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及其分布 1.迁入康熙五十六年(年),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率兵入藏,杀拉藏汗,废意希嘉措,扰乱西藏地方。康熙五十七年,副都统法喇从荆州驻防八旗拨旗兵入川,进驻巴塘、理塘、打箭炉等地。平定准噶尔部入藏之乱后,法喇率兵返回成都。康熙六十年,奉命留旗兵名、步兵名、军官74名、匠役96名,在成都正式设立驻防八旗,由副都统法喇管辖。八旗官兵居住在少城内。后来,旗兵眷属陆续来到成都。移眷工作直到乾隆初年才全部完成,八旗官兵及眷属共计余人,其中,满族约占三分之二,蒙古族占三分之一。八旗兵驻防成都之初,原规定是三年一换,但清政府为加强和巩固其中央的统治地位,使八旗兵世世代代为皇室服役,便将三年一换改为长期驻防。
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汪堃）
2.分布康熙六十年,成都正式设立驻防八旗,八旗官兵及眷属居住在城周五里的少城内。乾隆年间,成都驻防八旗官兵及眷属共有余户、余人。嘉庆年间,有旗民户、人。同治年间,有旗民户、余人。光绪三十年,有旗民余户,余人。年,成都市有满族人口余人。年,有满族人。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统计,有满族人。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有满族人。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有满族人。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有满族人。目前,满族主要分布在成都市区内,其余分布在龙泉驿区、青白江区、都江堰市、郫县、新都县、金堂县、双流县、温江县、大邑县、崇庆县、邛崃县、蒲江县和新津县。 二、成都满族的政治面貌 1.清朝时期满族的政治生活康熙六十年,清政府在成都设驻防八旗,由副都统法喇统率。乾隆四十一年,特设成都将军,统辖松潘、建昌文武,提调汉土官兵。驻防八旗官员有将军、副都统、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等。清代,历任成都将军46人,其中,满族将军36人;历任副都统48人,其中,满族副都统39人。按照八旗制度,满族兵丁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骑兵需考核才能选拔。平时训练骑射,有事调遣出征。同治以后,逐渐扩大编制,训练新军,增设精锐营、振威营、新威营和巡防营务处等。清政府把八旗制度作为巩固其统治的主要军事工具,对旗民严加控制,不许旗民经营工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八旗子弟平日练习骑射以备挑选,当兵是惟一的出路。官员的子弟当兵较容易,还有做官的机会,出路较多。清朝末年,满族官僚贵族豪华奢侈,利用拖延克扣粮饷、开当铺、放高利贷等手段剥削旗民,或者贪污、霸占桑园、地产等手段聚敛财富,形成少数半官半绅、半官半商阶层。光绪时,有的满族官僚已拥有田产千亩。在道光以前,旗民们生活比较稳定。同治以后,满族人口增加,但兵额未获增加。部分旗民因无法生活而典当衣物,有的旗民每日买“升升”“把把柴”,吃“对时饭”过日子,生活日益恶化。光绪三十三年,在“裁旗停饷”消息的刺激下,数千名旗民围哄将军衙门,用砖石瓦块掷击衙门的门窗和官员,表现了广大旗民对清政府官僚贵族的愤懑和反抗。光绪时,八旗制度的约束更加松弛。成都少城的旗人与大城的汉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渐广泛。部分八旗子弟进入大城四川高等学堂、武备学堂、铁路学堂、巡警学堂、华阳县立中学堂读书;少数汉族学生到少城书院学习。旗汉之间结成师生和同学的关系。还有的旗人由于生活所迫,断然离旗,到大城从事商业活动。旗汉人民之间通婚情况也日益增多。到宣统时,汉人的商贩和游人已可以进入少城做生意和游览。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四川省保路运动的声势日益浩大,成都将军玉昆等已感到不测。宣统三年,川督赵尔丰借口《省人自保商榷书》隐含反清独立,诱捕蒲殿俊、罗纶等9人,并想予以枪杀。成都将军玉昆不表赞同,还主张释放他们。在川西各县保路同志会义军围攻成都时,成都驻防八旗踞守少城。同年十月,赵尔丰与蒲殿俊、罗纶达成转让政权的“四川独立条约”三十条,在成都成立四川大汉军政府。一时之间,旗人感到震惊,以为大祸临头。少城内气氛紧张,三英小学成为旗人议论应变对策的地方。