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都,向新而生

年12月14日,《中国新闻周刊》以新都,向新而生为题图文并茂推出6连版,着重从“新都,探索西部新智慧高地”、“新都,打造卫星城的西部样本”两个篇章对新都建设国际化现代化新型卫星城的有益探索进行了深度报道。文章指出,城镇化已经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动力所在,新都作为一个新型城镇化的西部样本,趟出了一条新路。

新都,向新而生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之一,就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因为城镇化已经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动力所在。

城镇化过程中,我们每个人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是否能够因为这个“城市”而得到成长发展,为这个“城市”而感到自豪,并愿意尽情尽力为这个“城市”去投入。

为此,我们找到一个新型城镇化的西部样本——成都市新都区。去年,成都市把新都确定为重点发展的八大新型卫星城之一,为新都加速城镇化进程带来了重要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如何不断增强疏解中心城区城市功能、承接产业和人口转移的能力;如何统筹推进产业提质增效和民生福祉改善,防止“城市病”发生;如何在城市的改旧建新中,延伸城市文脉,保留城市记忆;如何解决好农民不仅身体进城更要身份、身心进城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城镇化面临的现实而紧迫的课题。而新都有了一定的探索,趟出了一条新路,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实践。

新都,探索西部“新智慧高地”

城镇化的本质就是一种创新。一是要矫正过去错误的发展模式和导向,二是不能以主管领导的意识来做任意决策,而是应该去研究人要什么。

新型城镇化,依旧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涉及的热点问题。

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近期一些谈话中,习近平明确了中国在“十三五”期间需要取得“明显突破”的十大领域。其中包括保持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农业现代化加快步伐、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都与新型城镇化息息相关。

根据此前《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年)》,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而年的城镇化率为54.77%,也就是说,要到年的目标,未来每年城镇化率应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这对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意味着什么?

在今年9月份举行的“创新中国:城镇化与新型卫星城——新都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对这个数据有个生动的解读:“‘城市人’和‘农村人’的区别之一,是前者的收入和消费比重都是后者的3倍。中国的城镇化人口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上千万的农民将成为城市人,收入和消费都将增加3倍。”所以他特别认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一句话:“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

同样在新都论坛发表主题演讲的还有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刘勇、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光远、世界科技史巨著《硅谷百年史》作者皮埃罗。

皮埃罗

这些或参与制定、或研究中国城镇化政策的专家、学者,表达了一致的意见: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所在——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

正因为此,当下的中国,城镇化的脚步轰隆作响。以从去年开始迈入特大城市发展行列的成都为例,它是由主城区和八个独立卫星城形成的一个有机系统,位于成都北部的新都是其中一个卫星城。

但目前一些现实又紧迫的问题横亘在中国多数城市的城镇化之路上:如何不断增强疏解中心城区城市功能、承接产业和人口转移的能力;如何提高非农就业岗位,改善民生福祉;如何设立城镇化发展的资源环境红线,延续城市文脉;如何解决好农民不仅身体进城,更要身份、身心进城的问题等。

新都论坛上,嘉宾们基于以上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探讨。“新都”不新,为古蜀国三都之一,距今约年,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新都”很新,正站在新型卫星城建设的新起点,幅员面积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9万,处于中国西部最具活力的成都平原经济圈核心地带,是成(都)—德(阳)—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带的桥头堡。

在这样一个亦新亦旧的城市,嘉宾们讨论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功能集聚、生态美好、民生和谐的新型城镇化未来。新都的探索可谓具有样本示范的意义,而其中的某些观点将或改变或促进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

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三大关键问题

既然未来我国经济要高速发展,就必须运用好城镇化这个引擎,那么如何运用?在新都论坛上,嘉宾指出,一个地方的城镇化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如何解决这三个关键问题:

关键问题一:如何让农民变市民

马光远在新都论坛上抛出一个问题: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本,但“人”指的是谁?无可厚非,农民是城镇化的主体。

但新型城镇化并不仅仅是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而是让每个来到城市的农民,能够有尊严,有更强的幸福感,在奋斗的起点获得公平博弈的可能,真正享受市民的待遇。“这点对于80、90后的农民工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处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对城市的认同甚至远远高于农民。想像下有多少90后农民工会种地、懂农业,农村可能他们再也回不去了。”马光远说。

马光远

确实,对于大规模进城的农民来说,究竟需要怎样的城市,是需要我们深思的。

如今还有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就是盖大楼修马路,这仅仅是土地的城镇化,而不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是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种根本性转变。”姚景源指出。

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新都年综合城镇化率达到68.3%,吸纳区内农村劳动力转移近14万人。新都的经验是,着力构建主城区、小城市、特色镇和农村新型社区的四级现代城镇体系,培育一批经济强镇和特色镇。之后深入推进就业保障并轨,促进城乡待遇均等化,如今新都全区社保和医保的参保率都在99%以上,基本上做到了全覆盖,其次是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每个村和社区全通一元制公交,由政府进行公益补贴,这些政策都加速了新都农村人口的市民化。

关键问题二: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

“如今不少城市,修建很宽的马路,好看了,但不中用了,出门必须得开车,怎么能说城市是低碳的呢?这是房地产发展带来的一种结果,为了卖房子,为了改变城市的视觉形态,最后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城市’,但城市里有特点的东西,记得住乡愁的东西没了。”李铁在新都论坛上忧心忡忡地说。

李铁

他认为一些地方投入大量资金进行道路建设、绿带建设、形象建设,但其实更应该把这些投入和周边农民进城这样的机会结合起来。比尔·盖茨最初是在车库里面设计微软的未来,说明在一个新型城市里创业、就业、产业的发展最初阶段都需要考虑低成本。而如今许多我们在城镇化里看到的“绿色”仅仅是视觉的绿色。

由此导致的是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以及传统的乡村景象逐渐被遗忘,文脉没有延续,留不住刻骨乡愁。

这或许能解释新都论坛主持人、知名评论人石述思说:“60、70、80后是‘错把他乡当故乡’的三代人,90后可能是重建故乡的一代人。”而马光远在论坛上满怀深情地念了下罗大佑《鹿港小镇》的歌词:“台北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鹿港的小镇,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并且感叹说:我们的城镇化一定不要让年轻人有这样的乡愁。

不管是生态还是文化,都是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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