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淳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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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他们就拿起笔，作钻，作钎，作锄，作犁，业余时间，在淳安大地上，勘探，挖掘，耕耘，数十年不辍。他们把沉甸甸的收获，虔诚地捧给父老乡亲。淳安文脉，在他们笔下绵延。他们是淳安文化的“守望者”。回望一路风尘，他们眼里，常常流露出艾青的诗意：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如今，他们已经步入中年、老年，他们开阔的胸中，隐匿着怎样的丘壑？他们老辣的笔底，弥漫着怎样的烟霞？让我们静下心，走进这个群体其中一部分人构筑的汉字之林，去寻找谜底。
简介王兢WANGJING王兢，别号煮石山人，浙江淳安人。年5月26日出生于浙江遂安水南三底。年严州师范毕业后一直在淳安县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在职期间曾与人合著《初中语文课课读》。退休后，尝试进行淳安（含遂安）特别是濒临消失的原遂安文化研究，著有《淳安都文化》（与人合著）、散文集《激流洄澜》、《武强悠悠》、《拾掇碎片》、《碧潭帆影》，格律诗词集《观天楼吟草》、《观天楼韵语》，同时也撰写其他一些散文及人物传记。近五年来，主编《千岛湖情韵》，为歌颂淳安、宣传千岛湖发挥余热。
遂安“都”文化初探
遂安县，原是严州府所辖六县之一。它在严州府中，建县较早，从东汉建安十三年(即公元年)算起，到年10月与原淳安县合并，历时年，如果算到今天，已经年了。
遂安县域，在夏、商、周时属扬州南境，春秋时开始属吴国管辖，后来属越国管辖，楚灭越后就属楚国管辖了。秦朝属鄣郡歙县，西汉时彰郡改为丹阳郡，遂安县域为歙县南乡——武强乡。
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年)，东吴大帝孙权派遣威武中郎将贺齐征剿黟、歙土著——山越，平定黟、歙后，分歙南武强乡为新定县，县治在木连村溪北(即今淳安县汾口镇仙居一带)，同时分歙之东乡设始新县，县址在新定里(即今淳安县威坪镇一带)。同年，又从丹阳郡分出歙县、休阳、黟县、黎阳、始新、新定六县置新都郡，贺齐为太守。开始郡治在威坪，第二年，另筑郡城——贺城(即后来的淳安老县城)。
西晋太康元年(公元年)，新都郡改为新安郡，新定县改为遂安县。从此，“遂安”这一县名历时年未变，直到年淳遂合并，遂安彻底消失了，只是在严州府城(建德梅城)还有“遂安会馆”，保留了“遂安”两字。新安江水库的水淹没了遂安县城(狮城)，两县合并，遂安从行政上、文化上是完全消失了。
悠久的遂安历史，孕育了灿烂的遂安文化，涌现了灿若繁星的历代人才，这里有可与鹿洞书院、鹅湖书院成鼎足之势的瀛山书院；有朱熹吟诗的“半亩方塘”，朱熹讲学会友的康塘百琴楼及他题匾撰联的“三瑞堂”；有“五子登科”(五个儿子都荣登进士榜)的詹安，朱熹亲自来遂吊唁并写下名文《祭詹侍郎文》的詹仪之，有宋淳熙二年(年)廷试第一(状元及第)的詹骙，后人在原遂安县城筑有“状元台”、“状元牌坊”以纪念；还有清朝顺治年间的进士毛际可(人称“文中三豪、浙中三毛”之一)；民国时期有侍奉孙中山左右、组织商家敢死队参加辛亥革命的王文典，在二战时期，为美国飞虎队五名飞行员担任翻译的姚承三；如今在台湾还有“遂安同乡会”。
隋仁寿三年(公元年)改新安郡为睦州，随后有一段时间改睦州为遂安郡，唐武德四年(公元年)仍复睦州。同年，遂安县治由木连村溪北迁五狮山麓(即狮城)。唐神功元年(公元年)，睦州州治由新安(即淳安)迁建德梅城，宋宣和三年(年)改睦州为严州。遂安县初隶属睦州，后又隶属严州。明朝正德八年(年)，遂安筑城墙，以后又两次修葺，在这严州府六县中，除州城梅城外，唯一有城墙的县城，直至年沉入新安江水库中。今天，人们乘潜水艇，还可见完整的城墙和城门。
