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好几年没有少爷的消息了。我和少爷最后一面大约五年前。汶川地震之后几个月，我们在成都南河边的耍都吃了一顿黄焖鸡火锅。那晚，少爷兴致好，话很多。从耍都出来，他推着款式落伍的电动单车，跟我一起走过彩虹桥。我说起自己的工作可能或去处，尽量掩盖黯淡前景。少爷没怎么出声，最后只说了一句，仿佛我们已到风烛残年：“我们这个年纪，再也经不起摔打了。”如同之前很多聚会，他突然低落退缩：“我回去了。”他的瘦小身躯坐上电动单车。微凉秋夜，很快把这个小男人吞没。
少爷是我的高中同学。他的母亲从前是新都县的大户人家小姐。他的父亲在我念高中的那所中学教物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做过解放军的文工团员。中学时代的少爷有些高傲，大概因为他觉得自己出身知书达礼的好人家，所以得了少爷这个绰号。他的另一个绰号却不高贵。他一直瘦小，头发柔软稀疏，五官像他母亲，尤其那对单眼皮的小眼睛，摘掉眼镜，就像一对老鼠眼。四川人把老鼠称为耗子。我不知道谁给他起了这么一个绰号，因为少爷高我一届，我们认识那阵，他高考落榜正在我的班上补习，准备跟这届文科班一起再度参加高考。“耗子！”大家有时这么叫他，但是看得出来，他不喜欢。
我从少爷那里第一次知道徐志摩和戴望舒这两个名字。他借给我四川文艺出版社编的两本诗人选集，这是文革以后中国大陆首次发行。不到十六岁，我的文学视野和阅读趣味还很原始。我和少爷都很喜欢这两个诗人的感伤作品，读着《沙扬娜拉》和《雨巷》，我们赞叹不已，努力模仿，尤其是我，想做一个诗人，因为诗人和诗歌既很时髦也很神圣。文学把我们变成好友，我们频繁串门，他到我的穷巷瓦屋，我到他的学校宿舍。他的家位于一幢三层红砖楼房的底层，两室一厨，同一单元两户人家共用一个臭哄哄的旱厕，但在大多数人还住瓦房和撅成横列蹲公厕的时代，他们高人一等。
我和少爷都没考上大学。一九八二年高中毕业，我一边打短工站柜台，一边继续做着诗人梦或文学梦。少爷比我幸运，因为父亲是教师，进了市中区一家中学的校办印刷厂做学徒。但是我们的来往跟在学校一样频繁，少爷也成了我的第一个严肃读者。我让祖母把我的诗稿用针线订成一小本，拿给少爷看。他很喜欢，把它转给他的一个考上大学的同班同学。那个同学在读中文系，可能算是我的第二个严肃读者；他用白纸煞有介事写了一段鼓励评语，让少爷转给我。我的一首以黄昏开篇的感伤短诗，少爷尤其喜欢。他用吉他把这首短诗谱成歌，然后唱给我听。
吉他渐渐取代文学，成了少爷的第一爱好。他工作的中学有个二十多岁的校工，参加杭州举行的全国吉他比赛，拿了一个夏威夷吉他奖，还跟台湾歌手侯德健合影。这个校工成了少爷的偶像，他经常跟我谈起他，还带我去偶像的宽敞宿舍，就在教学楼的顶层，仿佛一个音乐沙龙，客人都是成都古典吉他、夏威夷吉他和电吉他的顶尖高手。少爷开始苦练琴艺。我从少爷那里第一次听到《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和《爱的罗曼丝》，第一次知道罗梅罗、耶佩斯和威廉斯这些世界吉他大师。他借给我吉他古典名曲的录音磁带，但是他弹这些名曲从来都不完整。他的琴艺，就跟我的诗艺一样初级。
