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常听人说焦、常、曹是渭北(渭南县渭河以北)的三大财东。但他们怎样成为财东、财产有多少，以后又是怎样衰落的?却从未听人讲过。我在编写《渭南县志》的过程中，有机会从档案局保存的旧资料和社会调查中了解到一些有关材料，虽然不甚详尽，却能看到一个轮廓，特整理出来，供参阅。
发家起源渭南县南焦村的焦家，最初发家者叫焦荣栋，生于清嘉庆初年，家境贫寒，弟兄三人，大弟焦耀栋，二弟焦相栋。荣栋二十几岁在四川彭县万盛布店当店员。该店系渭南王某与岐山马某合资开办。道光六年(年)改营钱业，焦荣栋任经理。
常家的老照片万盛号改业，恰好适应了社会需求，加之焦荣栋的经营才能，使生意日益兴旺，吸收了大量无息低息存款，增大了贷放额和利息收入，到道光十五年(年)白银已积累达数十万两。在此期间，其弟焦耀栋因逾假未归，按违犯号规予以出夥处罚。经同乡再三请求劝留未准，遂付银五百两，让其在彭县北街开设恒丰荣钱号。
道光十七年(年)万盛号资东马、王两家因权利发生争讼，数年不决，暂停营业。焦耀栋借机吸取了大量存款，又利用万盛号资金，积极开展业务。至道光二十一年(年)，马、王两家息讼时，焦家资本已积累到十万两以上，先后分设十多个店铺。在四川省有：成都恒丰裕、崇宁恒丰和、新都恒丰顺、新津恒丰彩;陕西分设有：西安恒丰益、渭南恒丰德、协盛成，大荔恒丰永，以及赤水镇永兴当铺，华州永丰当铺，巴邑永裕当铺，还有故市复生堂药房，西安协盛和皮货庄及其所属的协盛栈、皮毛工厂等工商行业。
光绪二年(年)分为三家：长门(荣栋后裔)敦厚堂先后开设新都彩盛裕钱号，潼关彩盛荣当铺，西安晋丰泰当铺，孝义彩盛员当铺，渭南晋丰鼎酱园，凤翔彩盛甡水烟厂，西安复顺魁京货店、协益公布店，孝义彩盛成杂货铺，大荔彩盛丰皮毛铺、彩盛俊皮毛工厂，故市福寿荣钱庄等十二号;二门(耀栋后裔)醇敬堂开设了渭南醇盛玉花行，朝邑敬盛当、大荔德盛当、崇宁桂春玉钱庄等十二号;三门(相栋后裔)谦益堂开设了大荔谦泰元钱庄、故市恒丰余杂货、信义益翻荣花行、孝义滋厚生药店、四川彭县恒丰诚杂货等五业。这些工商业中很多在当时很在声望，如彩盛的甡字烟、晋丰鼎的水晶饼，誉为本省名产。到光绪二十年(年)前后资本已达二百万两之多，总值银约三百万两，房产三百余所，店员近千名，成为当时陕西省著名资本集团之一。
当焦荣栋经营彭县万盛号兴旺发达时期，渭南不少亲朋好友保荐自己的子弟，纷纷去四川当店员学生意。其中不少店员用自己多年的薪俸投资分红，聘用同业中人员出夥开设字号，至清咸丰年间渭南钱业在四川已有家，成为有名的渭南帮。除焦荣栋的金盛号、焦耀栋的恒丰号外，还有西板桥常克珍义兴号(总号)开设的金堂义兴珍，简阳义兴珍，成都义兴珍等八号钱业，支号二十余处。清同治年间，常家先后在陕开设有汉中义兴琳，西安义兴泰、自积永、恒裕协，故市顺兴生、公正诚、凝远长等，和其它行业二十余处，房屋二百余所。最盛时资本达三百万两，总值已超过四百五十万两，店员八百余人，总号初在金堂县，光绪六年(年)迁至成都，民国六年()迁至广汉，资金仅次于金盛号，成为渭南三大号(金盛、恒丰、义兴)之一。
不属三大号系统，资金在百万两以上的有程曹曹元坤的新兴号，庵西张玉峰的兴泰号，北焦村焦叔嘉的益顺号。资金在五十万两以上的有詹家村詹大兴，龙背街史国华，桥马村马朝贵，信义街李瑛，赵家崖赵正林，田市街宋宏儒等二十余家。资金在一万两以上的约百余户。
经营方法焦荣栋在四川彭县万盛号当店员期间，摸索了一些经营商业的规律，得到资东的赏识。道光六年被聘为经理，按照钱业实际情况制定了店规四十条，分别对劳资、双方利益、义务关系、分红办法、用人制度，长支、退休、抚恤、出夥以及贷方业务等方面作了文字规定。后来被各钱业普遍采用，逐成为陕西钱业的统一规章。分红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将资金按店员职务大小分领，年终分红，劳资各半，称为“独毫”。另一种是将全部资金化作二十份，每份和百分之十的护本金(类似现在的公积金)，其余按店员职务大小分领，分红时按比例计算分配到店员名下，然后劳资各半平分，他们叫“厘毫”。又规定店员可以“立本”，就是店员将分得的红利存放号内，可以同资东的资本一样参加分红，但不得超过五千两。