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副中心剧院、城市副中心图书馆、首都博物馆（东馆）三大建筑正式开始主体结构施工，标志着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在大运河畔，新地标正在崛起。
三大建筑各具特色，运河文化深度交融其中。城市副中心剧院又名“文化粮仓”，集演艺演出、艺术创作、艺术教育、现场体验等功能于一体；城市副中心图书馆又名“森林书苑”，集知识传播、城市智库、学习共享等功能于一体，其设计理念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赤印”，屋顶的树状建筑结构宛如森林伞盖，以银杏树叶片为灵感来源，体现出图书馆传承知识、传播文化的功能定位；首都博物馆（东馆）又名“运河之舟”，集收藏保管、开放式展陈、科学研究、社会教育、文保修复等功能于一体，其设计理念源于古运河图景中的船、帆、水三个元素，以运河为线索，将历史文化融入建筑……这一切，也使对独具北京特色的大运河文化带的历史文化挖掘和规划、发展与繁荣，再度吸引了人们期待的目光。
京杭大运河全长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古代运河。她南起余杭（今杭州），流至涿郡（今北京），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融为一体，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杰作。她的开通沟通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两条母亲河—长江和黄河的经济带，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昌盛，同时也带动了运河沿岸地区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运河文化。
在年世界遗产大会上，大运河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大运河申报的遗产项目分别遴选了各省市河段的典型河道及著名遗产点，涵盖了中国大运河河道遗产、大运河附属遗珍等。作为大运河的北端城市和漕运终点，北京段大运河遗产在整个中国运河体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对于京杭大运河的兴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年2月23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强调：“通州有不少历史文化遗产，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北京要积极发挥示范作用。”年12月5日，《北京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和《北京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五年行动计划（年-年）》正式发布，文件明确了至年、年和年三个阶段对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中长期目标，为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定调。其中，梳理运河历史文脉成为构建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重中之重。
