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六岁
文/林子
“我把自己亲身经历的苦难故事，告诉人们，为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去重复我们的挫折与不幸，痛苦和辛酸……
”那年，我十六岁
那年，我16岁。
只读了1年初中的我身高公分，体重27公斤。
妈妈壮起胆子去找学校的工宣队，说她的女儿又矮又小又黑又瘦，可怜兮兮的，是否可以等她稍长大一点儿再去农村？
工宣队的师父却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不分年龄大小高低胖瘦，当年跟红军走的放牛娃，如今不是成了老革命么？
于是，在一片锣鼓声中，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批准”你上山下乡的大红喜报，就贴到了我家门板上。
看着那张红彤彤的喜报，我想，比起3年前红卫兵贴在我家门前的“抄家通告”简直是一个“飞跃”了。因为现在别人强制你去“革命”了，而那时是不准黑五类子女“革命”的。
当我在“广阔天地”吃尽种种苦头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抄家通告失去的仅仅是“金银财宝细软”，而那张大红喜报要我付出的惨痛代价，却是我的整个青春。我宁愿再来一百次抄家，也不愿要那张大红喜报。
带着一丝淡淡的惆怅，抱着一本沉重的户口簿，我来到成都市东城区伴仙街派出所。在办户口迁移证的时候，我怯生生地对户籍警说：“我名字的‘林’搞错了，是这个‘玲’，能改一下吗？”他笑嘻嘻的说：“可以！可以！”
别人都说派出所的门难进，脸难看。此话也不尽然，当年我下户口时的那张脸，怎么就那样的宽容？
走出派出所，手中的户口簿顿时轻了许多许多，这个“生死簿”上再也没有容纳我的位置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感浸袭着我的心。
那一天终于来临了，年3月5日。
很多人的那一天都是从哭开始的。
我却想哭也无泪。我的眼泪从年秋那幅“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出现在蓉城街头、校园的时候就开始往下流，流了3年，早就流干了。
此刻，当我提笔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我的眼泪却唰唰地流了下来。
……
那一天，一辆长途客车出北门，把我们姊妹俩和一个女同学载到了川西坝子的一个场镇上。
几个同我们大小差不多的农村姑娘，早已在车站等候。她们七手八脚地抢着把我们的东西拿走了，还有一架鸡公车，推着大包的行礼和小木箱嘎叽嘎叽地在前面开路。
我抱起一床草席子，跟着这支队伍，就像川西坝子上走在结婚“过礼队”最后边抱席子的红媒婆。
穿过场镇的街道，就踏上了一条旁溪的小路。我在途中服了两颗晕车药，下车就想睡觉，边走眼皮边打架，跌跌撞撞迷迷糊糊地做起白日梦来…….
年12月22日那个严寒的夜晚，广播里传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我们成都19中的红卫兵，当即就高举红旗，敲锣打鼓，抬起“坚决要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决心书，一窝蜂地朝“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驻地拥去。我们一边奔跑，一边高喊口号，如痴如狂，像是喝醉了酒。我们根本没有回过神来，这个“最新指示”等待着大家的命运将会是什么。由于我校的红卫兵表态及时，紧跟坚决，结果“抢”到一个神圣的使命——全校多人被分配到最贫穷、最落后的四川省渡口市（现攀枝花市）的农村去插队。
一切都以最快的速度进行。首先是动员，接着是“自由组合”，最后是由校革委和工人阶级宣传队“民主集中。”
我是“黑狗崽子”，班上没有同学想和我结队，也没有任何同学和我联系。于是，我的名字被工宣队“集中”到高中的一拨“黑五类”当中去了。
我的名字被分配到渡口市农村一个山顶上的公社，看着贴出的红榜，我想这样也好，免得老鸦嫌猪黑。
那年月，只要你肯下农村，想跟哪个学校走，有个同学牵线搭桥就行。毛主席说过，各地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嘛。
一天，妈妈说，找熟人把你转到25中去，跟着他们去剑阁县，总比到渡口的大山强。我说：“对嘛”。于是，我的名字就被“批准”到了剑阁县。
又一天，妈妈说，把你弄到A县去“投亲靠友”吧，免得那些“红五类”同学到农村去揭我们“黑五类”的老底。我说：“随便你”。于是，我的名字又被拨到了A县。
这一次动了真格。
一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知青盅盅，
一床旧蚊帐布改成的“新被盖”，
一件妈妈做新娘时穿的烂毛线衣，
一张单人灯草席，
一个堂兄帮我制做的小木箱……
这就是妈妈打点给我的全部行装。因为被抄家，什么东西都被红卫兵拿走了，妈妈能给女儿的，就只有一颗抄不走的心了…….
