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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青白江区，人们往往以为那是一个因川化、成钢而于年才新建的工业区罢了，满打满算，历史充其量不过几十年。但是，行政辖区的划分或重置，并不意味着地域本身的人文历史及其脉络被抹去或割断。例如，青白江区与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就极其悠远漫长，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前后的北方丝绸之路（简称北丝路），甚至多年前古蜀时期的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这有纸质文献、地下考古、民间传说可以佐证。
南丝路·蜀身毒道——青白江与丝路渊源之一
谈到南北丝路，很多人都会不约而同的想到北方丝绸之路，继而才记起郑和下西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少有人知晓在祖国的大西南，还有一条神秘的驿栈古道，穿行于崇山峻岭、林海崖边，通向缅甸（谌离）、古印度（身毒）、阿富汗（大夏），继而远行南亚、中亚，再经由这些地方，走向遥远的古埃及、古巴比伦（伊拉克）、古希腊，乃至更为遥远的古罗马（西罗马）。这就是南方丝绸之路。运去的丝绸更不得了，丝绸等价于同重量的黄金。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早在商周时期丝绸织造就已达到相当水平，而四川就是当时中国丝绸的主要原产地。
竖立于成都文殊坊西大门牌坊侧的南方丝绸之路地标
但令很多人都想不到的是，南丝路竟然远比北丝路至少要早开辟好几个世纪。可是，即便在司马错率秦军灭巴蜀之后的两三百年的漫长岁月里，除蜀人外，竟然无人知晓南丝路的存在，甚至连伟大的丝绸之路开拓者张骞起初也没料到。要不是他心血来潮或受好奇心驱使，在西域大夏（今阿富汗）的繁华商街上闲逛，亲眼目睹到来自蜀地的两样产品，可能这条神秘古道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都还不为世人所知。这两样产品，一为筇杖，是一种产自四川邛崃山中的筇竹做成的手杖；再是蜀布，也即蜀锦，一种主要产自成都平原的丝织品。
当代权威丝路文化学者以为，古代中国的四大“丝绸之路”——南丝路、北丝路、草原丝路及海上丝路，是将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紧密联系起来的国际交通线。其中开通最早、线路最长、途经国家最多的交通大动脉是“南丝路”。南丝路早在中国商周时期——也即古蜀国鱼凫王朝时期（约多年前）业已开通。它以成都平原为起点，我们今天较熟悉的则是以广汉三星堆为起点南下，经青白江弥牟，过新都，到成都，去云南，入缅甸，抵印度，至阿富汗，直通中亚和西亚，又有几条支线抵达南海与中南半岛，织成了古代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的巨大交通网络。
神秘的“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平原为起点，通往南亚、中亚甚至西亚地中海地区以及更远的地方，是古代中国四大丝绸之路中开通最早、丝路最长、途径国家最多的国际交通线，而青白江弥牟镇则是重要节点。
笔者以为，在南丝路被张骞发现以及后来正式开“西南夷”置犍为郡（郡治今贵州省遵义市西），继而元鼎六年（前年）平“南夷”并设牂牁郡（贵州省且兰）等官方机构管理南丝路陕川滇段（即西安—成都—腾冲）之前，南丝路的起点一直都是成都平原。这一方面皆源于古蜀国都邑在频繁更迁，每一个都邑都曾扮演过南丝路起点的亮丽角色，而其中之一就有广汉三星堆；另一方面则由于成都平原地利之便。
三星堆出土的大批象牙、海贝，促使专家将考察的视野扩大到四川以南的云南乃至更远的印度，说明南丝路早在古蜀国鱼凫王朝时期（约多年前）业已开通，而青白江区与三星堆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其密切的程度令考古专家惊叹。
但南丝路在古蜀国境内的通道始终严格受到蜀国秘密控制，且秘而不宣，否则为何在秦灭蜀后的近两百年里，自秦惠王至汉武帝时期都不知悉呢？那时的蜀地商人们的经商贸易活动不但并没有因为蜀国灭亡而停止，反而一直秘密地奔忙劳碌于此道。这也进一步说明，无论是古蜀王廷，或是当时的蜀商们，俱视给他们带来巨大财富和经济繁荣的南丝路，为其经济命脉或财富之源。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英国历史学家戈·埃·哈威（G·E·Harvey）在《缅甸史》（记述缅甸从公元前二世纪起至年英国吞并缅甸止各个时期的历史）一书中得到明确的印证，他说，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以缅甸为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弥诺江（今亲敦江），经曼尼普尔，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同时，因有此商道也就可以彻底断绝经济上对中原的依赖度，也暗示了古蜀人的内心深处那是一百个不情愿被中原控制。而广汉三星堆在南丝路中的重大作用，可以从重大考古发现及当今国际学术界丰硕的研究成果确知：
