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马
东经°16′28′′北纬30°33′23′′对应着的浅丘，是成都平原的龙脉之所在。3月30日午后，阳光朗照，我驱车辗转来到这里——龙泉驿区十陵街道大梁村，在距明蜀王陵不到两公里的明蜀新村内，终于找到了此次田野考察的目标：一棵编号为“”的名木古树。
这是一棵皂角树，诞生于公元年，今年三百六十岁，正合于周天之数。残肢断臂处，萌发出几许新芽，像一位垂垂老者，于大病初愈后舒展出平静的笑容。
为我当向导的护林员老李说，这棵树原来长在成洛大道边，因修建和改扩成洛大道，先后两次被移栽，很多枝桠都被锯掉了。
时值正午，小区另一头是一所幼稚园，孩子们正在午睡，居民们正在家中忙着准备午饭。
跟弗雷泽的《金枝》中那棵被称为“森林之王”的橡树相似，它像一枚密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为我展示一幅宏大的卷轴，也像一只球面镜，以度的视角，打开一幅全息的历史景观。
公元年，农历丁酉年，即这棵树诞生的那一年，孙可望与李定国——张献忠的两位义子——遵照其遗嘱归附南明政权后发生争权，孙可望失利降清，引清军进入四川、云南和贵州。在此之前的年，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坡太阳溪与清军遭遇，中箭而死。孙李之争，使本就苟延残喘的南明小朝廷进一步向着宿命的深渊下坠，再无翻转的可能。及至永历帝南奔缅甸被执，遭吴三桂用弓弦勒死在昆明篦子坡金蝉寺。天不佑明，终成绝唱，成为反清志士几百年来槌心泣血之痛。
年7月，我去昆明陆军讲武堂和云南大学时，曾特意前往凭吊。蔡锷将军以“三迤士民”名义所立的“明永历帝殉国处”石碑，在云贵高原强烈的日光照射下，显得格外沉重而苍凉。
南明永历帝殉国处石碑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事略，《蜀碧》《后鉴录》《客滇述》《圣教入川记》等多有记述。《蜀碧》详细罗列了“张献忠屠蜀”的种种史料及传闻，是研究张献忠入川活动的最权威的史料。《圣教入川记》则称“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地方，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载。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掳，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认为当时四川人口锐减是因为明末清初连年战争所致。
到公元年，即康熙二十四年，吴三桂叛乱平定之后，官方户口登记显示四川仅有丁。按康熙二十四年王骘《条陈太和殿采运楠木疏》所言:“以通省之户口总计之，仍不过一万八千九十余丁，是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此处的“丁”数，应指成年丁壮人数。如果以一户五口计算，当时四川的在籍人口约余人，不到外省一个县的人口。四川遭受兵祸之烈，只能用“生灵涂炭”来形容。
为恢复四川人口，公元年，康熙皇帝颁布《入籍四川例》，规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在清政府的推动与土地的诱惑下，毗邻的湖广人抢先入川，占有了成都周边良田沃土，到迁徙路线相对较远的广东、福建等地客家人入川时，仅有诸如东山等丘陵地带可供选择了。客家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在此繁衍，聚居，形成了成都市独特的客家文化。这种移民入川之势前后持续了多年，使四川人口迅速增加到多万，直到乾隆末年才渐趋停息。
关于张献忠之死，王源鲁在《小腆纪传》中记载：张献忠死后，其部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清军“求得发而斩之，枭其首于成都”。
