝不得酒，黑着脸半拒了席间诸位哥哥的轮番劝酒，却经不住美女的起哄，连连干杯，结果喝了多少我也不知道（对于美女我是向来不拒的，这应该算作我不多的美德之一吧）。白郎留着络腮胡子，一派温和与平静，在成都浸润多年，已然练就一口纯熟的成都话。我们或诗歌、或古玩、或旧年逸事……即兴而谈，全然没有任何的拘束之感。其间，白郎频频用普通话向他的夫人及袁洪敏转述我们谈话的内容，颇有君子之风。酒毕，一行人沿大北街步行至兴贤街一咖啡店，继续喝茶、神聊。白郎说及他即将出版的一本新书《中国人文地脉》，该书为两卷本，是在他从前出版的《中国地脉》年天津社科版及年台湾晨星版的基础上，全面推倒重写而成，并配有二百多幅珍稀老照片及其他图片。我私底下期待早日看到此书。
此次意外相聚，尚有一喜是认识了美女翻译袁洪敏。袁洪敏来自黑龙江望奎，现任教于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学之余与他的夫君林克一起从事德语诗歌译介工作，翻译出版了特拉克尔、诺瓦利斯、荷尔德林和里尔克等人的作品。说到德语诗歌，我班门弄斧了一番，提及成都的德语诗歌翻译家杨武能和从事德语诗歌译介的老诗人绿原，说我曾经看过杨武能翻译的歌德、席勒等狂飙突进派作品，也读到过绿原主编的一本德语诗集《黑色太阳群》，喜欢里面的不少短诗。我涉嫌卖弄的即兴式表演引发出袁美女的话题，她谈及绿原等人翻译上的一些疏漏与错误，说及她对里尔克诗歌的认识与翻译中遇到的困惑。与袁美女一路交谈下来，我是暗自庆幸，看来多读点书，哪怕就是多记住几个名字，确实是益处多多。袁洪敏文静秀雅，俨然一成都女子，不听介绍不会想到她原本出生于北方。我拿出相机给她闪了两张，本来还想给白郎合个影的，相机却罢工，实际上是我弄不懂这个从办公室里临时拿出的相机，我喜欢的那个不知被谁拿去了，让老詹痛失了一个显摆的大好机会。临别，我给袁洪敏留了手机号，给一个初次见面的美女留联系电话，这在我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想来是多喝了酒的缘故。第一次感觉到喝酒的好处：着实让我大胆了一回。其实话说回来，互留电话是希望今后便于向她讨要译文集，能够系统地读一读里尔克和特拉克尔等，不然，以后再一起谈德语诗歌，就找不到“斧头”弄了。
10:40分，白郎一行打车去天下居酒店，我和金成梦各自回住所，欲见凸凹、孙文波、席永君等人的念头自然作罢，留待天缘。（第二日获悉，当晚孙文波也住在天下居酒店。）11:02分，白郎发来短信:“詹兄好，很高兴认识你，多联系。”我回复一字：“好”——确实高兴！
舟歌：诗人何处不相逢
舟歌是四川彭州诗人周汝贵的笔名。这两个名字，于我早已不陌生。好多年前就断断续续在一些报刊上读到署名周汝贵或者舟歌的文字，我和他的诗作也曾同时出现在诸如《诗家》、《芙蓉锦江诗刊》、《屏风》等报刊。
第一次见到舟歌是在年的青白江屏风冬至诗会，按照主办方的安排，我与他同住一室，于是乎我们之间又牵扯上了一层同居关系。那晚上，舟歌喝了不少酒，十多平米的屋子于诗人显然空间太小了，舟歌嚷嚷着要出去走走。东道主吩咐我盯着他点（他们正在满大街寻找另一个酒后失踪的诗人），我只得放弃听凸凹、哑石、陈修元他们几个摆玄龙门阵。舟歌块头大，而我瘦弱，与他站一起，我纯粹就一托，用来衬他的高大威猛，舟歌执意要“走走”，我自然拉不住，只好跟在他后面——“走走”。到宾馆门口，见有几位服务员，招呼她们过来帮忙，几个人合力强行将其“劝”回，如此三番，总算服侍这大爷躺下。我长舒口气，也躺下准备睡觉。消停了不到五分钟，舟歌突然鼾声大作，绵绵不绝于耳。自是无法入睡，于是拧亮床头的台灯，翻看《屏风诗刊》和陈修元的诗集《回乡》，一边阿弥陀佛、上帝啊地念念有词，期待着轰隆隆的列车快快开过……早上舟歌从美梦中睁开眼睛，冲我一笑：“兄弟，昨天晚上打扰你休息了，不好意思呵。”还笑！你哪里知道，昨儿一晚上我都为你辗转反侧啊。诗会散伙，我自回邛崃老巢。此后对舟歌的 周渔的“中国力量诗歌联盟”很火，聚集了多个 -年，诗人周渔、邹赴晓在西安创办民间诗歌报《表达》，聚集了一大批严肃的诗人，诗报6期，推出中国现代诗歌理论巡展（上、下），《诗歌报》、《星星诗刊》、《诗神》、《飞天》等转发30余篇诗歌及理论。当年在《表达》上推出的许多诗人后来成为中国诗歌的活力，比如马永波、伊沙、吕叶、余怒、杨勇、袁勇、阿翔、岩鹰、秦巴子、哑石、沈苇、安琪、汪抒……90年代，我与诗人彦龙、黄啸在四川新都创办诗歌民刊《上下》（-），与诗人周渔开始了诗歌上的交流。也是同样的原因，我开始 由于生存的原因，90年代后期，诗歌的兄弟姐妹之间的交流渐渐淡化，各人做各人的事，各人写各人的诗，铺天盖地的旗帜翻飞，口号滚滚的诗歌岁月慢慢成为历史的记忆。