其一，广汉三星堆乃古蜀国鱼凫王朝的都邑。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年5月至年5月的发掘报告》，三星堆不少于四万平方米，有着灿烂辉煌的遗址区文化层，分布范围就在城圈之内。加上两个祭祀坑内出土遗物的年代及其高贵规格来分析，这里当是一座古蜀国的王都遗址。而根据其出土的文物中有大量鱼和鱼鹰的雕像和图案，不少人认为，其当为传说中的鱼凫王朝时代。
其二，三星堆文化与南丝路关联紧密。
考古证据之一是三星堆出土的大批象牙、海贝、黄金制品以及许多与中原迥异的文化因素，促使一些专家将考察三星堆的视野，扩大到四川以南的云南以及云南以南的境外。据历史文献记载，能够出产大量象牙的地方，从未有史料指向过成都平原，既便有但其数量并不多，因而大量象牙不可能来自不盛产大象的成都本地。对盛产大象之地，《史记》等诸多史料都记载为“身毒”等地，而“身毒”指的就是古代印度。
同样，有关权威专家也认为，“三星堆出土的数千枚海贝中，数量最多的是一种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的白色齿贝。南亚次大陆地区的居民常用齿贝作为货币。三星堆出土的齿贝，大多背部磨平，形成穿孔，可见也是便于串系而用于货币交易。”从大象盛产之地的考证，到来自印度洋的海贝，在学界看来，这恰是古蜀人在三四千年前就展开对外交流的直接证据。这比起汉文史书的相关记载，足足早了一千多年。
考古证据之二是三星堆出土的黄金权杖、黄金面具等，都是与中亚、南亚文明交流的结果。黄金权杖、黄金面具，在文化形式和风格上不同于同时期中国其它地区的文化形式。那它们从何而来呢？它们应该来自古代近东文明。据权威考古学者认为：“在公元前四千年前，美索不达米亚还使用权杖标志神权和王权。用权杖标志权力，根源在美索不达米亚，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论和定论。至于黄金面罩文化，最著名的就是埃及图坦卡蒙王陵的葬殓面具。此外，叙利亚毕布勒神庙地面下发现的一尊青铜雕像，也覆盖着金箔。同时，三星堆青铜面具高鼻深目的特征以及庄严肃穆的艺术风格，也与西亚雕像风格接近。黄金权杖、黄金面具以及古蜀青铜雕像等文化形式在商代中国的其它任何文化区都绝无发现，因而三星堆出土的这些器物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之后，再结合自身文化传统改造创新而成。”
年1月28日，四川考古又传喜讯，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发布三星堆考古最新成果：“经5年连续发掘，终于找到三星堆古城北城墙，确定古城范围，并找到极可能属于古蜀国宫城的区域。……宣布三星堆文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早期近两千年里一直相当繁荣，这一发现足以改写古蜀文明历史。”改写古蜀文明历史的三星堆文化，是中国西南地区向周边辐射、多元文化交汇的重要驿站，已成为今天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
而青白江区恰恰与三星堆有着紧密的历史渊源。就青白江区历史沿革脉络而言，我区行政辖区的形成，其地域是分别剥离原新都区的弥牟和老金堂的城厢区、太平区组合而成。这些地方在古蜀时期皆为古蜀国辖地，两汉至两宋时又辖属广汉郡（或汉州府），因而彼此的历史渊源极为悠远绵长。至于青白江区和南丝路的关系，三星堆是其中一个重要历史连接关系点。而直接历史关系点，则是我区的弥牟镇和大弯街道。与南丝路密切的程度，令在此发掘考古的专家学者惊叹，最近几年的我区考古成果也印证了这一必然关系且源远流长的内在逻辑链。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详细阐述。
北丝路·秦蜀古道——青白江与丝路渊源之二
众所周知，自鱼凫氏正式建立古蜀王国伊始，成都平原便为古蜀国所辖。到公元前四世纪，古蜀开明王九世杜尚将王都从广都（今双流县）樊乡迁至成都（今金沙遗址一带），直至蜀亡止。
三星堆出土的象征王权的黄金权杖，在中国商代的其他任何文化区都绝无发现。
三星堆出土发现的海贝。
今天我们立足于人文历史层面考量，无论北丝路，或是南丝路，张骞这个人肯定不能抹去，因为无论是多么久远传奇的神话，还是史家笔下的真实文字，都代替不了张骞将南北丝路连接起来的历史功绩。但是，在张骞之前，已经有人将南北丝路打通连接起来，这人就是古蜀国开明王朝的最后一位国君——杜芦。