大运河在北京地区绵延80余公里，蜿蜒曲流，跨越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六大区域，其沿线文物遗址分布密集、年代久远、类型丰盈。其中以元代白浮泉引水工程（遗产点包括白浮泉、瓮山泊、玉泉山诸泉、南长河等）及通惠河复闸工程（遗产点包括通惠河、通惠河故道、积水潭、广源闸、万宁桥、东不压桥遗址、庆丰上闸遗址、平津上闸遗址等）价值最高，在选址选线、利用自然资源、工程规划设计方面，体现了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在整个京杭大运河范围内也具备一定的代表性。通惠河故道（今玉河故道）作为遗址类河道，保存有元明清时期的河道泊岸，展现了大运河自身的发展和变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北京段大运河其他运河物质文化遗产也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学、科学与艺术价值，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运河修建、使用过程中真实的历史信息。燃灯佛舍利塔作为历史上运河的标志物、运河四大名塔之一，其造型、装饰和形式等方面的艺术水平较高。以南新仓为代表的古仓库遗产，在规划布局、结构设计、材料工艺、灾害防御等方面，代表了一定的科学技术水平。
大运河文化带的形成和积淀，是以运河为依托的人类活动的结晶。在长达多年的时间里，她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巨变，串联起无数的文化记忆。如今，她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生命。
舳舻蔽水
生命线上的波动起伏
今天，顺着通惠河西行，正在实施的通惠河（通州段）水环境综合治理二期工程的施工现场，很快便会映入眼帘：工人们正在铺设河底石笼。当他们完工后，河堤将由原来的渐变段护坡变为重力式挡墙，河面将从5米拓宽到10米。届时，4.3公里的通州河段，将成为一条展示大运河古韵风貌的水绿相融生态带。
通惠河，是京杭大运河进入元大都的最后一段航路。多年前，南来北往的船只，在这条河道上形成的繁华盛景，“皆尾相衔进，数十里不绝”，如今踏行在这里的游人早已无从想象。
在中国古代，国家从地方征调粮食，运往指定地点，称为“漕运”。粮食沉重，水运性价比最高，只有当水路运力不足时，才会以陆路运输辅助。因此，历代统治者都不断修建运河，以保障国家的物资供应。元朝定都北京后，经济迅速发展，短短时间里，京城人口迅速增至40多万。与元大都城市的扩大，人口的增多极不协调的是，粮食的供应难以保障，为此，元朝统治者在定鼎北京之初，就开始改造大运河，中段不再绕道洛阳，南方物资直接沿运河北上，抵达河北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
通州运河走势图
大运河正式畅通后，忽必烈还没有来得及为自己取得的这一留名史册的成绩欢庆，新的问题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原来，从通州到大都，还需陆运和换舟相结合，运力有限，由南方运来的大量物资堆积在通州。为打通大运河到大都城的“最后一公里”，使南来船只可直达大都城内，修建一段从大都到通州的人工运河迫在眉睫。面对这一棘手问题，忽必烈想起了郭守敬。郭守敬在大都工作了将近30年，对大都一带的地理、水利情况非常熟悉。
桅樯烟雨似江南