不知走过了几弯几倒拐，我们这支七零八落的队伍，终于走完了7公里的田间小道，来到指定给知青的茅草房。
我们知青屋靠近的院子叫周家院子，大队书记胡俊昌说，我把你们安置在周家院子，是经过再三考虑的，他们成分虽然高了一点，是富裕中农，但周家人知书识礼，对人厚道，免得你们吃亏。那些贫下中农“五马驴道”，说不准要欺负你们。
我只记得，一走进茅屋，就看见给我们准备的小木床的篾笆笆上已被热心人铺上了干谷草，我如获救星，赶紧把手中的草席子打开，一头栽将上去，便昏昏沉沉地往下沉，往下沉……
象是在大海的波涛中，我乘上一条小船。
专业倒找户
摆在我面前的7个发黄的本本是历史的见证，是我在农村插队7年的“创业”史。
每个本本都一样，红色的一面叫《社员预支手册》，上方印有最高指示：“要节约闹革命”。其言下之意是叫你伸手向生产队借钱借粮借东西的时候，要适可而止；蓝色的一面叫《社员投资手册》，上方印有毛主席语录：“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这是告诉你，要改变自己的“一穷二白”，别人是靠不住的。同时，这个本本中间还有《社员劳动手册》，这是你修理地球，卖了多少命的清单，社员们把它叫做划圈圈，城里人说是考勤簿。
我把这个本本拿在手上，翻过来是封面，翻过去也是封面，中间还有封面。玩味中，我突然发现，“三合一”的祖师爷原来在这里，“三合一”原本不是当今人的发明。40年了，我怎么就没发现这个重大主题——农民吃喝拉撒劳动循环的“三合一”本本呢？
这里，我仅仅将《社员劳动手册》上的记录拉出一张清单，免费为研究我国当代农村经济发展史的人提供第一手资料：
一个女知青下乡7年的创业史
时间
劳动天数
总工分
劳动日价值
劳动报酬
年
天
分
0.17元
8.56元
年
天
分
0.19元
15.20元
年
天
分
0.23元
25.65元
年
天
分
0.20元
24.42元
年
天
分
0.27元
17.06元
年
天
.5分
0.25元
20.86元
年
天
分
0.35元
31.75元
总计
6天
.分
平均0.24元
.50元
这张清单，不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是怎么也看不明白弄不清楚的。
话得从当年说起，毛主席说：“农业学大寨。”全国8亿农民都一齐念上了陈永贵的“经”。
我下乡的生产队学大寨的记工方法是，把一个青壮年的全劳力全天出满工记为10分，即一个劳动日，这是核算社员劳动报酬的基本单位。他们按性别把劳动力分为两大类，各类劳动力内部又分成4个等级，再按劳力的强弱定工分。男社员干一天依次是10、9、8、7分；女社员干一天则是7、6、5、4、分。
工业总产值越高效益越好。而生产队的工分却总数越多价值越低。用农民的话说，田里只出一个馍馍，工分越少，馍馍就分得多点儿，反之，发出成千上万个工分去分这块馍馍，这工分也就不值钱了。
这个死理，庄稼人清楚。所有的人都想把自己的工分尽量评高一点，把别人的工分尽量压低些。因此，生产队评起工分来，那严肃紧张的神情，紧抠细掂的态度，决不比今天知识分子评定职称时那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儿逊色。
川西平原，人多地少，一年两季。农村的“失业”现象比城市还严重，一年当中的1、2、3、6、7、8、这几个月基本没活儿干，偶尔有点农活儿，还不够队长的舅子老表干，一般农民都挤不上，知青就更轮不到你了。因此，一个女知青在那地方一年能干上半年的活儿，也算是了不起了。想多挣工分，还没门呢！
农闲时节，每每生产队有点零星活儿干，社员们就争着上，争得面红耳赤，直到打将起来。
每每生产队开过调整、评定工分的大会之后，升了级的自不必说，那吃了亏的，没赶上“车”的，便寻死觅活，“哭声直上九重霄！”
这工分是他们碗里舀的，锅里铲的，一句话——命根子。
知青下乡给农民带来的结果，就是给他们本来就清得翻波浪的稀饭再加一瓢水。所以说，上山下乡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更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史学博士刘小萌在其《中国知青史》中指出：上山下乡是场积弊丛生的运动，对知青是场强加的灾难，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消极后果。