（一）秦蜀古道：连接南北丝路的川陕段
秦蜀古道，是二千多年前巴蜀地区通往中原的一条重要道路，同时也是真正使南北丝路发生关系的连接二者的重要交通干道。它南起成都、新都、青白江，过广汉、德阳、梓潼、小剑山，经广元而出川，穿秦岭，出斜谷，直通八百里秦川。其中在四川境内的主干道被称为“金牛道”。金牛道的来历与古蜀国开明王朝的最后一位国君杜芦有关。他打通此道的目的是为了接受秦惠王赠送的能屙黄金的神奇的石牛，这牛被蜀人称为“金牛”，被开通的自陕南边境至川内成都的这段，史家称之为“金牛道”，又称“金牛古驿道”，至今成都北门于此道迎“金牛”的这个区被称作“金牛区”也因此而来。公元前年，秦相张仪、秦将司马错率领数万秦军沿此道顺势入川，蜀亡。这就是著名的“石牛粪金，五丁开道”历史故事。“金牛道”是秦蜀古道的川内段，但是在川外又不一样，其道共有五条，而且都是极为险峻陡峭的栈道。分别为连云栈道、陈仓道、傥骆道、褒斜道、子午道，在此不作多述。
（二）新旧川陕公路：秦蜀古道的变迁
岁月长河，白云苍狗。历经两千多年的秦蜀古道，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全民抗战爆发在即，为打通川陕大动脉支援前方抗战，陕西汉中急需向北向南打开一条通衢大道。从年9月起，历时6年，于年终于通车，随即成为了陕西甚至宁夏、甘肃入川至重庆、成都的一条重要通道——川陕公路，俗称老川陕公路。
它“起自陕西省宝鸡市，自七盘关入川，经广元、剑阁、梓潼、绵阳、德阳、广汉、青白江、新都，止于成都，全长公里。该路是四川通往北方的主要公路干线。是在年动工修筑、年形成碎石路面的成绵（成都至绵阳）马路的基础上逐步改建而成的。年，该路自绵阳延至宝鸡，改今名。抗日战争期间，曾进行过一些桥涵加固，路面翻修，但直到年，仍是一条路况低劣的公路。解放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对该路不断改建～年，省交通厅投资，省公路养护处负责施工，逐段改造成黑色路面，路宽7～7.5米，路面标准为次高级，所有桥、洞、涵全部改建为永久性桥涵。改建后，区内路段最小平曲线半径为米，最大纵坡为3%，达到三级公路标准”（年版《青白江区地方志·交通公路》）。
著名的“金牛古驿道”是古蜀道（全称秦蜀古道）的重要一段，途经青白江，直通八百里秦川，将南、北两条丝路连接起来。
老川陕公路从青白江区西北方向穿过，向上北接广汉、德阳，途经青白江区火车站，向南经弥牟镇主街，于镇中心折了两折，一折向南，再折向西，沿大致西南走向，穿镇而过，拐出镇的老川陕路，复南去新都，抵成都北门。然而，年在修老川陕公路从成都至梓潼的弥牟段时，当时的民工在弥牟镇郊曾挖出数以万计的累累白骨，一时间，震撼西蜀，由于当时受考古技术和客观条件限制，学界误以为又是张献忠搞出来的“万人坑”而没在意，这件事还被省城的曲艺名人编排成了说书和快板，在茶肆、梨园中说唱，可事儿如沙滩写字潮抹无痕。
后来，在上世纪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在弥牟镇上搞基建时，又惊现数万具遗骨，那些尸骨，大都无头、断臂、缺腿，再次轰动巴蜀，惊动中国考古界、史学界。历史终于从尘封的记忆深处被唤醒。学者们惊叹之余，意识到原来宋朝史学大家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中提到并用如椽史笔描述的多达13万余人参加的那场战争——“弥牟之战”，是真真实实的存在，也意识到——弥牟，这里曾是多年前的古战场遗址。对于此战，伟人毛泽东主席于年曾有六字评论：“守者智，攻者愚。”其惨烈程度早已远远出离了人们想象，所谓的血雨腥风，血流成河，杀人如麻，等等，一旦面对历史真相或事实，任何文字词藻的堆砌形容，漂亮语言的精巧描述，都显得苍白失血、甚或无奈……
这就是秦蜀古道演变成川陕公路的由来。今天，新川陕公路则指现在的国道线，这是我区与丝路有关的第五条道路，当地俗称“大件路”，它从弥牟镇旁的东边经过，笔直的八车道公路，迈着四平八稳的四方步似的直达省城，其吞吐量远比两车道的旧川陕公路更大了。自然，老川陕公路有些路段也还在，不过作为官道已被废弃经年了……
清末民初蜀地著名画家马骀（字企周）的《蜀栈连云图》。古蜀道历史悠久，至今已有年以上历史，是保存至今人类最早的大型交通遗存之一，比著名的古罗马大道还要早一千年，并且将南北两条丝路串连起来。青白江是古蜀道重要的驿站，与南北两条丝路都有着特殊的渊源。
弥牟三星村——青白江与丝路渊源之三
自新中国于年10月建立至今，青白江区境内的地下考古成果斐然，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其考古发掘与我区经济发展成正比关系向前推进，包家梁子汉墓群、弥牟镇汉墓群、成都二绕战国古墓群等筹，陆陆续续浮出水面。近几年，青白江区的地下考古的步伐明显提速，更重大的发现呈现在我们眼前。