至元二十八年（年），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了一个新的水运规划方案。这个方案的要点，在于为瓮山泊—高梁河渠道开辟新的水源。经过考察，他认为可以利用大都城西北方向、位于今昌平东南3公里的白浮泉，以及周围的一些泉水，汇为一体，引向大都，作为新水源。于是提出开挖由白浮泉到瓮山泊的引水渠道，长近60里，名为白浮堰。白浮泉地势高于瓮山泊，但其间并非逐渐下降，而有上下起伏。因此白浮堰线路不走直线，而是先将白浮泉水西引，转而与西山山麓相平行南流，汇聚山上流下的泉水，再向东南注入瓮山泊。整条渠道略呈C字形，皆呈平缓下降趋势。这条线路的设计，反映出郭守敬对这一地区地形起伏变化有着非常精确的了解。这里的地形起伏变化，在二三十公里间，高低不过相差10余米，直观上很难作出准确判断，必须依赖精密的地形勘测。
郭守敬在当时是如何找到白浮泉的，又是如何设计出白浮瓮山河引水路线的，均缺乏具体记载。但对他选择的引水路线，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有过评价：“郭守敬经始其事，开渠引水，顺自然地势，西折南转，绕过沙、清二河之河谷低地，经今昆明湖之前身瓮山泊，流注大都城内积水潭。于是南来漕船可以直泊城中。今日新开京密引水渠，自白浮泉而下直至昆明湖，仍循元时故道，仅小有调整，足证当初地形勘测之精确。”
白浮泉遗址九龙池
白浮泉水引入瓮山泊后，沿瓮山泊—高梁河渠道由西北向东南汇于积水潭，然后东折而南，沿大都皇城东墙南行，出大都城南墙，再转而东行至通州城南李二寺入运河。自瓮山泊至李二寺，渠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零四步，加上白浮堰一段，总长度余里。按照这一规划，至元二十九年（年）春正式开工。为表示重视，忽必烈命朝廷官员“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为之倡”，到工程现场参加劳动。用时一年半，到至元三十年（年）秋，工程结束。元世祖忽必烈亲赐名新河为通惠河。
就航线而言，通惠河新设计并开凿部分主要是白浮堰一段，瓮山泊以东，亦即狭义上的“通惠河”，主要是利用金朝旧渠道的基础，重新疏浚而成。在规划疏浚方案时，为解决大都城由西北到东南坡度较陡、水势下泄、船舶上行不易的问题，郭守敬在河道上设计了一系列船闸，每处船闸前面“重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船闸与斗门配合，实际上是双闸。后来在施工中有的地方还建立了三闸，因此整条河道共设11闸、24门。船舶由东南向西北上行，通过一处斗门后，斗门即关闭，同时打开上游的闸坝，使水涨船高，船舶得以顺利地通过闸坝上行。如此循级而上，直达运所。这一套船闸系统的设计，十分巧妙。诸闸最初皆用木材制成，到元朝中叶，渐有朽坏。因此自至大四年（年）起，元廷开始实施船闸改造工程，将各处木闸、木门皆用石料代替，到泰定四年（年）完工，此时郭守敬已经去世10多年了。
郭守敬塑像
通惠河的通航意味着京杭运河首次实现全线贯通，是运河水利工程史上重要的里程碑。郭守敬在治理运河的同时，也为元大都解决了供水问题，这些设施奠定了今天北京水利的基础。
满耳涛声流不尽
明代的都城修建规模比原来更为宏大，但在修建过程中，由于都城整体向南扩张，原来位于大都城外的通惠河部分河段包入城内，这一段航道也就此埋入地下，成为暗河。这使得原来可以由通州直抵积水潭的航段不能再用，故漕船开至城东东便门，便不能进入。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因艳羡元大都时的水上盛景而多次对通惠河进行改造和治理，但结果却并不理想。永乐皇帝的心愿，直到他去世百年后，才由一位名叫吴仲的官员替他实现。