可幸的是，我与诗人李龙炳、黄啸一直保持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诗歌上兄弟般的情义，这种天赐的宿命因缘，让我的诗歌写作一直没有中断，我在诗歌中悟道，在生活中感受诗意。就这样一路走来。年7月，我与诗人胡仁泽、李龙炳、黄啸共同创办《屏风》诗歌民刊，同时开始找回当年的诗歌激情。因为诗歌，我们慢慢地开始与外面的世界交往。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同时也不断与当年神交的诗人朋友见面，交流。比如杨然、凸凹、陶春、张卫东、阿翔，比如发星，比如杨远宏、梦亦非，比如袁勇、胡应鹏、杨晓芸，比如向以鲜、世中人、汪抒、苏丹丹，比如杨牧、张新泉……
直到年《屏风》冬至诗会在四川眉山举行，我才开始与当时还在《眉山日报》工作的诗人周渔联系上。他笑逐颜开，一口地道的仁寿话，还是那么豪爽，侠义，激情万丈，仿佛青春从来没有在他那里消退过。年，我的小孩到眉山上班，自然，我与周渔开始有了频繁的交流。谈得更多的是90年代的熊熊诗火。他也因为工作，停笔写作诗歌。后来，我在贵州诗人、评论家梦亦非送给龙炳的《苍凉归途》中，读到一篇评论游子衿的《故乡》诗报中谈及诗人周渔的《表达》诗歌，其中说到诗人周渔已经隐于江湖。我当时很激动，心里就想如果能够与诗人周渔一起切磋诗艺，人生也可增添一份力量。
机缘巧合，年国庆节，应《四川经济日报》资深媒体作家廖兴友之邀，我与诗人周渔幸福的一家四口在新都桂湖见面。诗歌与生活慢慢把我们养大，我真正地感到周渔的幸福。廖兴友也是一生痴迷文学的媒体作家，读初中的时候，就发表了小说，在那个文学梦想满天飞的时代，尽管经济拮据，但是，才初中生的廖兴友就怀揣着自己的作品，一个人赶火车到上海，见到了中国文学的泰斗巴金。另外，廖兴友还把挣得的很少的稿费拿出来与来自全国各地素不相识的文友聚会，还在学校刻蜡纸油印自己的作品。那一天，我们三个40多岁的人，谈话的主题基本上都在回忆我们的文学的过去。那天阳光正好，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被梦想和激情点燃的岁月。我把梦亦非的《苍凉归途》递给他看，我观察到，诗人周渔非常凝重，眼圈也浸湿了，这一刻，我感觉到诗人回来了。
年10月2日，晚上，我连夜为周渔兄弟写了一首诗歌《我是一条鱼》。同时发给他，他也写诗应和，从那一天以后，我们兄弟都写诗歌交流感情。周围的朋友包括诗人李龙炳、许岚、宋时修、邱建明、林歌尔、阿恒等也鼓励周渔重出诗歌江湖，于是周渔开始重拾诗笔。他对我说：杉兄，我都丢了17年了，先找找状态。越是这样，我就越着急。所以，仁寿作家协会的年会和眉山的文学笔会，我都积极参加，还借助龙炳、黄啸的力量把周渔往诗歌圈子引。
非常巧合的是，年元旦节，周渔参加了西北大学的同学会。这是诗人诗歌路上的转折点。他与诗人邹赴晓17年后西安见面，重新点燃了这一对诗歌兄弟的诗歌《表达》旧火。整个过程，我是通过电话感受到了他们在西安的激情。去西安之前，诗人滚烫的热血开始为诗歌燃烧。他写作了被朋友们称道的抒情长诗《北方的雪》。我也写作一篇0多字的赏析文章，周渔开始有了非常强烈的写作愿望。他与诗人邹赴晓、步钊深刻反思总结，准备《表达》复刊，我非常赞同，也写文章鼓励支持。之后，诗人辞去有17年工作经历的《眉山日报》主编工作。他把大把的时间用在写作和阅读上，非常虚心地请教周围的诗人朋友，凭借他的江湖侠义，豪爽，大气的作派，赢得了许多朋友的尊敬。我也鼓励他，只有不断的写才有可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艰苦卓绝的付出，才有可能在诗歌上有所作为。看来他是真的听进去了。他进入状态可以用“迅猛”形容，到后来每天有新作，诗风大气豪爽如他的性格。“不得了了，诗人周渔”。我给黄啸、龙炳这样说。他到处折磨人，找人给他提意见，分享他的劳动。我是被他折磨悲惨的人之一。但是，我的心底非常高兴。兄弟啊，你真的就“死去活来”了！
年，对于周渔和我无疑是多事的一年。周渔开始艰辛的、自觉的写作，他开始琢磨诗歌的语言，炼字炼句炼意，逐渐把一些诗歌的理念变成文字的现实。为了更好的交流，好像是2月份，他与眉山诗人阿恒建了一个“东坡诗群”，就那么几十个人，每天切磋诗歌。有诗人朋友都说，东坡诗群是一个纯粹、精进的群，我也在其中感受到了许多温暖和幸福。同时，为了打开写作视野，周渔凭借他好动，好交流的天性，以及他媒体记者的职业习惯，开始在江湖上广交朋友，谈诗论剑。周渔的诗歌开始在网上、论坛“异军突起”。他的写作也开始从个人的封闭状态，呈现为开放状态。他在《江山文学网》正向音韵社团主持诗歌，拉我进QQ交流群。期间，我写了一些周渔诗歌的赏析短文，在江山网上形成互动。看到兄弟的诗歌迅速精进，我建议他出一本诗集。其实是想让他的写作有个动力和目标。他也更加勤奋了，经常我给他打电话，他都呆在家里看大部头的书，写他的诗歌。