时至今日，彭山江口沉银挖掘的新闻，再次唤起了人们对这位三百多年前一代枭雄的好奇。
大西政权钱币
我无法想像，当年是谁，在什么情况下，把这棵皂角树种在这片浅丘上，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棵大树，像一枚粗壮结实的爪钉，牢牢地抓住这片紫色的土地。
东山丘陵跟整个成都平原保持着气候上的一致性，这里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气候温和。经过人类和自然的双重筛选，在这片海拔—米的丘陵地带，生长的主要有柏树、马尾松、桤木、青冈树、桉树、千丈树、香樟、楠木、女贞、刺槐、榆树、枫杨树、油桐、核桃、棕榈、桑树等用材和经济类树种。
跟它们相比，皂角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虽然不能像庄子那样“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但我似乎可以聆听它的沉默。抱着它粗砺的皮壳，抚摸它被锯掉的断面，我能感受着它经历的风霜雨雪，人世沧桑，像一位历经岁月的老人，尽管一言不发，却能从其突起的筋腱和粗大的骨节感知他的一生际遇。
在十陵，有一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明蜀王陵墓历经战乱竟然未遭涂毒，真是幸何如之！要知道，张献忠在攻下凤阳后，曾命人砍光皇陵的几万株松柏，拆除了皇陵周围的建筑物，甚至还掘了朱元璋的祖坟。以致崇祯皇帝穿上丧服跑到太庙放声哀哭，并诛杀四位大臣以泄心头之恨。
明蜀王陵
从这棵皂角树往南，我经明蜀路前行米右转，沿成洛大道东行米，再左转，沿着退耕前隐约可见的田埂走米，步行约1.7公里后，就到了位于正觉山麓“藏风界水、聚气凝神”的明蜀王陵。这里现在打造成青龙湖湿地，成为调节城东小气候的重要手段。从此处再过去1.8公里，即是“朱氏宗祠”。当年，因位于成都春熙路科甲巷的朱氏宗祠总祠祭祀时车马过多无所措置，年朱氏后人于成都东门外的十陵镇千弓村购屋立作陪祠，称为半节河宗祠，现在是成都市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
蜀王府是明王朝的大藩，占有成都平原十分之七的良田，是全国最富有的王府之一。老李介绍说，作为皇室家族陵墓群，明蜀王陵受制于封建等级，在规模和形制上虽然无法跟北京十三陵相比，但雕刻精美华丽，极尽奢侈，使当年的考古工作者也叹为观止。
这里处于青龙湖湿地内，依山临湖，视野开阔，适合跑步、骑行和观鸟，距离成都市区只有4公里。
弹指惊雷，百年光阴转瞬就过去了。当战乱的页码翻过，血雨腥风淡如墨痕，春风又绿，草木再生，历史很快就迎来欣欣向荣的篇章。
这棵皂角树满岁的那一年，是公元年，农历丁丑年。
这一年是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江南，视察水灾，并亲祭明太祖陵。同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一口通商”政策。历史学家认为，这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
通商虽然表面上与深处内陆的成都无关。但事实上，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当时仍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与西方通商，输出大于输入，所以厦门和宁波等口岸对封建王朝显得没有那么重要。另一方面，这件事也恰恰是新王朝制度性弊端大面积暴露的开始。
在这一百年内，到雍正时，政府已经停止移民鼓动工作，但移民潮仍以巨大的惯性继续涌入四川，到乾隆中期时还在继续，直到乾隆末年才趋于尾声。