明嘉靖六年（年），监察御史吴仲巡视通仓后对整修通惠河提出建议。他的建议经皇帝批准后，于年二月动工，三个月后竣工，这次修浚通惠河工程相当成功。为节约水量保障漕运，吴仲对原有的闸坝进行改造，只保留“五闸二坝”；同时，漕粮运输实行剥船，船只不再过闸，由人工从闸下搬运粮食到闸上游停泊的船上，以适应在水少的情况下仍可保持通航。吴仲对通惠河的成功整修，成为明代通惠河漕运的一个重要转折。《明史》记载，在通惠河整修完成的当年，该运河就“上下快之”，成功运粮万石，省却价银20万两，出现了“仙槎合傍银河挽，粟米如山绕凤台”的景况，得到朝野官商的赞扬。
在通惠河整修完成后，吴仲还将有关通惠河源流与此次治理经过的文献整编成书，定名为《通惠河志》。《通惠河志》是现存记述通惠河唯一的一部专志。全书分上下卷，内容丰富，尤其是收录的许多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上卷首先是通惠河源委图、通惠河图，然后是通惠河考略、闸坝建置、公署建置、修河费用、经理杂记、夫役沿革、部院职制，从各个方面记载修治后通惠河的工程及管理情况。下卷主要收录了嘉靖朝前后几次大的治理“奏议”。读者可从中清楚了解到历次治理的主要经过及关键问题所在。这部书后来成为历任主管通惠河工程官员的必备书。后任者又陆续增补了自嘉靖六年（年）至隆庆五年（年）间33任主管官名册。算起来，通惠河的河官平均不足一年半即换任一次，由此也足见其地位的重要。
据《通惠河志》记载，这次修浚后，通惠河漕运开始通畅。每年漕运粮食从五月至九月可达万石。明代运河漕船每年有只，共分十帮，由处卫所12万余名军士负责运输，因路途远近而规定各帮至通日期，有序不乱。“东南千万艘，飞鞔遵旧路。远积万世赖，仪同四方聚……畴能树奇勋，江东吴侍御。”明人陈经曾作一首《通惠河泛舟》诗，高度称赞整修后的通惠河与吴仲的治河之功。
千樯争溯终不再
光绪四年（年），先后出任清廷礼部正六品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相当于外交部司长）等职务的周家楣升任顺天府府尹（相当于北京市市长）。然而，这次高升并没有让周家楣过于激动，因为与升职的荣耀相伴而来的还有一个他必须面对且须及时解决的困难。原来，此前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重修《畿辅通志》，下令调取各府州县志书参阅，此刻，各州县早已送上了州县志书，唯独缺顺天府府志。
面对这一紧急情况，周家楣顾不上庆贺自己升任府尹的大喜事，就迅速启动了《顺天府志》的修纂工作。在纂修这部志书期间，周家楣主要负责志书中的河渠志的书写，为此，他一面梳理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一面实地考察京师的主要河渠。一天，周家楣出门进行实地考察，此行的目的地是通惠河。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他已经就着蜡烛将通惠河曾经繁华的历史书写全部了然于胸。然而，当他到达考察目的地时，眼前的通惠河却让他着实吃了一惊。
原来，清代北京通惠河的水源，既没有开金口引永定河水，也没有远引昌平白浮泉，而是尽力收集西山玉泉诸水，细小不捐，虽解决了京师用水和通惠河漕运问题，但因为通惠河上源玉泉等西山诸水，在注入通惠河前有一部分必须先经护城河，所以护城河水道的畅通与否就直接影响通惠河水量的盈亏，因此清廷经常疏浚护城河。咸丰、同治时代，清朝政局已不可收拾，漕政也非常败坏。为了充实通惠河，清廷令在京师附近寻找新的水源，却始终未得结果。
元代通惠河沙盘（局部）
望着眼前因失于疏浚而荒芜已久的通惠河，周家楣想起了熊梦祥笔下的元代通惠河盛景，也想起了吴仲笔下的明代通惠河繁华，然而此刻，他却只能一声叹息，掉头走之。在为官多年的周家楣看来，想让朝廷拨出专款来修理这条曾经辉煌的人工运河，无异于痴人说梦。在这天晚上的书写中，他仔细誊抄了通惠河的历史文献，也如实记载下了自己的实地考察。