“都”，是县以下的一级行政区划单位，虽然其他县也设“都”，但遂安“都”的概念至今仍存活在人们的大脑里、口语中。明朝时期，出现“都”这一行政单位，“都”比“乡”小，但比“里”、“图”大。清朝康熙初年，设18个“都”，辖60个“图”。
1都位县东，辖2图；
2都位县东，辖2图；
3都位县南，辖3图；
4都位县东，辖3图；
5都位县东南，辖2图；
6都位县南，辖2图；
7都位县南，辖4图；
8都位县南，辖2图；
9都位县南，辖3图；
10都位县西，辖3图；
11都位县西北，辖3图；
12都位县西，辖4图；
13都位县西，辖4图；
14都位县西，辖1图；
15都位县西北，辖3图；
16都位县北，辖4图；
17都位县北，辖4图；
18都位县东北，辖3图；
四隅位县城，辖3图。
雍正六年，编行一都一乡，4隅设四坊。
1都：太平乡；
2都：丰乐乡；
3都：迎瑞乡；
4都：瑞云乡；
5都：保和乡；
6都：奉贤乡；
7都：庆丰乡；
8都：集成乡；
9都：崇文乡；
10都：振武乡；
11都：大安乡；
12都：积善乡；
13都：抒诚乡；
14都：向化乡；
15都：振鹭乡；
16都：秉义乡；
17都：长寿乡；
18都：崇恩乡；
4隅：里仁坊、务本坊、尚德坊、安福坊。
清末民初，遂安县除设狮山镇外，还有四镇，它们是：
东亭镇(2都)位县城东20里。
安阳镇(5都)位县城东南25里。
汾口镇(12都)位县城西40里。
郭村镇(16都)位县城北35里。
民国以后，“都”这一行政区划在官方文告中已经消失，代之以乡，而在民间却广泛流行。
“都”的称谓虽消失，但百姓叫法依旧，不是百姓不接受“乡”的概念，而是因为“都”的不同，它的地域、地形、山脉、水系，风俗、习惯、语言、词汇及文化特色都有差异。如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同学，他的爱人接了，她叫丈夫来接听，就说：“你12都的同学打电话来了，快来接”。她不知道我是哪乡哪村人，但从我的方言中听出了我是12都的，因为我同学是16都的，他爱人是15都的，而我是12都的，我们互相之间的方言有区别，所以一听就说是12都的同学。
由于遂安地处山区，“都”与“都”之间一般都有高山阻隔，历史上因交通不便，一个小范围内就形成与别处不同的语言、风俗。
一般来说，一个“都”，两边是高山，中间是溪流，溪两岸是田地、村庄。这样，有山有水，有田有地，有人居住，它便形成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空间。在古代，这一区域的经济便不大与外界交流，形成独特的文化。这一小区域，我们遂安人叫源，与都合称，如5都源、6都源、8都源、9都源、10都源、13都源、16都源、17都源、18都源，有较大的田畈的“都”，就叫“×都畈”，如3都畈、4都畈、12都畈、15都畈。山不甚高，田不甚多，就叫“×都”，如1都、7都、11都、14都等，由此可见，遂安的“都”不像桐庐、建德等的“都”消失得快，这是由它的地形、地势决定的。
由于“都”的不同，习俗也不同，首先，传统节日，时间就不同，如“小年”，一般是十二月廿四，而在12都，有的村是廿三，有的村是廿四，有的村廿五，也有廿六、廿七、廿八的；又如元宵，有的村正月初九，有的村正月初十，有的村正月十一，有的村正月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个别村旧时贫穷，十二月廿八过“小年”，正月初三过“元宵”，前后六天。按本地习俗，元宵后就不算过年，接待客人可随便一些，人们可外出做工、务农，这样劳动时间就比其它村多近二十天。这个穷乡村，解放后生活水平提高了，也改为十二月廿四小年，正月十五元宵。也有的村由于历史原因，小年为十二月廿八(11都毛家村部分农户)，元宵为正月十八(7都儒洪村)。即使隔一座山，一条岭，一渡水，语言与风俗也有差异。
