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每一种文化的根基，都是关于世界的概念，而这种象征（亦或共识）是联结一切话语形式的一种总体关系，也可以看作是终极原则。古代中国对具体实践与世界认知的联系尤其重视，中国传统哲学厚“道”而薄“术”，以“道”指导“术”，以“术”维护“道”，“道”的建构才是最核心的命题。
反映在都城选址中，“道”的问题对应着如何以都城的选择，来伸张“天下秩序”，并锚定帝王和政权的正统地位。“术”的问题则对应着如何在既定的“天下秩序”中，通过地理空间的排布，实行有效的统治，以维护“天下秩序”的长治久安。
一、周代营洛选址与统治合法性建构
周人最早将对于世界的认知与政治哲学，与都城选址相结合，形成了中国都城选址思想的最核心内容。
基于天下空间秩序的想象而产生的“天下之中”，建都理念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古代中国的的天文学知识，通过象征、暗示与种种相关的仪式，把一种据说是正确的、符合自然规则的空间格局传达给人们。
早期人们对天下空间秩序的想象，便是呼应宇宙中以紫薇为核心，周天星辰拱卫空间秩序。反映在人类社会中，则是以天子为中心，代天牧民，以诸侯分封四方拱卫王室的基本分封秩序。而天子的都城位于天地之中，便是对应在对天下统治秩序的朴素空间想象中，通过都城的位置，锚定天子在天地中的定位。
《诗经·殷武》记载：“商邑翼翼，四方之极。”
这样的都城地理思想，在殷商其实就已经萌芽，而在甲骨卜辞中，商人就将商邑的位置与中相联系，甚至直接以“商”来代替“中”，如“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不过商人的方位思想，是基于自身观察视角作出的主观判断，其中心认知具有先验性。而周人则是从外在角度肯定“中”的价值，从而主动将新都城的地理选择向“中”靠拢。
《尚书·召诰》记载：王来绍上帝，自服于中土，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在这段对洛邑选址的解释中，周公对“作大邑”的第一重解释，是“自时德配皇天”，也即通过居“中”来标榜天子与上天的关系。所谓“王来绍上帝，自服于中土”，便是通过建都于“土中”，与上帝建立联系，以继承上天的意志。第二重解释，便是“毖祀于上下”，通过都城的定立，建立统治权威，昭明天子作为上天代理人的“治民”的合法性，从而“治民今休”。
基于“天命”思想的都城立地思想内涵解读，是周人对都城选址操作的思想价值赋予。殷周之际，中国古代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殷商神秘主义转向周初“德性天命”思想体系。殷商时期，上帝高高在上，尚未人格化，不直接与人王沟通。
周在建构至高神“上帝”无限权威的同时，重构了至高神与人间统治者与国家间的直接代理关系。于是，为了将“应上帝之命伐无德”的军事正当性延续为统治合法性，武王始有迁都之议。
此外，周人认为之所以天命由殷商转移到周，是因为周人之“德”。德包含周人之道德，也指政治品行与作为。这一更受命的思想也与迁都举措相联系起来。所以在都城的选址中，考虑如何治理施“德”也成为选择“天地之中”内在逻辑。
概括而言，周人思想的天地空间秩序认知、天命观以及德等“认识论”思想，指导着实际操作层面营建并迁都洛邑的地理选址实践。而周人的构想中，正是这样由思想体系所确定的建都方针，才能为他们统治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事实上，这正是马克思韦伯所提出政治合法性建构的过程。
二、两汉正统思想发覆与都城地理的正统价值赋予
到两汉时期，随着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都城地理选择在政治合法性建构中的必要性被不断加强，逐渐发展出正统性意味。
正统思想发微自两汉春秋公羊学，代表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既是兼综天下，又是上溯于天。简单来说，“正统性”最基础层面包含思想、文化、血缘等诸多维度内涵：在思想上表现为“大一统”思想，也即“正朔”、“膺天受命”、“统一”、“一统”等观念，并蕴含“通三统”“五德历运”思想为代表的的正统承继理论。
在文化上表现为以华夏礼乐文明为正统；从地域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来看，则以华夏为正统，以四夷为非。而这些关于“正统”观念不同维度的解读，在地理空间上则表现出一定指向性。
《焦子法训》曰“王者居中国，何也？顺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统也。”
“内诸夏而外夷狄”、“诸夏”繁衍的区域为“中国”、“九州”，而帝王居中原以驭四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才能“受命”统治天下。两汉时期，或居中央、或居中国的都城思想，已经成为基本共识。
在儒家思想中，天命在夏商周三代“三统”各得一端，也就是夏之忠、殷之敬、周之文。而“天道——王道”在“三统”因革损益、承弊通变中得其大全。三代相继的重要表现，便是对都城地理选址观念，以华夏之地为建都之地治理经验的继承。光武帝之迁都洛阳，则合乎盘庚之规、周之俭德、黄帝之工德，都是继承前代的表现。
总的来看都城的地理选址，在周营洛邑的过程中，成为其统治思想的理念实践。在两汉正统思想形成之际，又与王朝的正统性诉说正式开始建立起关联。这种“认识论”与“方法论”互为表里的过程中，都城选址理念中的“道”与“术”相结合，在历代都城的创制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后世历代君王伸张政治正统性、昭明承继正统的重要手段。
三、都城地理正统思想在秦汉都城建设中的缺位
然而不论是周人的都城选址思想，还是两汉的都城正统地理思想，在秦汉帝国确立全国统治的三次主要都城地理选择中，都未得到实际的运用。虽然秦始皇、汉高祖及光武帝，在都城的营建中都不约而同的通过对都城空间形态的规划，不断建构都城与帝王权力的关系。
但是都城的选址，基本都是出于实际的政治治理需要。都城地理正统思想从正统性阐释的注脚，成为正统性建构的重要条件，得益于北方民族政权的极力伸张。西汉尤其明显，汉初刘备虽临时以洛阳为都，不过在正式的建都选择中，周室的都城选址思想被明确的排除在考虑因素以外。
娄敬以洛阳“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认为“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明确建议刘邦不要考虑比隆成康，而是仅从实际固保统治基业的角度，去考虑都城选地的抉择。而光武帝定都于洛阳，更多的则是基于关中地区的衰落和经济中心向三河地区的转移。地理“正统性”仅是后来对建都洛阳的补充说明。
《史记》记载：“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
秦汉时期，最早试图以迁都塑造自身正统性的是王莽。莽新朝迁都的理由是受命于“周二后”，可见莽欲以摹写周都洛之制，弥补自身血胤的正统缺憾，将都洛作为塑造自身代汉继命正统形象的关键举措。
王莽都洛还只是“塑造”正统，到三国时期，都城地理正统思想已经开始作为正统争夺的重要依据。
结语
在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分裂之世，都城地理正统思想作为各民族政权正统竞争中的重要依据，对这些政权都城的择地选址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北方民族政权对都城地理正统性的伸张与补苴，又深刻影响着中国都城文化。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范晔.《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