年，《（光绪）顺天府志》正式付梓面世。在清廷上下都为这部传奇巨著的成功诞生而激动不已时，周家楣却又一次来到了通惠河岸。他清楚，朝廷想要的只是一部彰显历史功绩的顺天府志书，而真正有益于民生的工程，如疏浚通惠河，重现其当年盛景，却从不曾被提上日程。用不着太长时间，有清一代的人们将不记得这条在历史上曾饱含着先人智慧和创造过辉煌功绩的人工运河。13年后，周家楣彼时伫立岸边的想法最终“一语成谶”。光绪二十四年（年）京津铁路竣工以后，海运糟粮由天津通过铁路直运北京，不再经过通州，自天津至通州的北运河和自通州至北京的通惠河渐被废置。通惠河自金、元以来相继七百余年转输京师漕粮的历史任务最终结束。通惠河失去漕运作用后不再被官府所重视，加之水源枯竭，河道日益淤塞，通运作用也日渐衰微，以至于最终停废。
如今，经过连年的整治和疏浚，通惠河水重新变得清澈起来，作为京密引水渠和永定河引水渠的下游支派之一，它仍起着雨季排洪的作用。只是，久已失去航运功能的通惠河，再也未能复现当年“万舟骈集”的宏盛场景。只有那河岸的暖风，千百年来，一直吹动着这段从通州到京师的人工运河河面，吹动着船帆，吹动着游人。元人熊梦祥和明人吴仲留在志书典籍中的茵茵笔迹，也在这随风波荡的河面上，逐渐清晰起来。
海子之畔
喧嚣盛景的最终定格
元至元三十年（年），元大都凉风送爽，满城黄叶，正是金秋光景。城中万人空巷，百姓都围在一条横贯城区的河道两岸，欢呼雀跃——因为这条刚刚竣工通航的河道里，挤满了满载粮食货物、从江南远道而来的船只。时已暮年的元世祖忽必烈在万宁桥上，只见粮船熙熙攘攘，沿河道驶入积水潭，将偌大的水面都遮住了。
当时的积水潭是大运河北端最大的码头，也是13世纪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元史·河渠志》载，由于积水潭当时水面异常宽阔，汪洋如海，因此又被人们称为“海子”。积水潭周围，既有繁华的贸易市场，又有多处风景名胜，颇具江南水城风貌。来自全国的物资商货集散于积水潭码头，使得其东北岸边的烟袋斜街和钟鼓楼一带成为大都城中最为繁华的闹市。除了商贾云集，海子的水色湖光也汇聚了四方游人骚客，在岸边的歌台酒榭中吟风弄月，盛况空前的积水潭充分显示了京杭大运河的活力和影响力。
多年的时光倏忽而逝，积水潭当年的盛景只留下了白纸黑字中的记载，后人曾多为无缘相见而深感遗憾。年，北护城河西城段建设完工后，这一局面终迎来了改善。在这段西起西直门桥、东至鼓楼桥，全长3.3公里的绿道上，建设者们设计了3处新景观，自东向西分别为“钟鼓余音”“德胜祈雪”“潭西胜境”。其中，位于积水潭桥西北角的“潭西胜境”景区仍保留着当年盛景的一丝遗韵。
“潭西胜境”景区以清乾隆二十六年（年）积水潭即景诗为蓝本，在现有绿化的基础上，增加跨河栈道，连通南北两岸，并以自然水景为核心，在其周边打造了沁澜轩、荷风坞、浮烟舫、沁芳亭、盈玉洲等众多景点，形成一个颇具古韵的中国园林景观，让人漫游其间，可以领略到当年积水潭畔的一隅风采。
如果说，“潭西胜境”是为了满足人们心中所愿而复制出的元代景物，而位于当年积水潭畔的万宁桥，则是保留至今的元代遗迹。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仍屹立至今的万宁桥，不仅是北京城起源的重要标志，更已成为今人研究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文物。
海子酒船如画楼
元朝灭金以后，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将国都从塞外和林迁到中都，并派大臣刘秉忠负责新都城的筹建事宜。刘秉忠受命后，立即对中都及其周边环境进行认真调查。中都城是古蓟城所在地，又是辽金两代的都城，也曾繁华一时，但作为新都城却存在诸多不便。首先，经过多年战乱，中都城已遭严重破坏。其次，旧中都城赖以生存的莲花河水系，经过辽金两朝的使用，水源不足，人为污染严重。加之元朝初年北京地区发生地震，引水渠道遭到破坏，连金太液池（今青年湖）也时常呈干枯状态。再以莲花河水系营造新都，困难众多。而与残破混乱的旧中都城相比，位于城北不远的古积水潭（包括今中海、北海、前海、后海、积水潭）四周却是建都的理想所在。