有时我在想，我们这一代人，从那个激情的岁月走过来，都不容易。我们荒芜了太多的时光。特别是现在，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快餐文化，垃圾文化满天飞的时代，能够安安静静写诗，肯定是非常奢侈的事情，也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与龙炳、黄啸包括更远一点的哑石，尽管生活中有许多的无奈和酸甜苦辣，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诗歌可能成全我们卑微的一生。一路走来，我们兄弟互相砥砺，抱团取暖。除了命定宿缘，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激。我是怀揣着空杯、学习、感恩三颗心行走在诗歌的江湖。我想，每个诗歌的写作者，如果把诗歌写作视作生命里不可缺少的部分，那他必须在生活中有所取舍，选择就是某种拒绝。我们选择了诗歌，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更加强调精神内在品质和自由思想的生活方式。所以，当生命中的许多人事开始折磨我们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这是上天成全我们的时候，一切的因缘聚合终将成为我们平凡生命的丰富和骄傲。
今年7月，我创办了诗歌民刊《圭臬》。只是想通过一个交流平台，扩大自己的视野。说实在的，之前的许多年，我们都局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交流。严格意义上讲，我对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是非常肤浅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成为我们几个兄弟包括诗人周渔现在突破自己的信条。
9月2日，在四川诗人凸凹兄的鼓励下，我与诗人龙炳、黄啸决定开通《圭臬》诗刊 到后来，许多 站远一点看，诗歌就是少数人，就是某种圈子。这种艺术自觉，更大程度地保护了诗歌艺术的纯粹性，也更加接近艺术的本体。中国诗歌近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诗歌的写作，还是诗歌的传播，它必须建立在诗歌艺术本体论的基础上进行，包括流派、社团、主义、刊物，包括铺天盖地、轰轰烈烈的研讨会，活动等等，才有可能成为“诗歌的有效”。诗歌的民主、自由和独立的空间的确立，需要许多人艰苦卓绝的奋斗，同时也需要清醒地认清自己。反思，自知之明，在任何时代，作为一个诗人是多么重要啊！
其实，诗人周渔现在的圈子，尽管诗歌技艺参差不齐，各种观念也在交流之中，但我看到的是一拨劳作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生存的压力，挤点时间做喜欢的事情，圆自己的文学之梦。在今天中国空前浮躁的时代，作为一个热爱诗歌的人，我只能表达我的敬意。
向劳动致敬！
向伟大的文学梦想致敬！
向我们全部苦难的汉语诗歌致敬！
-11-4新都状元府邸
谢银恩
史诗的可能与必然
----在刘仲长篇史诗《在河之洲》研讨会上的发言
诗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是人类在特定时代创造的艺术范本,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而史诗作为这一艺术门类的集大成者，不管是属于集体原型创作而流传于民间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神话史诗还是个体创作的人文史诗都与历史有特殊关性,对历史有着特殊的概括方式,体现了史诗的创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和表达。