两三年后，等我考上省级国宾馆做了一名客房服务员，我们的诗艺和琴艺依然长进不大。业馀时间，少爷跟着偶像拼凑的乐队在成都的歌厅酒吧演出，俨然音乐圈的一个小成员。我则埋头书本，异想天开，想以高中文凭报考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研究生。幸运再度青睐少爷。他父亲找熟人，把少爷从校办工厂“大集体”借调到刚刚开办的西藏中学。这所中学不比一般学校，学生都是藏族显贵的子女，教师千挑万选，哪怕做个校工，你没关系也难于登天。不无得意，少爷带我看了远在市郊的西藏中学。新建的教学楼和宿舍楼，让我想起成都刚刚开设的美国领事馆（我对更广阔的世界还很陌生，只能参照美国领事馆）。那段时间，大概是少爷有生以来最风光的日子。他言必西藏中学。会弹吉他，又在音乐圈混过，也让爱好文艺的藏族学生对他多了几分尊敬。
然而命运开始变脸。借调西藏中学不久，还没转正，少爷就跟一位女同事好上了。女人的未婚夫是现役军人。我见过那个女人一面，不太像个正神。接下来的事情，我后来从没问过少爷，但据同学之间流传的权威版本：他跟相好去新都游玩，不知女人是否事先设计，军人未婚夫尾随而至。破坏军婚该当何罪？身材瘦小的少爷饱受一餐拳打脚踢，“几乎打成熊猫”。等到对方离去，他在新都打电话给成都一个警察同学，对方开车把他接回成都。他在另一个警察同学家里住了大概半个月，最后来到我工作的国宾馆，住进我的宿舍。我见到“熊猫”时，他的脸上手上还有淤青疤痕。他跟我同睡一张床，中午才醒，等我把饭菜从食堂端回，吃完之后躺着读书看报，要么趁我不在，乱翻我藏有日记的书箱。晚上，他去宾馆后面的湖边走走，或者躲到楼下我的办公室看电视直到夜深（我那时正在“以工代干”）。过了大概十天，“熊猫”说：“我回去了。”他还得面对现实。
西藏中学把少爷退回校办工厂。他没脸回去，跟着父亲一位做生意的老朋友跑业务。去了一趟广东，他带回一堆打火机迷你贴纸，上面都是穿得很少的女人，你把点燃的烟头凑近，女人就会脱衣亮出奶子或私处。他想把这些批发给成都街头的烟摊。好几年过去，我问起这堆贴纸，他还剩下很多。就像之前跟着偶像混迹音乐圈，少爷的寄生功能很强。他很快跟我一位同事打得火热。这个同事晚上也在酒吧弹琴卖唱。下海已很时髦。我的同事拉上少爷，应邀跑到内江一家政府宾馆，做了好一阵高级策划。一九九二年，我很快要去澳门做技术劳工。临行前，我去了一趟内江。他俩免费住在宾馆客房，三餐不用花钱。内江远比省城闭塞落后，除了骗吃骗住骗点工资，我不知道他们能够策划什么。
(二）
少爷到内江时，他母亲已经瘫痪好几年，需要家人照顾。他父亲不再教书，多数时间在家，一边照顾妻子，一边给学校教务处刻试卷蜡纸，偶尔兴致好，弹弹家里那台老旧风琴。少爷还有一个哥哥，中学毕业，进了国营运输公司开车跑货运。他哥长得跟他完全两样，粗壮敦实，像他父亲。这位兄长没读过什么书，少爷不是太看得起他。他的嫂子是郊区农转非的居民，少爷几乎也不怎么跟她搭话。但他似乎喜欢他的小侄女。每个周末，他哥一家都要回来。二三同学和朋友爱在这时应邀而来或不请自来，跟他一家人坐在桌旁喝酒聊天。他父亲没教过我，另外几个同学却是他的学生，师生相聚总有很多话题。很多时候，他的瘫痪母亲喜欢坐在一旁，带着深居简出的病人那份专注，一边听我们聊天，一边打量我们。那幢红砖教师宿舍后来统一扩容，外墙抹了一层灰灰的水泥，屋内多出的一间成了少爷卧室。他们的狭窄厨房和餐具一直邋遢；同一单元两户人家共用的旱厕，似乎也愈来愈臭。