下乡两个月后，生产队终于给我们3个女知青评定了工分：姐姐和另外一个女同学每天评4分，我每天评3分。
队长说，凭姐姐她们的个头儿，勉强算个女劳力最低等。而太矮小的我，只抵得上一个10来岁的小娃娃。
我干一天挣3分即打3折,——中国知青之最！
那年结算，每个劳动日值0.17元，也就是说，我累得头昏眼花心发慌地干了10多个小时下来，所得报酬仅折合人民币5分1厘钱。5分钱，现在你把它丢到马路边，叫花子也不会去躬腰捡！
下乡几个月后，公社召开了一次知青会。
书记对咱进行了一阵再教育后，开始了解知青生活劳动情况，以示关怀。轮到我们报评工分情况时，“3分、4分……”姐姐话还未完，知青们就哄堂大笑起来，笑过之后，大家又起哄，要书记去帮我们讨个公平。
几天以后，队长通知我们：“给你们每人加1分。”尾子上却甩出一句：“有事又到公社去告嘛！”
从此，我便进入最低档次的行列，每干一天评4分，增加了1分7厘钱的收入。
第一年，我共出工天，挣得分，折合50个劳动日，年终结算报酬为8.56元，毫无凝问，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年初，我姐姐突然得到一张招工通知，返回了蓉城。这次招工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和姐姐的“勤快”，在全公社是出了名的，招工的人一到公社，分管知青的干部一推荐就算数。
第一批上调的知青走了，众知青才回过神来，于是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返城”而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我没有任何门道，只好采取“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蛮干战术去挣表现了，有《十六字令》两首为证：
干
面朝黄土背朝天。
要吃饭，
就得拼命干！
干，
知青为了挣表现。
问上帝，
归途待何天？
这一干，硬是把个头儿干高了一截，由下乡时的公分长到了多公分，体重也增加了10公斤。队长高兴了，慷慨地给我加了1分，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半劳力，一天挣5分即打5折，从此也就一锤定音，再也没有变动过。
年，我共出工天，挣得分，每个劳动日价值0.23元，劳动报酬25.65元，区区小数，可也是第一年的3倍。人民公社，蒸蒸日上嘛！
年，我出工天，挣了分，创造了我7年农龄中最辉煌的纪录。
遗憾的是，这豁出去的结果并没给我带来效益。生产队的劳动日又贬值了，每个仅值两角。分粮食时，还该倒补生产队17.10元，我还是成了“倒找户”。
假使你去请一个小保姆到家中干活儿，到了年终，你不但不开工钱，还拿出一把算盘，“三下五去二”一拔，说她这一年干的活连饭钱都抵不够，叫她回家拿钱来倒找。那小保姆不跳起来骂你，不到劳动局去告你，不去找记者，找电视台来曝光才怪呢！而那时的我，却是一个典型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再加上一顶“黑五类”的帽子，根本不敢开腔。每逢分粮倒补钱，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去找妈妈要。否则，队长是决不会称米给我下锅的。
那时，我下乡已整整4年了。周围的知青都阴一个阳一个地溜了，而我呢，连一丁点儿走的希望也没有。一次到公社开会，我去找书记，他却对我说：“你们两姊妹走一个都算不错了，还有两姊妹连一个都没走脱的呢！”
我终于垮了，彻底地垮了。
年，我仅挣了分。
年，我倒找生产队26.61元。
年，我倒找生产队35.20元，因为这一年“丰收”了，全年居然分了斤谷子。分得多，当然也就“超支”得多，就得倒找更多的钱。这些给生产队倒找的凭据，至今都还在我的手上，准备日后把它献给中国知青博物馆。
如果说年我还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的话，那么到了年，我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当我在田间有气无力地挖土时，我时常用锄头把下颏撑起，仰望苍天：“问问问，哪一块天是我的天？”