客家人这时基本上形成了在四川的整体布局，成都周围则形成了东山五镇的客家人聚居格局。客家人对东山这片丘陵的开拓，已经初见成效。从现在留下来的客家民居可以看出，客家人以四合院为主，一般正房三间，左右各有厢房一间，下堂屋还有房屋三间，称为“硬八间”。如果人口增加，还可以在左右再增加房间。东山客家人的姓氏以刘、张、曾、钟、李、邹、林、陈、叶、白、廖、黄、苏为主。他们在田里种稻麦，塘中养鱼种藕，养猪鸡鸭鹅，兼营多种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东山这片土地开始显现出它旺盛的生命力。
成都洛带的客家民居
正是包括客家人在内的广大移民的辛劳耕作，为成都市和四川的经济繁荣作出巨大贡献。到公元年，清代大才子李调元躲避白莲教来到成都时，成都的繁华已经跟宋明时差可比拟了。李调元在《元宵》一诗中，描绘了当时成都繁华富庶景象：“元宵争看采莲船，宝盖香车拾翠钿。风雨夜深人尽散，孤灯犹唤卖糖圆。”
与张问陶、李调元并称为清代四川三大才子的彭端淑，尽管以才学自命，但仕途经历让他看到了王朝的黑暗与腐朽。从官场激流勇退后，回到四川任锦江书院山长，一心课士育贤，李调元就是他的学生之一。公元年的某一天，彭端淑信步沿着锦水（府河），一直走到东山，留宿在今长松寺，并赋诗《至日郭外早行至东暮宿山寺》事一首记载了他的行迹：“言向东山去，直缘锦水旁”。
彭端淑最为后人所熟知的作品，就是曾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为学》。他的弟弟彭遵泗，即是《蜀碧》的作者，也是著名学者，与兄彭端淑、彭肇洙合称“丹棱三彭”。
时间又过了一百年。在这棵皂角树岁的时候，历史的血痕又开始从暗处飘出，散发出令人无法回避的腥气。
公元年，农历丁巳年，有两件事跟成都存在着神秘的联系：在这一年，翼王石达开从天京出走，经赣浙闽湘滇黔，步步为战，最终走向他的“骼髅地”；在这一年，罗马天主教四川主教徐德新在被嘉庆皇帝下令于成都处斩43年后，其首级及遗骸终于被送回巴黎外方传教会修院，魂归故里。
石达开于公元年兵困大渡河，“舍命以全三军”，被押解成都后，关押在位于小科甲巷的按察使司署“臬台衙门”之“监狱”，毗邻朱氏宗祠总祠，两地相距不到50米。后石达开从容就死，被四川总督骆秉章处以凌迟之刑（作家蒋蓝在《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中，对石达开在川事迹有详细考证）。4年后，骆秉章死于总督任上。
石达开像
至今，一块汉白玉石碑矗立在小科甲巷巷口，上书石达开的《入川题壁》：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黄金若粪土，肝胆硬如铁。策马渡悬崖，弯弓射胡月。人头作酒杯，饮尽仇雠血！
从诗碑旁边进入一米长的丁字小巷，内有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和锦华馆。
此地离我上班的红星路非常近，我曾数度到此观瞻。年某个下午，我从这里走过，夕阳斜照下，石碑上金色的字迹闪烁着灼人的光芒，苍凉悲壮之气，令此处浓郁的商业气息为之一变，让历史折射出惊魂夺魄的一面。
不过，殊为可惜的是，这首诗竟然系后人的伪作。辛亥前后的革命者，伪托石达开作诗以鼓动反清，所在多有，其中甚至包括梁启超。
说起朱氏宗祠，又回到“湖广填四川”这个话题上来。到公元年，即乾隆四十四年，移民入川的朱氏后人已经在四川形成广泛的影响力。秉承祖先崇拜和儒家伦理的家族文化，他们花两纹银在成都购宇立祠，建立朱氏宗祠。当时该地叫“诸葛庐”，处于“郊寨”之地，没有正式街名，朱氏后人以“登科中甲”中的“科甲”二字命名附近街巷，形成了大科甲巷、小科甲巷和正科甲巷。年，在朱氏宗祠总祠被拆，原址上建起了伊藤洋华堂，是春熙商圈最核心的繁华地段。
朱氏宗祠建立以后，每年祭祀时车马络绎不绝。逢乡试，赶考的士子蜂拥而至，提前半月住进科甲巷栈房，天天入祠朝拜先贤，待乡试开始，才进入贡院“应试”。
当新王朝锐意刚健的一面逐渐被消磨，其阴暗颓然的一面迫不及待走上前台唱起了独角戏。在对外来事物盲目排斥和妄自尊大上，平庸的嘉庆皇帝跟其父亲乾隆相比，何其相似乃尔！
事实上，从雍正到乾隆再到嘉庆，朝廷已经下达几次禁教令。