西方关于史诗的观念是建立在古希腊荷马史诗范例的基础之上的。关于史诗的研究是以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古典诗学为范式的。史诗与抒情诗、戏剧并称为西方文学的三个基本类型。西方史诗从古希腊的原创型史诗荷马史诗开始,到维吉尔，但丁的文人史诗创作,秉承着崇高，悲剧，灵魂，救赎与宗教背景是西方古典史诗的深厚的传统。随着长篇小说兴起，史诗逐渐式微。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指出，随着长篇小说的诞生，史诗必定让位位于小说。（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页）别林斯基也曾说过将来的史诗必须散文化，将来的史诗就是长篇小说。两次世界大战彻底动摇了希伯来宗教与希腊的古典哲学。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萨特生命哲学与存在主义加快了古典理性哲学向现代非理性哲学的过度。年，爱尔兰诗人叶芝在《第二次来临》一诗中写道：万物崩溃，中心涣散，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到处把纯真的礼仪淹没其中，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热的狂热”诗人以其敏锐的眼光，预示未来很可能是混乱和灾难，控制未来的很可能是“那些冷漠的大众”那些毫无理性而且有破坏性的民众，保不住精神的崇高。现实世界是不可靠的，艺术家的追求不在现实世界，而应在远离现实的另外一种更真实的世界。而艺术地表达出这个永恒的世界便是作家的最高任务。这样，史诗所表现的题材与方式就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艾略特的荒原〉〉，庞德的《诗章》，里尔克的《杜伊偌哀歌》，聂鲁达《瑪楚比丘高峰》，圣琼佩斯的《远征》，帕斯的《太阳石》，埃里蒂斯的《俊杰》甚至艾伦金斯堡的《嚎叫》开启了现代史诗从宏大外在历史题材转向精神与灵魂的苦难、绝望与抗争、文明的终极救赎的大门。
在汉语语境，一般谈及史诗，首先想到的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并成为“中国三大传统史诗。而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汉语写作，一直到新文化的五四时期，鲜有文人个体创作的史诗。胡适慨叹中国没有荷马这样“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的大作家。王国维说中国“叙事的文学(谓叙史事诗、诗史、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尚在幼稚之时代”，梁启超也发现“泰西诗家之诗,一诗动辄数万言”,而“中国之诗,最长者如《孔雀东南飞》、《北征》、《南山》之类,罕过二三千言。黑格尔也曾断言：中国没有民族史诗。
新文化以降，白话诗取代文言文，从形式上汉语摆脱了镣铐。一百年来，新诗不管从内容还是表达形式与技巧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它自身是否建立起了唐诗、宋词那样的系统性传承与范式，一直是新诗内部争论不休的话题。而且，随着时代场景与大众阅读期待的转换，史诗在现今的生存境遇也发生了重大转变。首先是阅读习惯与即时消费同构化。除了批评家和专业人士，人们很少有足够的耐心 一：为历史作证的勇气
《在河之洲》是刘仲的呕心沥血历时30年，以家族和时代为题材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叙事史诗。五代人的悲欢离合，几百个复杂人物，展示了一百年间社会生活的立体画卷；以真切的生命感受凝结成的思想珍珠，以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宏伟的气魄，宣告现代诗歌在历经沉沦和迷失后，史诗的可能与必然。