我在澳门时，少爷来过几封长信，还跟我在成都的旧相好联名给我发来生日贺电。他不在内江的政府宾馆做策划了，回到成都无所事事。他的母亲似乎欠佳。他和另外两个同学去看了我的独居父亲，“老太爷还是经常醉酒瞎闹”。带着幻想与无知，他希望我在澳门遇到一个葡萄牙海盗的女儿，他不知道中国男人兼大陆劳工根本卖不出去，他没我清楚生为中国人的无奈与悲哀。我的回信没提我在澳门的实际情形，只往好处写；我尚未找到坚强和自信的力量。想到他喜欢日本AV，在网络尚未出现的年代，我撕下两页日本成人杂志的AV报道，夹在寄给他的信里。后来见面，我问他有没收到。他没收到。这封信没能通过中国海关。最后，他的一封长信写他母亲病逝。他很难过。他一直以母亲出身大户人家又有台湾亲戚而自豪。他的母亲瘫痪将近十年，全靠他的父亲照顾。老太爷现在终于解脱。
三年后的深秋，我离开澳门。在珠海机场，我跟同是大陆劳工的厦门女友暂别，第一次飞回到成都。少爷和另一个同学找了一辆车来机场接我，然后直奔他家附近一间火锅店。成都的秋夜很清冷。望着破败小街昏黄路灯歪斜瓦房和肮脏公厕，我不觉得亲切。见到高声说笑的老友，我甚至感到一丝陌生。我根本吃不出火锅的味道，暗暗怀疑自己谢绝挽留执意回来的决心。吃喝完毕已过午夜，我到少爷家里暂住一晚。他搬到父母那间大房了，室内简单装修，靠墙一张大床，他父亲则睡儿子从前的卧室。等我从臭哄哄的旱厕小解出来，少爷悄悄问我：“这几天手头有点紧。给点钱用吧。”我从钱包掏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从葡萄牙海盗的女儿跟你飞着媚眼的澳门回来，也因为我给不了太多。他的大床，被盖一阵霉气，我睡得一点也不舒服。
在成都呆了半年多，我又回到澳门，想着老板之前的器重，抱着一线改变身份的奢望。临走前，我把刚回来时好几百块买的传呼机留给少爷，不是送他，而是让他用着，说不定我还回来。不到两年，我的移民奢望彻底落空。沮丧忿懑，我和女友从澳门回到厦门，匆匆结婚，一起飞回成都，借住在我的母亲家。我们没工作也没房子（祖母留下的那一小间公房瓦屋，破得根本不能住人），我们的可怜积蓄只能支撑小段时间，我们都不喜欢却又不得不回到中国。没人相信我们别无选择，没人相信我们手头紧张。我们只得笑脸迎人，打肿脸充胖子。
少爷还在无所事事，渐渐成为同学笑柄。有的说他沉迷电脑游戏，整天泡在网吧。有的讲他没钱却又好赌，输了就找同学借钱。最让大家鄙夷的一个段子，讲他打麻将打到深夜，自己的烟抽完，周围的人也没烟了，烟瘾发作，他钻到桌下，捡起几个烟头来抽。隔了两年再见，我发现少爷的头发更稀了，鼠毛一样耷拉顶上；牙齿东一块西一块都是茶渍烟斑；几根鼻毛，有时粘着小粒鼻屎，常常伸出他的鼻孔；不论走路还是坐着，他老爱缩着脖子，背比以前更弯：他成了一个窝囊卑猥的小男人。少爷的吉他还在，但你极少听他弹琴。
草草安顿，我和妻子忙着找工作。我们只有一部离开澳门时买的日产手机，家里暂时没装电话，我和妻子联系事情很不方便（装部电话当时仍然昂贵。一位老邻居在电信局工作，后来给了我们一个内部转让的电话名额）。我向少爷要回那台传呼机，他不高兴，可能觉得我们不缺那几百块钱。我们的来往因此愈来愈少直到中断。
几个月后，我父亲病死养老院。我打算把父亲和已故祖母的骨灰撒进都江堰以北的岷江。一个同学主动去叫少爷，但他没有露面。妻子比我幸运，很快在一家民营企业找到工作，做了农民董事长的秘书。我母亲不喜欢这个儿媳妇，觉得我们在澳门挣到钱了，不愿意我们免费住她房子，催着我们搬家。搬进租来的房子，我仍没找到工作。我开始怀疑自己水土不服，前些年一直给港澳大老板摇笔杆，究竟还能不能找到像样的工作。等到我和妻子咬牙买了一台二手电脑装上网络，我逃进虚拟世界，晚上拼命上网，玩游戏玩到天光，白天睡到午后才醒，夜深人静又开始新的一轮疯狂。除了从不赌博，不钻到麻将桌下捡别人扔掉的烟头来抽，我几乎变成第二个少爷。