在本世纪谱写中国崛起复兴开局的开篇新章之际，在青白江区的两次重大考古成果为我们带来了欣喜：一是弥牟镇三星村商周时期大型聚落遗址，二是大弯街道双元村春秋战国时期船棺墓葬群，这两大遗址反映了古蜀文明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期间的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的变迁，揭秘了古蜀人的心智发育、成长状况、医疗条件、生活水准、时尚趋向以及葬俗祭祀情况。那些精美玉石器、陶器、青铜器等随葬品，反映了古蜀地区史前时期由野蛮到文明时代的曲折历程……
所谓三星堆文化，指分布于成都平原的以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二至四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其时间段处在华夏文明第二个朝代的商代时期。它标志着古蜀鱼凫王朝时代已经跨进了具有城邦国家文化特征的，并拥有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古代蜀文明，距今至少年。根据中外学术界关于文明时代的界定，城市、文字（符号）、金属器，是文明社会形成的三大物质文化要素。
这些对于三星堆文化都已具足，而且在三星堆遗址中还出现大量的“祀玉”。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杨占风先生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指出“‘祀玉’是神权统治的象征，表明古蜀社会发展发生了转折，由世俗社会转向了神权社会……”（《成都平原史前玉器——从弥牟三星村遗址出土玉器说起》），这更充分证明，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国都邑，已经迈入了以神权统治为特征的城邦国家文明。而“在（弥牟三星村商周遗址）已发掘的5个文化堆积层中，第3、第4层为三星堆文化层……”（陈西平语），说明青白江弥牟三星村商周遗址就是三星堆文化的遗存。
所谓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迄今为止能追溯到的最早的古蜀文化源头，指分布在成都平原上的以新津宝墩村、都江堰芒城村、崇州双河村和紫竹村等8座史前遗址群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距今～年。当时古人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也能制作陶器，主要以绳纹花边陶、敞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地尊为标志。它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在宝墩文化各遗址中虽没有“祀玉”，却有“工玉”、“葬玉”。“‘工玉’还未注重玉器的社会属性，且玉佩饰不发达。‘葬玉’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是社会等级差别加深的表现，世俗权力占据社会的主导”（杨占风：同上），“在（弥牟三星村商周遗址）已发掘的5个文化堆积层中……第5层为宝墩文化层”（陈西平语）。而作为财富和社会地位象征的“葬玉”，不仅在宝墩文化遗址群里出现，更在弥牟三星村商周遗址中发现了，尤其二者在墓葬中都有死者以10岁左右的少幼者居多的共同现象。
青白江三星村遗址发现一座距今年左右的男女合葬幕。该遗址是介于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古蜀过渡时期的文明形态。
弥牟三星村商周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弥牟镇三星村六组。年11月，由于成绵乐城际铁路将从年已经发掘的这片遗址上穿过，为避免文物损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对该遗址进行再次发掘。经过3个多月的作业，该院于年3月22日正式公布，在青白江区三星村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商周大型聚落遗址，其区域面积约平方米，距今约有多年（即～年）的历史，现场发掘的灰坑、房址、墓葬、石器，无一不在证明这里的历史悠久。
另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告知：在已经发掘的近平方米范围内，一方面发现了30多个商周时期人们丢弃垃圾的灰坑，里面埋藏着当时人们用过的陶器的碎片；再有经过清理发掘出一间古屋基地，一间面积仅9平方米的房屋的基槽和柱洞清晰可见，显示了那时候的上古先民住着用木头搭架，泥巴糊墙的房屋。这些揭示了宝墩文化和弥牟三星村商周遗址是连续的，亦即后者乃前者发展的延伸。另一方面它包含了三星堆文化层和宝墩文化层。从出土的大量陶片可以看出，有小平底罐、高柄豆、敛口罐、器盖、圈足器等器型，是典型的三星堆文化遗存。