本人死亡后，继续分红三年，从第四年起按存款对待。除此以外，他们每年分红时还把所有钱产、房屋、生财器俱、贷放资金按得利大小，每年打八扣或九扣(类似折旧费)以及不能按期收回的贷款作为豁免扣除。这样年代愈久积累愈大，但帐面反而愈小，而实有资金别人无法知晓。贷放主要采用信贷，不要任何抵押，除常有往来用户随到随贷外，对无往来新户只需有人介绍即可，手续简便，只要通过场、街主管人并填一借据。一般小宗贷款，也不需查访，如对贷方信用发生怀疑，则必须有保银人，到期不还者，保银人有偿还之责。对店员采用负责包场、街办法，谁贷谁收，保证有借有还。这样各包场、街店员对借方的经济状况十分熟悉，甚至某家养了几头猪，某家卖女得到多少财礼，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当地群众称这些店员为“百事通”。与同业之间，也经常取得联系，同一借户，在甲号贷了款，乙号不再贷放，防止超越偿还能力，发生滥帐。
在贷放利率上，比其他行业较低，工商业大宗贷款为七至八厘，农村小宗贷款为一分，最高一分二、三厘。贷款时间不超过一年，如有特殊原因需要延期偿还，必须付清当年利息，另立契约。县城及设有支号的场、街在号内办理贷放收交手续，不设支号的场、街在茶馆内办理或者送款上门。此外，他们还严格运用“谦和待人，公平交易”的经营手法，赢得了信誉。一般人都认为渭南钱庄稳妥可靠，和蔼可亲，富户愿把剩余银钱存放，一般手工业者和农民也都愿意与其打交道。彭县一大地主王庆春在恒丰荣一笔存款银二十万两，以四厘息存放了二十年之久。据成都金盛元牛市口场支号民国六年(年)统计，全年贷款额为二十四万八千多(折三十四万五千银元)，贷户五千七百六十一户。农户占百分之八十一，贷款额占百分之五十八。
与官府的关系无论清王朝或民国政府，都有明文规定，“欠债者还钱”。资本家有权请求官府帮助讨债，官府也有义务保护其利益，甚至采用管押、查封、折收家产以追回债务。因而各商号铺都有专人与官府往来，通过宴请、送礼、献旗、捐资、立碑等形式密切与官府的关系。官府又以封职、旌表来提高封建资东的社会地位。
渭南在四川省钱商就这样利用自己的特权和官府的帮助，强行折收了农民大量田产，据民国十年(年)统计，总共占有土地八万一千余亩(包括大田块内的房屋)。其中，焦荣栋的金盛号占有七千七百七十亩(成都一千九百亩，彭县一千八百亩，广汉七百一十亩，崇宁七百亩，郫县一千二百亩，新都九百亩，新繁五百六十亩);常家的义兴号占有一万零五百二十亩(成都一千一百亩、简阳三千九百亩、彭县一千五百亩、广汉六百亩、金堂七百三十亩、郫县八百七十亩，新都六百二十亩、新繁五百亩、绵竹七百亩);焦耀栋的恒丰号占有六千六百九十亩(成都九百亩、彭县二千四百亩、新津一千二百亩、崇宁一千一百亩、新都六百五十亩、新繁四百四十亩);其它钱号占有四万九十千零六十亩(成都五千二百亩、简阳一千二百亩、彭县一万四千亩、广汉五百二十亩、德阳五千五百亩、新津五百一十亩、崇宁四千二百亩、三台六千七百一十亩、崇宁四千二百亩、三台六千七百亩、金堂四百亩、郫县一千三百亩、新都三千一百亩、新繁一千二百亩、温江四千四百亩、绵竹八百三十亩)。
在经济上，各钱号除负担应交税款、代理官府金库、接受公款发商生息外，在捐献赈款、支助军费方面，也都慷慨解囊，以换取政治地位。据光绪《新续渭南县志》载：清朝为促办团练，镇压太平军，金盛号资东焦荣栋捐银五千两;同治元年(年)，镇压回民军，焦相栋助饷银五千两;同治十一年(年)，县署重修时，焦荣栋孙焦联甲捐城工银五千两、衙署修缮费两千两。光绪二十六年(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光绪西逃长安时，焦联甲捐饷银五千两，赈粮五千石。义兴号资东常家王经堂捐赈银十万两，粮五千石。恒丰号资东焦家协和堂助赈饷银五万两，粮五千石。新兴号资东曹元坤助饷银五万两，粮二千石。因此受到清廷的各种褒奖，分别封给官职、甚至连初生的小孩子也受到诰封。如：新兴号资东曹景贤出任甘肃宕昌府知府，义兴号资东常铭新出任甘肃文县知县，恒丰号资东焦联奎出任刑部员外郎，焦联甲出任四川新都知县。清代焦家计有一个举人，两人贡生，九名秀才。民国初期，他们又认购历次公债，捐助地方政府经费约达三百万银元之多。