史诗具有自传色彩，通过对个人生存处境的揭示，展现一个民族的生存境况。这种生存处境不是虚构的，而是切身之痛的亲身体验，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人生的全部难度和强度，物质与精神的强暴，沉沦或者得救。第二卷：《乱世人生》第三卷：《苦海》第五卷：《孽缘》 第六卷：《最后的斯文》第九卷：《红色风暴》。从这些题目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真正的作家和诗人，总是在对个人生存的具体承担中承担起一个民族的生存难度的。他在体验中寻求表达，在表达中深入体验——他的体验和表达从来都不是个人的而是和民族的大生存相通的，这样一种思想，使作者个人的小生存溶汇到民族和人类的大生存中，而互相承担。第九卷：《红色风暴》是中国疯狂痉挛年代的详尽病历。第十卷：《大地的恩情》知青生活；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在这两卷中，诗人的历史思辨意识达到了以文革为题材的所谓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所没有的高度与深度。他真实的见证并记录下自身民族的苦难而艰辛的历程。没有回避，没有粉饰太平，没有为表面的所谓太平盛世歌功颂德，始终用诗歌为民族的苦难而呼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遭受所谓的自然灾害，饿殍千里，民不聊生。以颂歌体见长的贺敬之《桂林山水歌》、《西去列车的窗口》，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郭沫若等而下之的一系列无病呻吟的咏物诗，对民族的灾难视而不见，他们描写和制造虚假的历史，利用诗歌的抒情性进行谄媚和政治投机，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他们的文字幽灵覆盖了大饥荒的尸骨，万户萧疏，大地的沉寂，当时这些颂歌是如何的美好动听，响遏行云，
《在河之洲》在对历史的反思与审视中，对这些虚假的写作发出了震耳发聩的黄钟大吕，掷地有声：人类的每一种过失或暴行都是在我们的默许或目睹下进行的，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罪恶的同谋。这种双重身份使我们在黑暗中培养阴影，我们甚至不能作为证人指证罪恶，而只能在黑暗中分担罪恶，并通过认罪这个行为使罪恶被认定。诗歌拒绝历史成为历史，拒绝把历史供奉在心灵存在之外，拒绝为历史低吟无力的挽歌，也拒绝为历史炮制盲目的颂歌；他以思想凝聚起自身全部外在与内在、先天与后天，经验与启示的力量，勇迈地承担历史巨轮的重辙，将痛苦与死亡、光荣与败北、荒凉与血渍与刀光剑影、这些历史孪生的枯枝败叶，重新燃烧，把这些火种裹在诗篇里作为礼物转交给民众。诗歌，通过对历史水乳交融的批判和炼金术士般的提炼，根除人作为历史的附属物和寄生虫的本性，赋予它创造的冲动和渴望的激情。诗人写到：“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著名的强盗\都是杀人如麻，脚踏枯骨\有的改朝换代做了开国帝王\有的却死与打家劫舍均人世间的贫富\可就没有一个人是死于追求自由\甚至没有人想过自由为何物！（这是何等深刻的历史清醒剂。集权专制根源在于中国的权利与江山是暴力打出来的，权利不属于人民，人民与政府没有契约，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与西方民族的民主自由，宪政，三权分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可参阅资中筠的相关论述）。诗人质问“阶级斗争是什么文化\孔夫子加马克思是不是真理\如果是真理为什么这么残暴\胡乱杀人”。这就从思想源头上把董仲舒以后罢黜百家而独尊的儒术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充其量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充其量是替天行道封妻荫子名垂千古\没有人想过解救牢笼里的思想，（象国际歌里唱的那样）没有人想过栽培自由之树\呵，专制的传统，永恒的法度：你深入骨髓的毒素谁来清除？\因为你已造就中国人奴性的基因，因为你就是东方龙最基本的色素\遇罗克，\张志新——可怜你们也是马克思的信徒——马克思在中国……留不住你们开化的头颅！\生命的呼啸令山川哀恸\鲜血唤不醒迷狂的民族\因为毕竟你们也是在神祇脚下礼顶膜拜\因为毕竟你们也是在捍卫哲人王”在专制与集权的土壤上，政权的邪恶之树盘根错节，每一片树叶都是吃人与杀人的软刀与硬刀。而放眼世界，“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是怎样屠杀上万僧侣？还有那日本的部队‘杀人细菌的功勋！\奥斯维辛的耻辱不属于\某一个民族。（节）”这样看来，成就一部史诗需要诗人的宽阔的视野与清醒的意识。面对绝望与信心并存，谎言和真理交织成的时代，价值溃灭，暴虐横行，是流血、冲突、堕落，困惑、思考、救赎这些思想触觉应该深入当代汉语作家作为这一切的参予者、经历者、活的见证人的灵魂。