而那些绳纹花边口沿罐、喇叭口高领罐、尊形器、镂空圈足器等器形的陶器，则展现出明显的宝墩文化遗存风格；此外，出土的石器均为磨制，做工精美，有锛、斧、凿、矛、刀等，用于生产的石斧、石凿、石锛、石矛和石刀打磨得非常精细、锋利，均是当时先民的生产生活用具。其中一件象牙色的陶器——一截断了勺子的鸟头状灰白陶制勺柄，上面刻画的弯曲线条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上面的线条相似。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陈西平说：“这个鸟头纹饰与三星堆文化一模一样。”这说明三星堆文明是承接弥牟三星村商周遗址文明的延续。由此足见，弥牟三星村商周遗址，是介于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古蜀过渡时期的文明形态。其遗存丰富、遗物众多，对建构和完善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意义重大，对研究成都平原先秦居民的丧葬习俗、社会婚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对此，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刘雨茂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认为，青白江区“三星村商周遗址的发现，将青白江和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联系到了一起”。早在～年前青白江区境内，就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生活劳作。有趣的是，有考古证据进一步深度显示，以我区弥牟、大弯、华严为中心辐射的区域，并没有因为后来蜀王废弃三星堆都邑迁移成都金沙遗址而被遗弃，相反，我区西北部一直倍受后世历代蜀王家族的格外青睐，继弥牟三星村之后，蜀王家族又瞧上了它——大弯双元村。
大弯双元村——青白江与丝路渊源之四
青白江船棺墓葬群，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街道双元村，规模为近年来罕见，年代跨度多年，从春秋晚期延续至战国中晚期。此次的考古发掘始于年3月，为建设一处物流园，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街道双元村开展前期例行的考古勘探，经过近一年的考古发掘，已发掘出多座春秋至战国时期的船棺墓群墓葬。多数墓葬成组分布，有的两座一组，有的三座一组，也有十多座一组的。
墓坑大部分为南北向，少量为东西向，大部分墓葬葬具为船棺。其中最大的一座M号墓位于中间地带，漆黑厚重的船棺躺在两米多深的墓坑内，可以清晰看出棺身连同棺盖是由整段古木制成。墓坑深达2.3米，船棺长6.1米，宽1米，棺内出土器物数量最多、等级最高，属于墓群中的“棺王”。船棺的周围还均匀地抹着厚厚一层用于密封的青膏泥，里面保存有漆木器和铜印章，和年成都商业街出土的船棺同类器物特征很相似。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陈云洪研究员推测，“这应该是整个墓地中身份比较尊贵的贵族”。
对于双元村船棺墓葬的发掘价值，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刘雨茂认为：“过去成都周边地区发现的船棺葬多为战国时期，春秋时期极少，此次发掘填补了这一空白。”但是笔者于此须指出，船棺葬方式，它仅仅是三星堆文化时期及之后才出现的古蜀墓葬形式，而在早期的古蜀文明——宝墩文化时期没有这一墓葬形式，我区弥牟三星村文化遗址也佐证支撑了笔者这一观点。
这次出土的随葬品中有大量的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玉石器。其中，陶器、漆木器、玉石器，出土了8枚印章，40余件器形精美、色彩亮丽的漆木器，以及余件陶器，在部分器具中还发现稻、瓜籽、桃核农作物；青铜器出土方面，其数量多达余件，包括鼎、壶、敦、鍪(móu)，戈、钺(yuè)、剑、矛，斤、凿、锯、削等保存完整、纹饰精美的兵器、容器、工具、饰件，品种多样、琳琅满目，形制优美、花纹绚丽，精致小巧、富有品味，让人领略到古蜀文明的丰富多彩。其中一件青铜盏，盖、身大部分饰蟠螭纹，捉手、器耳、器足采用透雕、浮雕工艺，精美异常，可见当时制造工艺的精湛。另有两件青铜戈，戈身上分别绘有精致的龙纹、虎纹浮雕，活脱脱一个“龙虎斗”。还有一套约4厘米长、颇为精制的各式铜削刀等小微器具。这次出土青铜器的纹饰大部分为巴蜀文化中的常见纹饰，包括蝉纹、虎纹、龙纹、手心纹、巴蜀图语等。