婚丧习俗也因“都”的不同而各不相同。如遇两“都”之间的婚嫁，在女方家里，依女方所处的“都”的习俗办理，到男方家里，就按男方所在的“都”的习俗办理。如13都嫁女，要求男方的本家把新娘背到新郎家，而且中途不准让新娘的脚落地，一般十几里、几十里都要背(多备几个背的汉子)。而在12都嫁女，只需把新娘背出村，然后坐轿或车，到新郎家村口，再由男方本家把新娘背到家(旧时要背到祠堂)。
待客的礼节也不同，12都，13都，14都，客人进门，先是果子茶，即敬茶，并端上米糖、糕点就茶，然后鸡子酒，打一碗糖水蛋，鸡蛋个数是四至六个；酒，过去是家酿酒，现在是烧酒、红酒或啤酒。下酒小菜一般是四碟以上(绝不能三碟，因为那是上坟的斋饭，也不能七碟，因为它与“死”有关，如做七、满七等)，正月一般是九碟，这是冷盆，现在流行热炒了。各个“都”对菜碟数都有讲究。如有的“都”不忌讳“七”，他们说“七起八倒”，而12都要成双成对，“八”是个吉利数字，但没有谐音“发”的说法。
拿伞，有报喜和报丧的不同，拿法也不同，报喜的伞头朝前，报丧的伞柄朝前，即使晴天，也要带把雨伞，使人一目了然。放伞的场所，式样也不同，如果平时来人伞放成报丧式样，主人会不高兴，有的“都”很讲究这些，有的“都”就没有这个规矩。
各“都”的信仰也有所侧重。遂安全县佛教盛行，民国时，佛寺庵堂遍布各都，流行参如来、拜观音，祈福求子。而13都却道教兴盛，虽然现在不见道观，但民间还有道士(土道士，边务农，边从事道教活动)，他们驱鬼除妖，化灾避邪，但主要活动还是在丧葬场所，祷告唱经，为生者和死者祈求平安。
由于“都”的不同，各“都”的庙会也迥然有异。如在11都，旧时在农历九月十二日举行周宣灵王庙会。这一天，前来求子的纷纷到周宣灵王庙祭拜。已得子的带些小孩的布鞋来还愿，她们把布鞋抛向空中，让求子的妇女抢取，抢得布鞋的求子女子心满意足，高兴而归。如果来年产子，也会在下届庙会上带小孩布鞋来还愿。循环往复，移民后，这个庙会便没有了。13都有九相公庙会，这是至今仍然举行的庙会。每年的农历十月十五，扎溪村里请出九相公木雕像。众香客顶礼膜拜，抽签解签。众香客中，有求医问药的，有祈福求子的，有卜问前程的，有求财求富的。九相公，是唐代汪华的第九个儿子，因唐王的一句玩笑，汪华便把第九个儿子踢死，汪华一门成了大唐忠臣。据说九相公非常灵验，有求必应，人称“老爷”。17都的霞社重阳庙会，也叫朱夫子庙会，这是纪念朱熹捉瘟鬼的综合性民间庙会。在庙会期间搭台唱大戏，菩萨开光，菩萨上街，抬杠绕街，热闹非凡。
各个“都”都有不同的习俗，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指的就是这些。
由于遂安百姓，少数是古时山越后裔(已同化)，多数是唐末、宋末、明末、清末从中原各地或辗转安徽、江苏、江西、本省开化、常山、衢州迁移来的，移来的先祖皆聚族而居，也带来了各地的习俗，代代相传，每“都”便有每“都”的特色。在近代，有人在邻省、邻县犯了事，逃到遂安深山安居，他们的语言、习俗也带原籍的印痕，以示不忘故乡。
不同的都，不同的习俗，孕育了不同的文化，所以在探讨遂安文化时，必须研究“都”的文化，其中包括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生产文化、习俗文化、节庆文化、语言文化等，它有共同性，由于移居的历史悠久，各地文化相融；又有差异性，因是聚族而居，一般一个“都”都来自同一地区(当然，也有特殊性)。所以“都”文化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当然，由于千岛湖的形成，半数以上的“都”都有部分百姓外迁江西、安徽及本省其它地县，有的“都”甚至只剩一二个村子，并并入其它乡镇，县城全部淹没，因此，要调查“都”文化比较困难，文章所述仅为凤毛麟爪，敬请原籍居民及对此有兴趣之士研究、探讨。
责任编辑：佘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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