光绪二十四年(年)知县樊增祥由渭南卸任赴京引见时，义兴号资东常生福、恒丰号资东焦振甲各送旅费银三千两。光绪二十七年(年)常生春三周年时，演大戏五台，小戏十几台，知县张世英不准，后闻新任陕西省藩台樊增祥送礼致贺，派队护围，遂不再阻拦。光绪三十四年(年)慈禧、光绪国丧，禁止各种娱乐。一日知县张世英去交斜验尸路过南焦村时，闻听锣鼓喧天，急派衙役查看，始知焦七爷(振甲)演堂会戏，只好改道前去。焦振甲死后举行盛大葬礼，当权者送礼的有军机大臣领班，庆亲王劻，武英殿大学士王文韶及各省督抚等多人。渭南县帮差局局总，几十年来一直被焦、常、曹等把持，他们每逢婚丧大事，县署及城守营必派兵勇保镖。可见钱业资本家在当时与官府有着不可分割的交结、利害关系。
衰落原因以经营钱业发家的名门地主，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从清代末期开始走向衰退。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宗族分配关系造成的阶段分化。他们采用宗法社会的按门分配制度，人口少的愈来愈富，人口多的反而走向衰落。以焦家为例，发家的第一代弟兄三人，长门荣栋无子，二门耀栋三个儿子，三门相栋五个儿子，除老五振甲继祠荣栋外，还有四个。到第二代，长门仍是一家，二门三个儿子都无后，由三门第三个孙子入继后还是一家，三门其余弟兄四人分为四户。到第三代，长门，二门都仍是一户，三门就分为七户。这样人口少的长门、二门收益大、支用小，积累就多。三门人多开支大，年年长支，长支愈多，资本减少，分红愈少，于是逐渐走向分化。到清光绪初年，长、二门年分红几万两，子弟都上学做官，而三门只分到百两。生活日益贫困，进而走向以农为主。解放后土地改革时，三门两户成为贫农，四户为中农，一户为小土地经营。长门、二门三户均定为地主。
二、战争对巨商富户的影响。同治元年(年)渭南回民起义和六年(年)回捻军占据渭南，先后两次将焦、常、曹等许多大地主房屋几乎全部烧光。到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他们便成为大小军阀搜刮抢劫的对象。在陕西各地的商号，除西安城内几家外，几乎全被抢掠一空。民国七年(年)陕西督军陈树藩两次以焦家作为督军行署，随意要粮要物。十二年(年)军阀麻振武又在焦家设县署，抢掠不少财物、粮食。十三年()南焦村被匪军赵汉卒占据时，将焦家粮食、木材，包括书画、古玩、服饰全部抢去，用大车日夜运送二十余天。十五年(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群向金盛元索要银五千元。十八年(年)冯玉祥驻陕，一次向焦、常、曹等富户索取军银二十万元。四川省军阀在各防区内私铸低色银元，强迫行使，造成货币混乱，使每元贬值十分之一以上，贷款人借机还款，造成钱业资本损失半数。为了保护资本，他们又抢购土地房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地被没收，分给了农民。从民国元年(年)到三十八年(年)国民政府及地方军阀发行的各种公债及临时捐款，富户在各地的铺号每次都得认购，仅焦家一家认购的公债一项损失约达七十万两。
三、新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冲击。民国时期各地纷纷设立银行，外来存款被银行吸收。许多原有大宗存款户，也集资开办自己的工商业。当时钱业中许多中青年店员主张改办为银行或银号，向工业投资，因经理多是些墨守成规的老年人，坚持旧的经营办法，业务逐渐衰退。民国三十五年(年)货币大量贬值，物价恶性膨胀，国民政府为进一步控制金融机构，提出改组钱业，逐户登记，实行新帐簿，许多资本家恐资金被没收，纷纷携帐簿逃回陕西。除成都金盛元、西安自积永、济川通三家因住省城无法逃避，改为银号外，其余均被迫停业。
（民进临渭区委会阴金荣编辑发布）
临渭区政协第十四辑文史资料《老渭南》
政协渭南市临渭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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