青白江大弯街道双元村船棺墓葬群，将青白江与古蜀国开明王朝的蜀王家族联系到了一起，使青白江区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
从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葬、青白江双元村春秋战国墓群，到蒲江战国船棺墓群，由此从商周时期至战国晚期的古蜀文明的形成序列环环相扣、彼此独立又紧密关联的一条内在逻辑链被清晰地勾勒出来，为研究古代巴蜀地区的历史文化、生活丧葬习俗，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交融等提供了重要研究资料。上次青白江区三星村商周遗址的发现，将青白江与古蜀国鱼凫王朝的蜀王家族联系到了一起，使我区人文历史又前推了多年。而这次双元村春秋战国时期墓葬群的发现，则将青白江与古蜀国开明王朝的蜀王家族联系到了一起，使我区历史脉络更加清晰。两者相加，足见青白江区的历史文化不仅丰富厚重而且悠远绵长，远远超过了原辖属的新都、老金堂两地……
丝路在青白江的路径寻迹
（一）北丝路在青白江的路径寻迹
北丝路，国际版的起点是长安（今西安）。但是，对于国内而言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西安仅仅是古代中国人离别中原的最后一个地理交汇节点，也是去西域、前往更远的西方诸国的第一大重要枢纽。历史上，每一个中国人从他自己出发的那个地方——他的故乡，开始他千里万里的丝路行走，那他的故乡就是他的丝路起点。基于这一认识，学者所谓的北丝路及其起点，那是站在中国的中原地域来命名的。当我们站在四川盆地腹地的成都平原而审视的时候，成都平原就是北丝路的起点。
由成都平原去北丝路枢纽之地西安的道路是秦蜀古道。在蜀地部分即“金牛古道”。它的具体途径由南而北依序为：成都—→新都（之三河场、天回镇、桂湖镇）—→青白江之弥牟镇—→广汉（之向阳场、雒城、连山镇、松林镇）—→德阳（之白马关、罗县）—→南充（之阆中）—→广元、剑阁出川，入秦岭—→西安—→敦煌—→玉门关而至西域，再往西去……
大弯街道双元村发掘出的珍贵文物。
从公元前年起率秦军入川的秦相张仪、大将司马错第一次出现在此古道伊始，两千多年的古道上便走来了无数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文化名人，刘邦，萧何，司马相如，张骞，王之焕，刘备，诸葛亮，张飞，黄忠，魏延，赵云，马超，庞统，张钟瑶，李隆基，李儇，杜甫，王勃，刘禹锡，李商隐，王建，韦庄，孟知祥，董璋，苏轼，赵抃，文同，程灏，程颐，谢湜，谢潜，陆游，马可·波罗，杨慎，杜铭，敖选，李佶，费密，王士禛，魏长生，岳钟琪，张吾瑾，曾国藩，王懿荣，何元普，许世亨，虎彦章，马建廷，周骏，彭家珍，刘继曾，曾道，马祝东，东克猷，虎世文，彭鸿章，余锦源……他们都在这条金牛古道上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足迹。尤其据史载，公元前年，秦相张仪、大将军司马错率领的秦国铁甲兵团，夺白马关后，如海潮般涌入成都平原，一路马踏而来，闯进广汉地面，继而向新都驰奔而去，但经过弥牟镇地面时，所经之地点，则是位于镇西北角三四里的古道上。
千年的岁月风沙吹过，一个个伟岸诗意的名字留下来，历代大诗人、文豪和权贵都曾在金牛古道的弥牟驿停留歇息，或者闻弥牟诸葛“旱八阵”而动容。曾在汉州通判职任上待了近四年的南宋首席大诗人陆游便在“旱八阵”久久驻足，在弥牟驿上逗留了至少两三天，拜谒了弥牟武侯庙，寻访了弥陀院（旧址即今弥牟小学），再加上后来在镇西郊一带打猎写的诗，他为弥牟镇留下了七首诗作，即：《弥牟镇驿舍小酌》《游弥牟镇菩提院》《谒诸葛丞相祠》《九月十日如汉州小猎于新都弥牟镇之间投宿民家》《猎罢夜饮独孤生·三首》。其中《九月十日如汉州小猎于新都弥牟镇之间投宿民家》一诗中，不仅诗题中提到了弥牟，甚至在诗的内容里也具体地点到了与弥牟镇有关的昔日名胜古迹和大致的地理方位，例如：高岗（即旱八阵中高达三米的土垒），武侯祠（在现八阵遗址南侧，民国时改为弥牟小学，已不存），稚子墓（位于新都与弥牟交界处我区一侧，稚子即东汉循吏名臣王涣的字，镇中曾有王氏园一座，均已不存），诗中提到的“江云”之“江”即特指清白江，全诗如下：
适从邛州归，又作汉州去。天低惨欲雪，游子悲岁莫。
十年辞京国，匹马厌道路。野火炎高岗，江云暗空戍。
角弓寒始劲，霜鹘饥更怒。邂逅成小猎，尺棰聊指呼。
北连武侯祠，南并稚子墓。合围蹙穷鹿，设伏截狡兔。
壮哉带箭雉，耿介死不顾。吾宁暴天物，战法因得寓。
黄昏过民家，休马燎裘裤。割鲜盛燔炙，毛血洒庭户。
老姥亦复奇，番扫邀我驻。丈夫倘未死，千金酬此遇。
青白江弥牟镇是诸葛亮“八阵图”的重要遗存之地，被称为“旱八阵”。据文献记载共有垒，周围步。民国初年尚存47垒，图为民国时期弥牟“旱八阵”旧照。
（二）南丝路在青白江的路径觅踪