当时的古积水潭由一连串的湖泊组成，从西北伸向东南再弯向西南，整体呈弓形。在古积水潭南边湖泊中的琼华岛上建有金代离宫，景色优美，环境宜人。岛上的建筑破坏很小，忽必烈也很喜欢这个地方。与莲花河相比，和古积水潭相连的高梁河不仅水源丰富，而且水质良好，没有污染。除此之外，古积水潭四周原有建筑不多，便于统一规划，可省去拆迁移民的麻烦。
刘秉忠经过实地调查，决定放弃中都而另建新城。今天，人们从大都城的平面图上可以看出，刘秉忠在规划新都城时，在古积水潭这一串弓形湖泊的最东部，即弓形圆弧的中央（今什刹海前海东岸）画了一条切线作为全城的中轴线，其起点正是万宁桥所在。同时又在万宁桥附近确定了全城的中心点。以琼华岛及其周围的湖泊为中心兴建宫殿，湖泊东岸是属于皇帝的一组宫殿，叫做“大内”，也就是明清紫禁城的前身。湖泊西岸有南北两组宫殿，南面的叫“隆福宫”，北面的叫“兴圣宫”，分别供太子和皇太后所居。三宫鼎立，中间的湖泊按照传统被命名为“太液池”。而皇城中最主要的宫殿也就是宫城，正好位于中轴线上。全城的中轴线实际上也是整个宫殿的中轴线，再以中轴线的位置和古积水潭的宽度，确定整个大都城的规模，即四面城墙所在。
广源闸石雕镇水兽
辉煌的元大都在北京城的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她奠定了以后北京城的基础。而元大都的规划和建设，又是依据古积水潭而设计的，所以今天才有“没有积水潭，便没有北京城”之说。积水潭作为南北大运河的终点，也成了当时大都城最为繁忙的水运码头。《析津志辑佚》曾记载，得力于通惠河的开发，“元时运船直至积水潭”，也因此出现了“燕山三月风和柔，海子酒船如画楼”的盛况，海子内舟来船往，运输繁忙，海子边上则商贾云集，热闹非凡。秀丽旖旎的海子风光，使大都的诗人们诗思泉涌，诗人们的诗词创作又使海子风光锦上添花，二者相得益彰，互相辉映。通惠河、海子风光、文人诗咏，不仅构成了大都城绚丽生活图画中多姿多彩的一页，也给后人留下一份丰富的蒙元时代中国都市的文化资料。
沧波深处石桥立
积水潭在历史上还曾被称为鸡狮潭。《燕京访古录》记载，积水潭中曾有一小岛，岛上有鸡狮石，“积水潭上汇通祠……寺后立一石，层叠如云，相传为陨石所化，高六尺五寸，下承以石座。石之阳有天然一鸡一狮，鸡左向右走式，狮右向下伏式。石顶高处，另有镌刻一大鸡一大狮，鸡大四寸，居左向右走式，狮大七寸，居右向左卧式。此二鸡狮亦系天生形貌，后有镌刻家加以摹刻，愈觉形象逼真，堪称奇石，俗称鸡狮石。”在鸡狮石周围的水域便称为鸡狮潭或鸡石池。元代修通运河之后，便音谐为积水潭。
作为元代漕运的总码头，积水潭也曾是皇家的洗象池。自元初始，从交趾、占城、真腊等地进贡的大象，象房就建在距万宁桥不远的地方。大象在平时用于皇帝卤簿，有时皇帝的乘舆也用大象驾驶。有一次，忽必烈打完猎乘象舆回朝，一班伶人演狮子舞迎接，大象看到舞狮突然惊厥，奔驰不可制，幸亏随从官员及时用刀砍断缰绳，乘舆才未被拖坏。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载了洗象的盛况：“三伏日洗象，锦衣卫官以旗鼓迎象出顺承门，浴响闸。象次第入于河也，则苍山之颓也，额耳昂回，鼻舒纠吸嘘出水面，矫矫有蛟龙之势。象奴挽索据脊。时时出没其髻。”据史载，万宁桥就是观赏浴象的地方。每当六月伏天，伺象人员就将大象赶入积水潭内洗澡，届时不少人来到万宁桥观看。