经历了那么多的伤口和蹉跎，拥有那么多的诞生与死亡，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出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索尔仁尼琴、帕斯切尔纳克、哈维尔这样的作家呢?中国作家为什么没能创作出《总统先生》、《族长的没落》、《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作品呢?中国作家并不缺乏才气，而是缺少勇气；中国作家并不缺乏技巧，而是缺少思想；中国作家并不缺乏信心，而是缺少耐心。中国作家的写作缺少一种构成一部作品伟大品质的带灵魂性的东西，一种由作家的人格所体现的精神品质。汉语的历史已经疲惫不堪，承受了几千年的打击，布满血丝，太多的希望和绝望而扭曲变形得只有剩下触目惊心的两个字：吃人。长诗的荒唐血腥残酷源自诗人的诚实勇敢。没有陷于迷误，他明白诗人是民族的良知，是民族之魂，它要人们不忘记过去的痛楚。诗歌需要震撼人心的力量，需要对人的关怀与同情。，他清楚的知道，置身于现代，后现代的新诗追求的梦幻、变形、碎片化、平面化、现成材料、神奇、隐喻、象征、晦暗、私人隐喻、私人象征、随机隐喻、自语言、实验、探索、前卫 即便是技巧再高超，艺术再完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无难度的，无厚度的，无重量的，因为它们先天的丧失了历史的重量和道德的助力。
二：平庸中寻觅崇高和浪漫的美学思想
有一点不容置疑的是，思想深度与经验广度的整体性对现代诗来说，尤其以历史题材为母题的长诗或史诗，绝不只是简单的叙述，描摹和记录、存档；也不是简单的批判，赞美和歌颂，表达作者的情感、道德或者政治态度；而是一种诗歌方式的见证和介入，对题材的广度呈现和深度挖掘。诗人必须在自己的诗歌中传达出一种高于现实的精神和理想，诗人要在其诗歌中体现出一种穿透迷雾看见本质的历史思辨能力。因此，这类史诗性的诗歌是有难度的，是有厚度的，是有重量的，彰显诗人的美学风格，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平庸中寻觅崇高和浪漫，丑恶里发现美的踪影（65节）…我们说诗人描写悲剧是因为他，战胜了悲剧”。刘仲旗帜鲜明的提出自己的美学主张：现代文艺的主流应是传统的新生和经典的延续。我们需要提升，而不能在各种理由下放弃和沉溺。我深信颓废和形式主义不是人类发展的主题。而那些无病呻吟、写山写水、写吃喝玩乐、写小情小景或者囿于个人情感的诗歌。向生存投降，向语言投降，向平白叙事方向的扁平移动从来没有停止。诗人的生命应该是波段性的，情感是立体型的，视角是全景式的。通过诗歌将时代的阵痛、隐痛和悲痛，丧失、丧乱与丧礼，无知、无良与无法，尽可能地以个体的方式写出来。
第八卷《阶级的荣耀》节，从王小波切入，从卡夫卡、狄金森，到罗素等。直接抒发诗人自己的立场:向专制宣战\把历史反思\让哲人王成为垃圾……这唐吉诃德式的胆气——是专制的死敌…旗帜鲜明地否定一个人有剥夺\他人思想的权力\我更加厌恶金斯伯格，\吸毒犯罪后的嚎叫绝不是诗句）我佩服你为同性恋者们的尊严仗义执言，尽管我恶心这反自然的变态情欲\我希望所有的爱情都是健康之花。”大量的勤奋阅读与积累，使诗人的思考更深邃，从来没有脱离现实与政治的文学，艺术的自律与伦理，道德审判是艺术境界高低的试金石。
三：回归本土的自然与人文风俗