古代中国在西南方向对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流，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它是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同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及欧洲地中海地区文明交流互动的载体。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特聘首席教授段渝说：“南方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贸易通道，它实际上是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同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等地各文明之间碰撞、交流、互动的重要纽带，是欧亚大陆相互影响、促进发展的文明载体，对欧亚文明的发展和繁荣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古代中国与欧亚文明关系的发展又对南方丝绸之路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显丹说：“通过对越南冯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牙璋研究，并根据其形式和加工工艺，初步认为越南冯源文化中的牙璋深受古蜀文化的影响。不仅是玉器，在越南发现的陶高柄豆也深受古蜀文化的影响。在河内发现的蜀式青铜戈也证实了古蜀文化在越南的存在。由此可以认为至迟在公元前十四纪前，古蜀人中的一支已来到越南，而不是文献记载的‘秦汉之际’”（（《年9月：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部分）·浅析古蜀玉器传入越南的时间》）。
“相传大约公元年，一个日本考察队成功地掳走了一些桑蚕卵和四名掌握这项技术的中国女子。这些女子被迫教授俘获她们之人养殖桑蚕的技术。到了公元八世纪和九世纪，养蚕技术通过频繁外交的交换而更大规模地被引进到了日本。与此同时，阿拉伯人也开始生产丝绸。”（吴学军：《丝绸剥茧抽丝的华丽发明》/北京日报）
南宋大诗人陆游在青白江弥牟古驿留下了至少七首诗作，例如《猎罢夜饮示孤生三首》是他最重要的爱国诗篇之一。诗中也写到了弥牟昔日名胜古迹，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他的行迹路线，也是一条千年古道。
研究南丝路历史的中外学者普遍都有一个共识，南丝路的开创者是上古时期的古蜀国的商人们。至于南丝路的起点，则随着古蜀国都邑的不断迁址有多个，如青白江三星村，郫邑（郫县）、广都（双流）、广汉三星堆、青白江双元村、新都、双流、成都，等等，因此当代文化学者都认为，准确的南丝路起点应是广袤的成都平原腹地。但是，有一点却很明确，南丝路最早的第一个起点是广汉三星堆，因之前的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并没有相关的文物出土过，而之后则在古蜀诸遗址中挖掘出大量的相关文物。如我区的弥牟三星村和大弯双元村，便是如此，两村的古蜀文明遗址中都有与南丝路相关的数量不少的出土文物出现，因此大量的与南丝路有关的考古实物证明，青白江区是南丝路的起点之一，这也是勿庸置疑的事实。
其实在古代的各府州县又各自有不同的古道。昔日，通往我区的南丝路另有千年以上的两条古道：
1、大川北道：这“是四川开辟最早的一条出川驿道干线，也是历代自中原进入康藏的唯一通道。该路自西向东横贯区境北部；跨越今弥牟、华严、大弯、景峰，城厢、绣水、玉虹7个乡缜，区内路段长18.7公里”（年《青白江区志》载）。其途径具体如下：由德阳（之白马关）—→……—→金堂县（之大云顶山→三学山→赵镇→）—→青白江区：玉虹（蓝家店）→城厢→绣水→景峰（今大同）→大弯（今大弯街道）→华严（今红阳街道）→弥牟（唐家寺）—→新都（桂湖镇）—→成都（将军碑；今成都动物园左侧）—→雅安—→康藏—→尼泊尔—→印度。
史载：清果亲王允礼于雍正十二年赴泰宁送达赖喇嘛回西藏，走的便是此道。途经弥牟时并留下诗一首咏八阵图。此前南宋大诗人陆游曾沿此道，由汉州雒城出发，经杨柳南下，至玉虹乡治（旧名蓝家店），折东去了今十五里村一带打猎，大川北大道正穿过十五里村，但陆游于诗中却言十八里，笔者疑为宋代的数量单位与今天不同，即一里之数要比今天短些。同样诗人把这次的狩猎经历的情形记录下来，原诗题下有一句注释甚为珍贵——“升庵注疑即今蓝家店以东也”，说明就是青白江的玉虹乡治（旧名蓝家店）。其诗《自广汉归宿十八里草市》如下：
月黑叩店门，灯青坐床箦。
饭粗杂沙土，菜瘦等草棘。
泰然均一饱，未觉异玉食。
我岂儿女哉，口腹为怨德。
古人耻怀禄，不仕当力穡，
从今扶犁手，终老谢翰墨。
果亲王允礼是清朝雍正帝的十七弟，于雍正十二年奉命经理七世达赖喇嘛入藏，曾路过青白江弥牟镇，并留下一首八阵图诗。图为北京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允礼像》（郎世宁绘），图册上有国亲王允礼自提一段：“我行西南驰驱万里，蜀道既平笮马孔驶，圣德广覃天威尺咫，靡及有怀瞻望无已。”