要是我再不调走，可能就要由专业“倒找户”变成“五保户”了。
我的天！
漫长的赎罪之路
七月下旬的成都，烈日当空，万物焦灼。下午2点过，一辆人力平板三轮车载着一具尸体缓缓地行驶在老成彭公路的初端，一个叫崇义桥的路段……
这具用土白布裹着的尸体很长，人体的轮廓清楚可见。逝者大半截腿都悬空在车板末端的外面，直伸伸、硬邦邦的，有点儿叫人害怕。
这个车板上的逝者，就是我下乡插队处新都县新繁镇新农公社11大队农民村支书的儿子胡忠君，他才18岁，高大的身板足以证明他的健壮，偶然的一点点轻伤，却意外夺去他年轻的生命，真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19岁多的我和村支书各骑着自行车，默默地跟在这辆三轮车的后面，而那位默默地，蹬着有些沉重的车，挥汗如雨的男人，就是我年过半百的父亲。
这令人心酸的往事还得从头说起。
我下乡两三年后，周围的知青都这个单位那个企业的走了，可就是轮不到我。因为我的头上罩着一顶官方赋予的政治帽子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民间呢，就干脆直呼“黑五类狗崽子”。也就是当时所谓“成分”不好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等“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黑五类子女”。
由于我的父亲年参加了一个民国的什么组织，这就在政治上摊上了大事。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黑五类子女”就注定要遭遇到与自己父母同等的待遇和蹂躏。
那时，我在农村是很勤快的，不管评定的工分高低，只要生产队有事做，我都会下田。一次，我被村支书推荐到四川省化工研究所去工作。当村支书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后，我兴奋得通夜没合眼，随即给父母去了一封报喜信。尔后就是瓜兮兮地呆在生产队等了几天，总是不见招工通知。等的结果是知青朋友芳芳前来道别，说她被省化工研究所招去了。她说，这次新都县许多公社都分配了一两个名额，她和我不是一个公社的。我这才知道自己又被政审掉了。
事后得知，准备招我的名额却招了我们公社另一个成都女知青。因为村支书亲口对我说，当天他在公社开会，一位公社领导悄悄地把他叫到一间办公室说，有个招工指标分给我们大队。支书还给那个成都来的招工师父介绍了我的情况，并亲眼看见那个招工的把我的名字写在了本本上，说拿回去政审了再通知。
最典型的一次是我被推荐去大学当“工农兵”学员。小队、大队和公社层层折腾了好一阵子，被贫下中农又是考试，又是鉴定的，最后才知道根本不可能，完全是痴心妄想。有朋友出主意，叫我到新都县招生办去问问。我走了30几里路到新都街上东问西问的，结果连招办的门都没有找到。正徘徊在街头不知所措，竟碰到了我们公社革委会的一个副主任。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我赶忙上前央求他带我到招办。这个廖姓副主任却笑了笑，好半天才说，实话告诉你，这招生的政审比招工的还要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名额有限，我们公社根本没有分到。“唉，”他叹道，“小女子，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还有几十里呢！”
我眼里噙满泪水，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这个该诅咒的县城。