《在河之洲》如同一幅自然与人文风俗的长卷，乡土人情、川中丘陵自然地貌，风云雨电，动植物，船工号子，四川方言。清明节的庙会…川剧三条河，茶馆，麻将、赌博。所有这些元素有机的融为一体，从而有力的支撑起史诗的骨架。诗人清楚的明白：在势不可当的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以西方科技为先导，伴随经济渗透而来的西方文化、思想、哲学、艺术、宗教对弱势国家文明的改造与转换是历史的必然。地域文化、方言、族语、信仰都被这一柄无形的利刃劈、砍、削、戳，瘦骨嶙峋、气息奄奄。可以说，大多数地域语言、文化、宗教正在遭受劫运。“在西方强势话语、主流话语面前，汉语作为一种民族语言表达何以成为可能的时候，谈的是一个民族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语言，而不单纯是一种工具语言。如果仅仅是谈这种工具语言，那么，在现代化、技术、欲望、功利一体化的浪潮冲击中，其实无所谓民族语言。如果我们工具性的使用语言，汉语的存在是多余的，可以消亡的，就像今天很多物种被消灭了那样。那么，就无所谓一个民族语言自身所期待的哪种精神性的、多维度的非常丰富的整体内容。（《萌萌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版-页。）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强调的是语言对于确立一个民族的历史性根基与自我认同的重要性。实际上，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心智成熟的表现。地域性与方言特征永远是文学独立性的重要元素。只有在这块土壤上才能生长茁壮的文学之树。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那一块邮票大小的土地，在空间上是有限的，但在时间上是无限的，地方在时间上是有限的，但在空间上则是无限的。他从那里向世界人民发出了一个有力的、独特的声音，他不是美国南方社会的调查报告，而是充满激情地记录了人类的生活、人类的价值、同情、勇气、荣誉、怜悯之心、牺牲和耐劳精神。这是每块土地上都会生长的乡土人情观念。写作者会借助语言这个灵敏的探测器，凭借他的良知和艺术修为，在散落的碎片中寻找并勾勒出“那条纤细而又刚强的红线”，“这红线象真理般强大，象邪恶一样不可动摇，它比生命还要长久，越过历史和传统把我们同情欲与激情、希望与梦想以及忧患悲伤结合在一起”。（《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年7月版3、11、26页）
诗歌作为民族的良知，她的诗写本身就是见证、保存滋养他生命与写作的大地万物。请读一读史诗中的船工号子：哥哥我撑船噻，要蹦那个滩/要蹦滩噻，把妹唤/妹在岸上做啥子？妹妹你在捂着胸口儿喊\一喊哥哥哟你要架势\那滩口是个鬼门关\鬼门关，水又急\打湿裤儿没得换\二喊河神爷哟你要长眼\我这哥哥可是有家眷\你要选女婿找别人，莫打我哥哥的主意我不干\哎，妹呀，我的妹呀\你莫哭，你莫喊\床铺不会空半边\那滩口，水虽急，礁虽险\哥的篙竿不会断\心中有你哥胆大\要给你和娃儿挣干饭。\菩萨照看哥是妹的夫\老天爷保佑你嫁了个船老板…这明显回到汉语诗歌古老的源头：诗经与汉乐府的民歌传统。
四：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
刘老幺，刘宗氏，刘春，张氏，刘凤楼，葛秀才，沈建强、顾铁匠、万司令，刘吉等一系列人物作者借鉴意识流手法，充分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刘老幺临死前的幻觉，刘春枪毙姨娘姨夫时他母亲的言行，让宏大历史叙事被符号化的人还原为真实的生存与死亡，情欲与理智，苦难与抗争的漫长历程。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作为史诗，要把人物和事件放到时代大背景下塑造，要把自己的语言放在民族广阔的语言环境下去运用。诗人始终与他笔下的人物呼吸与共，与他的土地血脉相连。他深情的吟唱到：“岩缝里伸出斩不断的藤\铁线草的卑贱是不死的顽强\香附子在泥土深处繁衍生存\我就象那香附子离不开这土地\这土地生长出我的诗歌\并终将收容我的肉身。”向专制宣战，把历史反思；诗歌是不会死亡的，让我以诗歌的名义，向《在河之洲》致敬，向诗人刘仲致敬，“因为我用竖琴唤起了人们善良的情感，因为我歌颂过自由，在我的残酷的时代，我还曾为死者呼吁同情。”（普希金《我给自己建起了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
(刘仲《在河之洲》获“天铎长诗奖”中国戏剧出版社年版)
（选自《独立》28期.年）
《独立》精选二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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