万宁桥又名“海子桥”“洪济桥”，最初为木质结构，后改用石砌筑，单孔拱券，两侧设有简洁古朴的护栏，两端戗抱鼓石，拱券上雕刻有石兽头。元代时，万宁桥位于大都城中心，桥上地安门大街南北贯穿，桥下通惠河东西流过，水陆交汇，成为京城的交通枢纽，擅舟济、陆运之利，很快就成为市廛辐凑、商贾云集之地。
万宁桥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风光秀丽。桥西是碧波荡漾的积水潭，宽阔的水面上停泊着来自南方的密密麻麻的漕船；桥南北地安门大街两旁酒楼林立、高柳巨槐，迎风摇翠；桥南不远，是金碧辉煌的大内。绿水、粮船、翠树，以及殷红色的酒楼，衬托着雕凿精美的白石桥，景色十分优美。因此，时人留下不少赞美诗句，如马祖常《海子桥》：“朝马秋尘急，天潢晚镜舒。影圆云渡鸟，波静藻依鱼。石栈通星汉，银河落水渠。无人洗寒露，为我媚芙蕖。”
元惠宗时，任集贤大学士的许有壬，在《江城子·饮海子舟中答人招饮斜街》词中云：“柳梢烟重滴春娇，傍天桥，住兰桡，吹暖香云，何处一声箫。”将万宁桥称为“天桥”。他的另一首词《蝶恋花》则云：“九陌千门新雨后，细染浓薰，满目春如绣，恰信东君神妙手，一宵绿遍官桥柳。”又将万宁桥称作“官桥”。
伫立细看古今事
万宁桥西边靠桥有一水闸，初名“万宁闸”，元贞元年（年）改称“澄清闸”。元时澄清闸分上中下三闸，上闸紧靠万宁桥，中闸和下闸分别位于东步粮桥（东不压桥）和望云桥（位于水簸箕胡同北口）处。澄清闸建于至元二十九年（年）。当初修通惠河时，河上的水闸皆用木闸。元泰定三年（年）八月，澄清闸改建成石闸。澄清闸为积水潭的门户，换闸工程相当艰巨，工匠们先把旧木闸拆除，然后平整地基，将凿好的石料一块块在两岸砌起闸基。为使闸基经得起过船和流水的冲击，砌基时要使用石灰和铁钉，有时到了深夜，工匠们仍借着月光在水中施工。
明时，什刹海虽然失去了漕运总码头的地位，水面也比元代大大减少，但在北京城内能够保留这样一大片水面还是十分难得的。有水则秀，有水则美，什刹海依然是城内秀美的风景区。因万宁桥位于明皇城地安门外，故又被称为“后门桥”，或“月桥”“越桥”。有一次，袁中道和他的哥哥袁宗道、袁宏道一起游什刹海来到万宁桥旁的火神庙，袁中道写了一首《火神庙小饮看水》诗：“作客寻春易，游燕看水难。柳花浓没地，鸥貌静随湍。拜谒何如醉，尘沙岂似澜。石桥明树里，真不像长安。”石桥明树正是当时万宁桥的写照。
清代，万宁桥依然风光旖旎。出版于嘉庆年间、由日本人编写的《唐土名胜图会》中，对万宁桥有专门的介绍，文曰：“万宁桥，在鼓楼南，又名澄清闸，今利称后门桥，金水河从这里流向东南，经东步粮桥，出至皇城东南。”书中还画有一幅国图，图中万宁桥为拱形，桥下流水翻着波浪。这说明直到嘉庆年间，万宁桥下的通惠河道仍存。只不过作者称它为金水河。
北京过去有句俗话：“水淹北京城，火烧潭柘寺。”火烧潭柘寺，指寺内做饭用的大锅底部铸有“潭柘寺”3字。水淹北京城，则指万宁桥下有一根石柱，上面刻有“北京”2字，作为水位的标志，当水位涨到“北京”以上，北京城就可能发生水灾。另有一说，在万宁桥下的桥壁上刻有竖写的“北京城”3个字，平时河水只淹没“城”字，若是连“北京”2字也淹没，北京就发大水了。
20世纪40年代前后，万宁桥的桥栏仍旧完好，桥墩上有石雕螭状水兽，桥下河道仍存。河道由桥下向东延伸，经过一片空地后至东皇城根福祥寺胡同口外，经东步粮桥入东吉祥胡同北河沿。雨季尚通流水，河中有两岸居民放养的鸭群。部分河段尚有白石栏杆，桥的拱形也十分明显，位于万宁桥西的澄清闸在解放初期仍露在地面。0年，万宁桥修复竣工、桥下通水，桥四周的环境得到改善。今天，人们站在万宁桥上西望，可以见到碧波荡漾的前海湖水和前海西岸的风光。什刹海也因此重现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景观。
通州博物馆展陈的文物：①木轨装卸车；②钟型秤砣和秤杆；③六鹤竹石纹铜镜；④金凤冠
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