鉴于战祸迫在眉睫,一些满族、蒙古族士绅便出面谋求和平,主张按“四川独立条约”中有关保护旗民条文精神,赴军政府谈判,共商和平解决旗汉的良策。以赵荣安为首的满族知识分子,把和平解决旗营的方案提到将军玉昆处。玉昆指定赵荣安等到军政府谈判。赵荣安召集满族、蒙古族各界代表开会10余次,商议和谈事宜。同时,军政府派代表,宣讲民军政策,劝令旗兵缴械,优予保护,决不妄杀旗人。副都督罗纶来到少城,约同绅士赵荣安一道去见将军玉昆,商谈和平解决的问题。将军同意后,罗纶又把他的眷属送进少城东门街赵荣安的亲戚家住下,表示他和平解决的真心,以免旗人怀疑。十一月初三,四川军政府派兵包围督署,擒赵尔丰,押至皇城公堂前处决。赵尔丰被杀以后,旗人忽然惊恐起来,防备更加严密,城门紧闭,青壮旗丁不断在东城根街、八宝街和南较场一点巡视,三营士兵防守各城门。同时,军政府也派兵防守在西御街的川东公所。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不仅旗人感到恐慌,军政府及汉族士绅也有一定畏惧。冬月初四,徐炯、周风翔受军政府的使命来到少城,与旗方文锦章、广兴廷等商谈缴枪事宜,并提出优待条件,最后达成协议。同时,旗人士绅赵荣安也到军政府商谈。议定旗兵缴枪后,军政府一次发给旗兵每人3个月的饷银,以后再发3个月;所有住房一律发给管业证,允许其自由买卖;另外,再拨20万元,修建工厂,解决他们的生活。徐炯、周风翔还同旗方去西较场见统领河清。将军玉昆也到了西较场,告诉缴枪的好处和优待条件。军政府罗纶副都督又派人送来信,说明缴枪的好处和优待条件。开始士兵还有怀疑,后告之罗纶的眷属现仍住少城东门街赵荣安的亲戚家,知情者作了证明,大家才愿意把枪交出。带头缴枪的叫全壁成,大家见他缴了,方安心将枪交出。于是,成都驻防八旗顺利地和平易职。 2.民国时期满族的政治生活辛亥革命后,满族人民不仅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还遭受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和欺凌。社会上流传不少蔑视、挖苦满族人民的流言蜚语,把满族人视为“下等人”,称呼为“满板儿”。满族青少年在学校,只要教师提到腐朽的清政府出卖中国主权,与日本或西方列强签订卖国条约的时候,班上有的汉族同学就用歧视的眼光投向他们,仿佛他们也是有罪的。民国时期,成都满族人民为了生存和生活,有的远走他乡,有的不得不隐蔽民族成分和民族特点,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满族,秘密收藏甚至烧毁族谱或家谱。满族人民为了尽量把自己说成是当地人,一些姓氏不够普遍的,则改为与当地汉族人相同的姓氏。为了生存和生活,有的满族群众被迫进一步摹仿汉族的生活方式,更深地隐蔽着民族特点。在日常生活中,事事处处都装成汉族的样子。就是过节时,也是仿照汉族的做法。在民族成分上,从填写表册,以至公开身份,对外联系,接待非满族亲友,都把自己当做汉族。在家里还经常教育孩子,不要对同学和小朋友说自己是满族,以免被人欺侮。民国时期,成都满族人民不是失业,就是被抓去当兵。小商小贩、人力车夫经常受到国民党官吏、警察和特务的打骂和勒索。满族人民意识到,要生存下去,要使本民族振兴起来,就必须团结互助,依靠集体的力量去争温饱、争自由、争兴旺。民国33年,成立同仁学会。民国34年,同仁学会更名为成都满族青年进修学会。学会的宗旨是:团结互助,联络感情,砥砺学习意志,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主要活动有:传阅进步书刊,召开各种讨论会,举行文娱晚会和郊外活动,开办文化补习班,组织社会调查,声援进步活动等。民国35年,满族青年苏成纪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民协”领导的“雏鹰剧艺社”。不久,他便以店员的身份参加满族青年进修学会。在党的关怀、教育、培养下,他于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民国34年到年成都解放,学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民国37年,四川大学开展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斗争,得到各大、中、小学的支持。在各个学校中满族师生参加罢课和游行示威。参加游行的满族教师达30余人,占成都市满族教师总人数的60%以上。民国37年,成都发生震惊中外的“四九”血案。地下党通过苏成纪等人将事件经过向会员宣讲,又组织会员油印声援革命学生的传单,在会员中和社会上散发。