在农村苦干了七年，我被善良的村支书推荐到公社好几回，均因政审，无疾而终。招工招生的指标本身就非常有限，谁该走，谁该不走呢？僵持不下时，往往就拿“成分”来说事儿。倒霉的当然是黑狗崽子。这些铁的事实说明：国家政策把同样的知青娃娃划分成三六九等，在当时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现在看来却是匪夷所思！这完全是封建专制社会野蛮、落后、践踏人权的具体反映。于是，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便成为知青中最无希望的一族。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看上去冠冕堂皇的定调，本身就是“疑罪从有”，给人打上先天烙印，从血统上就给我们定了罪，并且只能默默地赎罪。那时有一句最流行的政治口号是：出身不好的人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和家庭彻底划清界限！倘若你要反抗，遇罗克的遭遇就是你的下场。他就写了一篇《出身论》来反抗被社会歧视，呐喊了几声，就被判处了死刑……我一个十几岁的弱女子，哪有“抛头颅，洒热血”的胆量啊！唯有默默的忍受，默默地赎罪。
在我上调回城被“出身”拒之门外的事情屡屡发生之后，妈妈就难免有所抱怨，怨我爸爸的政治问题把我们几姊妹连累了。每遇妈妈的微词，爸爸总是沉默不语，默默地忍受。而我呢？作为女儿，不好直接开口埋怨爸爸，但往往是以泪水在爸爸面前表示哀怨。
我骑着自行车边跟着走，边沉思，忽被爸爸的求助声打断。原来，那公路坑坑洼洼的，车板上的尸体被颠簸到边边上去了，如果一但失去重心，三轮车会侧翻的。我心中好畏惧，又别无选择，只好咬紧牙关，壮起胆子和村支书一起帮着爸爸将逝者抬到车板中间，再捆上一根绳子，又缓缓前行了。
一路上我们三人都默默地没有说话，我没有说话是因为心里五味杂陈，无话可说……
村支书没有说话，是因为他转瞬间就失去了儿子太伤心太悲痛……
我爸爸没有说话，是因为他用心地费力地蹬着有些沉重的车，就像多年来他在单位上班，特别小心谨慎，总是干活儿最多最好，以取悦领导和同事们，尽量不惹事生非，以减少对儿女们的不利影响一样。比如，爸爸除了本职工作，还在单位上义务承担了基层工资核算员，几十年如一日，从未拿过一分钱的报酬，从未错过一笔账，直到默默退休。
此时此刻，爸爸除了对这个农民支书的同情之外，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对儿女们的深深内疚，他希望能用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对下乡的女儿有所帮助，哪怕是搬运尸体也在所不辞，只要能赎罪就行。
我爸爸咋就摊上运送尸体这苦活儿了呢？
三天前，我正在田里干活儿，村支书突然来找到我说，他儿子高烧不退，得了重症，医院昏迷不醒，要我帮忙找车转院到成都去抢救。我立刻赶到新繁，托已经在新繁车站工作的知青朋友帮忙，包了一辆货运车，大家七手八脚地将病人抬上垫了几条麻布口袋的车厢里，火速地将他运到位于成都医院，被诊断为由脚趾小外伤感染引起的败血症，抢救两天后不幸去世。
医院帮着看守病人。爸爸听说后，医院探望，正巧遇到这桩事儿。
咋个办啊？送病人来包车花掉多元的运费都还欠着，现在人没了，难道还要再欠多元吗？多元在70年代对老百姓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数目了，何况还是一个农民家庭！怎样把去世的儿子弄回农村去？大家正一筹莫展时，我爸爸突然开口：“我去借辆平板三轮车，把他蹬回家。不等大家表态，爸爸转眼就消失在人流中……
一个多小时以后，爸爸果然蹬着一辆医院。于是，我们便踏上了运送尸体的回乡之路。
医院到成都北门梁家巷有10多公里的路，再从此地沿着老成彭公路到新繁镇，有26公里以上，新繁西街穿城而过至生产队又有10多公里，这漫漫的长路加起来足足有46公里以上的路程。
赤日炎炎，热气蒸腾，炎夏行人口渴难耐。我的爸爸为了自己的女儿，帮别人蹬着一具沉重的尸体，挥汗如雨，艰难地，默默地行驶在漫长的赎罪之路上……
好多年好多年以后，这个19世纪70年代夏天的心酸镜头仍然清晰地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常常使我泪流满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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