公元年，嘉庆皇帝下令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公元年7月16日，清政府明令严禁西洋人潜住内地。规定除京师按名稽核保留了七名外，以及广东省因贸易允许洋人居留外，其余各省不允许洋人在境潜住私行传教，否则一律按例惩治。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徐德新在成都走上了生命的终点。此前他以李多林为名在成都传教，曾遭清政府驱逐，重新潜回四川后化名徐德新，后成为四川主教。年徐德新身份暴露，5月8日解往成都。根据嘉庆皇帝的命令，9月14日，他和另一位主教以及9名神父一同被斩首，时年64岁。直到年，他的首级及遗骸才被送至巴黎外方传教会修院。
皂角树置身的土地，不需要鲜花和果实来彪炳其荣耀。向着岁成长的皂角树，开花，结果，见证着成都平原上的风雨。而王朝的历史，正在从华章滑向它的尾音。
东山这片土地，见诸学者文人诗词歌赋的实在罕见。但晚清年间一位叫李伟生的成都秀才，在《过西河场》一诗中，为后人描绘了东山客家人的乡风俗韵和田野风光：“芳郊三十里，花外拥乡场。谷口望瓴脊，街头闻布香。土音操闽粤，春事话蚕桑。感此西河义，风诗教泽长。”从清代至民国初期，从成都市中区的春熙路、东大街往东，直抵龙泉山中，几乎都属客家方言区。而客家人最集中的地方是被称为东山五镇的龙潭寺（属成华区）、石板滩（今属新都）、廖家场（今青白江区清泉镇）、西河场（今龙泉驿区西河镇）、甑子场（即龙泉驿区洛带镇）等地。
在这首五言诗中，你看到的是一派田园牧歌，但你一定听不出经历了镇压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后，一个腐朽王朝气若游丝的喘息。
就在距离这棵皂角树不到20公里的甑子场，十七岁的红灯教起义领袖廖观音遭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当时属简阳县管辖）。《新都县石板滩乡志》记载：“（廖观音）是年（光绪二十八年）腊月，于简阳甑子场不幸被捕，于腊月十七日（年1月15日）被岑春煊斩首于督院街督署大门前。”《四川通史》和《四川近代史》两部史志记载的是廖观音在年底被捕后：“当即押送成都”和“急急解送成都”。当时岑春煊署理四川总督。而廖观音被捕之地距离成都市中区的直线距离仅仅25公里。
“天下大势，浩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列强已经瓜分掉全世界所有可以作为殖民地的版图后，已经“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老大帝国还在以“家天下”的思维因循“祖宗之法”，不思振衰起弊，开启民智，以致连改革并不彻底的日本，也磨刀相向。
公元年，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后的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在与幕僚赵烈文谈到清朝气运时，赵烈文有“国初创业太易，诛戳太重，所以有天下太巧”之语。并预言不出五十年，清朝必亡。“诛戳太重”，指的就是清军在江南地区惨无人道的“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
在四面楚歌中，帝国已经到“抽心一烂”的时刻。仅仅在处斩廖观音8年过后，当朝廷再次任命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前往镇压四川“保路运动”时，谁也没有想到，他居然拒绝赴任。大厦倾覆，谁也不能挽狂澜于既倒。
保路运动纪念碑
此后，民国肇造，军阀割据，川军抗战，新中国建立……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皂角树历历在目，但实在不是这篇小文章所能容纳得了的。
皂角树实在是一种极平凡的树，大概永远不会像寺庙附近的榕树那样成为人们的图腾，也不会像白族人那样将其奉为“本主”。老李说，皂角树的寿命一般可达—年，眼前这棵树其实正当壮年。明年来十陵，但愿能看到它结的皂荚。
蜀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