成都临近解放时,学会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发动会员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配合各种进步力量进行护校、护厂、护路和收集敌特档案工作。3.建国后满族的政治生活年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从此,成都满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享有民族平等、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首先,参与管理国家事务。散居在成都市和区、县的满族人民,与当地汉族人民一样享有公民的权利,依法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在各级政权机构中都有相应的代表参加。在成都市及区(市)、县人民代表大会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满族代表。在成都市和区(市)县政协委员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满族委员。在市和区(市)县各级党政机关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满族干部,有的还担任部门领导职务。成都市解放后,在各行业涌现了一批满族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其次,参加政治运动。解放初期,成都广大满族人民热烈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如年,抗美援朝中,成都满族人民自动捐献钱物,青年主动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和 。妇女们争做慰问品,中小学学生书写慰问信,工厂企业单位的满族职工以搞好自己本职工作,做为支援抗美援朝的实际行动,表示保家卫国的决心。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满族人民同反革命分子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住在真武宫的关培德和李炎华,在真武宫的满族、蒙古族和汉族群众帮助下,从年到年,先后协助公安机关破案多件。再次,成立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为了便于组织满族、蒙古族群众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大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为民族谋福利。年1月,在成都市西城区第五中心小学召开成立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大会。满族、蒙古族代表70余人到会,市委统战部领导、市回民文化协进会代表、成都日报记者等参加会议。大会选举委员11人,推选刘瀛臣为主任委员、李伯平为副主任委员,并呈报市委统战部、市民政局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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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刘瀛臣病故后,李伯平任主任委员。年,刘显之(蒙古族)任代理主任委员。年,杜琼书任主任委员。年,市学委在市民委领导下,调整、充实了领导班子,选举了由18人组成的新一届委员会,推选罗泽生(满族)为主任委员,何天祥(蒙古族)、陈质静(满族)、赵之明(满族)等为副主任委员。市学委会下设办公室、宣传教育组、房地产管理组、财务组。其宗旨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团结联系成都市满族、蒙古族人民群众,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令,增强和促进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发展,为家乡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做贡献,为全市满族、蒙古族人民办实事。市学委成立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为全市的满族、蒙古族人民服务,做了一些有利的事情,为民族团结事业做出了贡献。