陆游狩猎十五里村，还造访过城厢镇北门外的茶花店，之后的宋元明清历代县吏都在其狩猎敭脚处竖碑铭记，并列为老金堂县之名胜，是碑至民国时期仍在，不过是无人问津的残碑矣，民国邑人李渭清（疑清末举人）曾撰有一首七绝叙述此事。该处经笔者多次走访考证，可确定旧址当在今天的大唐蓉和·贵和科技农业公园一带。又，陆游还去过绣水乡一带的旧名“沈氏竹园”处，其址在今绣水乡沿沱村的沈家大院，有其诗作《自汉州之金堂过沈氏竹园坐间小憩微雨》为证，我们得感谢那场“微雨”的诗意诗情。
2、小川北道：“起自大川北路的将军碑（今成都动物园左侧），由新都县泰兴入区境，经日新乡（红瓦店）、姚渡乡入金堂县杨柳乡至赵镇，是成都通往川北的一条驿道支线。区内路段长13公里。”（年区志载）其途径具体如下：—→由德阳（白马关）—→广汉（之松林、连山）—→金堂县（之大云顶山→三学山→赵镇→杨柳乡）—→青白江区：玉虹（蓝家店）→城厢（从东门傍过）→姚渡→日新（红瓦店）—→新都（泰兴）—→成都（将军碑；今成都动物园左侧）—→攀枝花—→贵—→滇—→缅甸—→……
史载：唐代大诗人王勃、李商隐行走此道至成都，而王勃则继续南下，先入贵，后进滇，溺亡滇池，没能实现到缅甸看望任县吏的父亲；另，一则发生在民国的一段往事也与此道关联。民国五年（年），四川商会总会长樊孔周为盐商的利益得罪了四川督军刘存厚。当年七月，樊孔周和商会会董董炳南由重庆回蓉，取道小川北道经乐至，被刘存厚的团长张鹏午刺死在乐至的施家坝。成都商会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许多人痛哭失声。那时民国四川两大怪人之一的刘师亮在成都开爿浴室，是水帮会董。他慷慨激昂地在讲话中痛斥刘存厚，还当场贴出挽联：“樊孔周周身是孔，刘存厚厚脸犹存。”此联用拆词法追悼樊孔周，痛斥刘存厚，寄托了他哀愤交加的情感。
在南丝路上，除了上古蜀商以及伴随他们的蜀马行走在古道之上外，真正大量出现在这条神秘古道上的人群，那就是汉武帝初年，唐蒙、司马相如受汉武帝派遣开发“西南夷”，置犍为郡，并遣使者至邛都（今西昌一带）、榨（今汉源一带）、冉琥（今茂县）诸部内；继而是元狩元年（前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派出四支探索队伍，分别从四川的成都和宜宾出发，向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前进。最后的目的地都是身毒。四路使者各行约一、二千里，分别受阻于氐、榨（四川西南）和禹、昆明（云南大理一带）少数民族地区，未能继续前进，先后返回。这次却标志着由汉朝廷经营的南丝路官道正式开通。不过，等到我们的老乡出现在这条古老官道上，那还得等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他就是清代的许世亨。而在他之前已经有两位老熟人先去过了，一是终生贬谪云南的杨慎，一是命归金川的岳钟琪。许世亨沿南丝路从贵入滇，由威宁总兵调任腾冲总兵，清制总兵为正二品，他在任上呆了三年余，因父丁忧返乡，而跟随他的新都、青白江弥牟两地的两千回回子弟兵却留在了腾冲，因此云南还有我们唐家寺的回族老乡的裔孙，真是——“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
落日弥牟道，霜风古战场。
青天回玉垒，远树出华阳。
陆海三都阔，雄图八阵荒。
卧龙虚故迹，驻马惜降王。
此诗为清代康熙年间文坛泰斗王士祯的诗作《弥牟道中望八阵图遗址》，写于康熙早年时候，他第二次入川任云贵川乡试科举主考官走金牛古驿道，途经弥牟镇时而作。此诗气势磅礴，雄浑迭宕，如交响乐一般，有着强大气场！逝岁如梭，光阴荏苒。当前，我区正处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最前沿阵地之一的“丝路新港”，正处在加快建设“内陆亚欧门户、国际化青白江”，着力谋篇开局“一港三城多个特色镇”的蓬勃建设的新征程中。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笔者力图通过本文为“丝路新港”溯源其厚重绵长的历史文化根脉，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古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打造青白江历史文化名片，建设开放包容的现代文明之新青白江，全面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凝聚力、创造力，为增强我区的文化自信、历史自信寻找内生动力支撑，为助力青白江经济繁荣、文化发展添彩，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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