如宣传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积极支援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开展生产自救;设立和发放奖学金及助学金;开展业余文化教育;慰问孤老,奉献爱心;征集、撰写文史资料等。 三、成都满族的经济状况 1.清朝时期满族的经济生活成都驻防八旗官兵的经济收入主要是依靠粮饷。粮饷定额多少,是根据官兵职务、级别以及是否在编制内而定。八旗官兵每月有正粮和正饷收入。将军和副都统除了正饷外,还有廉养银。在道光以前,每个甲兵除了每月有正饷2两银以外,还可领供10人吃的口粮,生活比较稳定。乾隆以后,增补的带有解决旗人生计的养育兵、余兵,其饷很低。八旗官兵除了正额饷银以外,还有机会得到各种赏赐,如战场上按五等军功给予厚赏;对退休军人和孤寡旗人给予赡养费;平时对旗人的婚丧都按职务给予一定的赏银。鸦片战争以后,成都驻防八旗兵丁的粮饷时无保证。加之官佐贪贿成风,采取各种手段窃取、克扣旗兵粮饷,索取贿赂,旗兵得不到应有的收入。清朝末年,成都驻防八旗官员可领上熟米,而兵丁却经常领霉米、红米。绝大多数旗人生活十分贫困,特别贫困者,每日只能吃两餐稀饭,添加野菜度日。不少旗人靠典当度日。许多青年无力结婚。 2.民国时期满族的经济生活辛亥革命后,八旗制度彻底瓦解。满族除了少数从事教育和医务工作外,绝大多数则以小商小贩为生,处于无职业状态。年,真武宫38户70名满族中,失业人数占总人数的40%,职业不稳定而受失业威胁的约占47%,其他所从事的职业也多是体力劳动。38户中拉人力车的有18户,其中,父子拉车者10户,兄弟2人拉车者7户。为了生活,有的满族群众被迫出卖自己仅有的三间住房。由于房价有限,所得费用仍维持不了全家的生活,只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民国初年,在祠堂街设立旗务局,发给旗兵3个月的薪饷。旗兵的住房允许为个人私产,发房产营业证,可以自由买卖。还筹款10万元,其中7万元分配给旗民,3万元开办同仁工厂。后来,改旗务局为旗民生计委员会。国民党统治时期,满族群众被看做是“下等人”,所从事的职业也被看做是“下等职业”。满族群众随时受到警察的打骂,反动政府的关罚,老板的苛重租价,兵痞流氓的欺压,封建把头的敲诈,有的还被国民党军队拉去当差。当时,卖泡菜、卖香烟、卖红薯、卖破烂的满族小商小贩,经常受到军警的打骂,封建把头的残酷剥削,强抢强买的事情时有发生。满族人民的生活十分悲惨。“一天吃不上两顿饭,常年穿不上一身衣,晚眠无床地板替,身上无衣披蓑衣”。真武宫38户满族70人中,有80%的人吃不上干饭,一般吃两顿稀饭,有的一天只能吃上一顿稀饭,满族人称其为“对时饭”。真武宫38户满族中,就有35户吃过“对时饭”。由于生活所迫,许多满族贫苦男子结不起婚。真武宫内有二分之一的男子是单身汉。在寒冷的冬天,由于生活所逼,冻死、饿死者亦不少。有一年仅真武宫一处,就冻死、饿死10多人。 3.建国后满族的经济生活建国后,成都市人民政府一方面帮助满族人民从事生产劳动,迅速摆脱职业不稳定状况。仅年,就介绍75名满族青年参加各机关、团体、学校工作。年,市民政局拨专款元,在成都开办满蒙人民汽车修理厂、缝纫生产组、布壳生产组、木材运输组等。另一方面,对有困难、丧失劳动能力的满族人民发放救济金和实物。年,得到人民政府救济金的满族共计39人。居住在真武宫、民生里的满族,约有80%受到过人民政府的救济。年,市政府还拨专款修补房室,改善满族人民居住条件。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满族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和改善。建国前,真武宫、民生里的满族,50%人家没有锅,30%人家没有床。建国后,家家户户都有了锅、床和被子,人人都有了新衣裳。建国前,因生活困难而结不起婚的,建国后也找到了妻子和丈夫。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都市的满族兴办了养鸡场、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等,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民营企业家赵尔劲创办的成都府河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是电力部定点生产厂家,是我国西南、西北、华南地区唯一的电力系统二次设备专业生产厂家。产品畅销全国,在全国电力系统及同行中享有盛誉。公司资产总额两亿多元,制造生产七十八个系列,四百多个品种产品的集团化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具有独立的进出口权。年,荣获“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十佳优秀企业”;年至今连年评为“成都市高新区纳税大户”。年,获得了ISO国际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年,顺利通过了ISO—版的换证,取得了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通行证。 四、教育、科技和文化艺术的变迁 1.民族教育成都驻防八旗十分重视满语骑射,在清乾隆年间就设立八旗大官学两所(后合并为一所)、八旗小官学24所,以后又陆续设立八旗少城书院和八旗义学。学校的经费来自募捐、固定地租、马价银存放利息等。八旗子弟基本上实行免费教育,对优等学生给予物质奖励。历任成都将军和副都统都注意八旗子弟的教育,为学校筹备经费,补助贫困的学生。有的将军和副都统还亲自到学校训导学生。成都驻防八旗还十分重视骑射教育,八旗兵丁每甲定期在“箭厅”(练兵场)训练。每年春秋两季,将军和副都统还要在演武厅进行检阅,举行各种演习。此外,旗人13岁左右的儿童也要参加骑射训练。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正式发布改革科举制度,废止八股取士的上谕。同年八月,谕令全国所有书院改为学堂。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颁布《学务纲领》,作为全国开办新式学堂的实施办法。同时,川督锡良通饬全省府、厅、州、县迅速开办学堂。成都驻防八旗官学、少城书院等相继改为新式学堂,即八旗高等小学堂、公立第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又更名为小学校,即将八旗高等小学堂改为少城小学,将公立第三小学堂改为三英小学。民国时期,成都满族、蒙古族还先后建立组合小学、崇德小学。建国后,成都满族学龄儿童都能上学,接受教育。年,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成立后,对贫苦学生在经济上都给予一定的补助,帮助他们上学。随着市学委会经济收入的增加,年,开始每年两次定期发放奖学金和助学金。年,市学委会变更发放奖学金标准和金额。年至年,发放奖学金和助学金的人次达人,奖金达余元。 2.科学技术的变迁建国前,成都市满族中约有50人从事医务、教育工作,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小学教员,少数为医生和大学教授。据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市有满族专业技术人员人。年成都市民委统计,全市有满族专家学者92人。他们中,不少人为成都市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尤为突出的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赵尔宓。他是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动物志》常务编委、全国自然科学名称审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两栖爬行动物学研究,到西藏、新疆等13个省(自治区)野外考察,发现并描述新属2个、新种26个。参加“青藏高原综合考察”课题,获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及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年获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还获中国科学院和四川省多项奖及全国科学大会奖。先后到日本、美国、前苏联、加拿大等17个国家讲学、考察和访问。年被选为世界两栖动物学大会执行委员。年被选为美国SimaXi自然科学荣誉学会会员及加州科学院荣誉院士。年应聘为柏克莱加州大学客座教授及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研究员。 3.文化艺术的变迁建国前,成都满族中只有极少数人从事文化艺术创作。建国后,在文化艺术领域,成都满族中涌现出一批文学创作、书画、工艺美术、摄影人才及表演艺术家。其作品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并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欢迎。在文学创作方面,有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吴国泰;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峨眉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兼《电影作品》主编、国家一级编剧赵尔寰;峨眉电影制片厂《电影作品》编辑部副总编、副编审、二级文学编辑佟再琦等。在书画、工艺美术和摄影创作方面,有天府书画会会长、省诗书画院和成都画院顾问、一级美术师岑学恭;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二级美术师安琳:成都画院专职美术师江溶:成都市第十三中学高级教师、翰林书画艺术学院副教授关成厚;四川省工艺美术研究所高级工艺美术师高全芳;成都漆器厂工艺师杨莉;成都市古建筑工程公司创作员舒炯等。在新闻摄影和艺术摄影创作方面,有新华社四川分社主任记者金勖琪;四川日报社摄影部副主任、新闻研究所副所长、主任记者马维文等。在新闻报刊方面,有四川日报社主任编辑金笙;晚霞报社总编辑、主任编辑赵振贵。在科普编辑方面,有四川科技报社主任编辑曹泽民。 五、风俗习惯方面的变迁多年来,成都满族,一方面保存着满族固有的习俗;另一方面,由于18世纪初定居成都后,长期同汉族共居,也吸收了汉族的习俗,从而,形成了成都满族独特的风俗。 1.服饰在清朝统治的多年里,居住在成都满城内的八旗子弟穿着极富民族特色的服装,如马褂、坎肩、套裤等。特别是被称为“鹰膀”的坎肩最具特点,用天青蓝色为固定色,为八旗子弟骑马必备,式样骠悍大方。他们的服饰特点是无领、箭袖、左衽、四开叉、束腰。经过长时间的与汉民族杂居共处,服饰渐受汉人大领袖影响,窄袖长袍既不适宜下水田农耕,又不适应炎热的南方气候,箭袖变成喇叭袖,四开叉变成左右开叉。成都满族男子头饰在清代与全国相同,自少年至结婚甚至老年,剃去前额短发,只留颅后发,梳成一根长辫垂于脑后。辛亥革命以后这种装束才逐渐消失。成都满族妇女清初脚穿高底木质的旗鞋,到清末以后只有官宦人家的女子沿旧习仍穿旗人鞋,多数人家女子改穿绣花布鞋。旗袍同样是成都满族妇女的主要服饰式样,清初的无领、箭袖,清中逐渐变成宽襟大袖长袍下摆至小腿,饰以花卉。辛亥革命后,直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旗袍的式样才逐渐发展成如今的样式。清代满族女性以梳两把头为多,未婚少女额前头发将鬓掩住,婚后才显露出外。如今成都满族除民族传统节日穿着本民族服装外,其他时间穿着已与汉族相同。 2.饮食满族主食品种丰富,特点是酸、稣、粘、凉等。最喜欢吃的是饽饽,常以饽饽做的品种多少为炫耀。成都地区满人做的饽饽种类较多,形状各异,有豆面饽饽、苏叶饽饽、牛舌饽饽等。在长期的食品制作过程中,亦创制出许多深受各民族喜爱的食品,如“萨其玛”、“驴打滚”等。喜欢饮酒,喜欢用中药材泡制药酒、补酒。火锅成为成都地区满人的风味饮食。成都地区满人以羊肉为原料制作的“全羊席”就是宴客的佳品。烤制或熏制肉食也是成都满人的传统风味食品。 3.居住康熙五十七年(年),四川巡抚年羹尧在成都西面原少城基地修建少城。城内街巷星落棋布,绿树成荫,金河穿城流过,成都驻防八旗官兵都居住在少城内。城内设有衙署、公所、庙宇、祠堂、学校、官街8条,兵丁胡同42条。一排排列的官街胡同不像汉人住房那样鳞次栉比,而是每户有座庭园,犹如北京的四合院。每一马甲(旗兵)住宅1区,占地约1亩,官房3间,官房可供世代居住,不得买卖。到光绪、宣统时,满族人口增加,饷额并没有扩增,又限于不得经营他业,家家户户生计艰难,修建、扩建住房更难,许多人家只好祖孙三代共居一室。辛亥革命后,满族居住的房室大都是东倒西歪、年久失修的危房。一些人为了谋生,只好低价卖掉原住房,栖身于真武宫、同仁工厂等贫民居住区。一些没有房子的满族群众,三五家住在城墙上的堆子房里。 4.婚娶清代初期,成都满族实行“旗民不交产,满汉不通婚”的特殊习俗。同姓的满族男女也不结亲。满族青年没有恋爱自由,婚娶有一定的程序。满族一般不实行童婚。清代后期,满族与汉族逐渐通婚,婚俗受到汉族的影响。男女结婚大多依靠媒妁之言,信父母之命,算八字,送彩礼。辛亥革命以后,满族、汉族人民之间自由通婚。 5.丧葬满族人入川前是实行火葬、树葬、水葬等,成都满族与当地汉族一样实行土葬。从以上全文可以看出,自满族定居成都以来,其变化是多方面的,其意义也是深远的。尤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方面,满族为成都乃至四川、全国的发展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来源：《满族研究》5年第4期
满族人家贴满文春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