（三）
将近一年过去，在一个同学撮合下，我和少爷握手言和。如同当年借调西藏中学，运气又在向他招手，虽然这次大打折扣。当初把鼻青脸肿的“熊猫”接回成都的警察同学，现又帮他在一环路边的夜市找了一个摊位，他在那里卖袜子。更让人吃惊的是，少爷结婚了。老婆小李是夜市一个广东小老板介绍的。她比少爷小好几岁，来自四川某县，没工作，现跟少爷一起摆夫妻档。去见少爷前，我买了一瓶礼盒装洋酒，算是送他的迟到贺礼。他的新房没添什么东西，天花板还悬着结婚时的彩花彩条，地上没铺瓷砖，而是像我的住处那样铺了一层塑料地毡。
新娘子跟少爷的嫂子一样粗壮，有着进城闯荡的乡下人那股纯朴加精明和真假难辨的自谦。在她面前，少爷就像见多识广人脉灵通的兄长，就差没把小李或“妹儿”当场托付给各位。我妻子当时已是民营公司副总经理，她让小李来做食品促销，把她派驻效益最好的外资商场。妻荣夫贵。农民董事长求贤若渴（这位老兄的慷慨与爽快，远远强过我后来见识的中国文化圈）。拼凑一堆我在澳门收集的欧美港台资料，我去集团总部做了一次管理讲座，应邀当了三个月的高级闲人。天天坐在高新区写字楼，看着反复无常疑心重重的董事长文革一般频繁清洗，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能有什么贡献，更不知道哪天轮到我和妻子倒霉。
澳门认识的香港朋友及时救了我们。二零零零年，我和妻子应邀到深圳工作。朝九晚五繁琐事务我已厌倦，我又提起笔来。这一次，我没想过要当诗人。一开始，我的文字不伦不类，貌似好过从前。得益于刚刚出现的网络，我在小圈子有了小名气，出了一本不伦不类的小书，然而我的写作仍然初级，我还找不到自己。两三年后，我的婚姻濒于破裂。我不时逃回成都，用虚幻乡情和友情替代另一种虚幻。
少爷不比我好。他依然沉迷网络，小李则到另一家食品公司做了促销，最后离家出走。少爷的父亲早已退休，厚着老脸再托熟人，少爷最初工作的那家中学开恩，让他回来在教务处打杂。被老婆抛弃，低三下四回到单位，少爷再次被人鄙夷。二零零五年底，我和妻子分手，我回成都暂居。不想跟少爷一样成为笑柄，我绝口不提自己的婚变。鲁莽无知，想用相对机械的脑力劳动填满时间，我做起报酬奇低付出巨大的文学翻译，几乎活不下去。少爷不知道这些，他只觉得我在慢慢实现少年时代的梦想。“我很失败，你很成功。”他醉醺醺对我说，真诚而又无知，就像当年写信希望我在澳门遇到一个葡萄牙海盗的女儿。
少爷后来装了一台电脑。这台电脑成了他的老婆。你去他家，随时看到他跟“老婆”耳鬓厮磨。喝酒有时冷场，话题或不热门，他就躲进卧室守着“老婆”，不再搭理酒桌旁的二三同学。纵有饭后馀兴，譬如出去再喝，他也常常拒绝；即使出去，他多半提早退场：“我回去了。”除了周末他哥一家回来，家里没有女人气息，一切都像他家厨房一样陈旧邋遢。他父亲愈来愈老，不时需要吸氧，坐在定时炸弹一般的古老氧气瓶旁，听着我们说话。少爷的母亲病逝好几年，但他仍然哀痛，喝了酒往往说起她。这些年的挫败积郁兼自作自受，让他不堪重负。他说他去看过心理医生，他说他去过几次教堂，看到我主耶稣悬在十字架上就想流泪。
当年在新都挨揍回到成都，少爷暂住在另一个警察同学家里。这个同学现在也跟妻子分手了。有一阵子，我们三个离婚男人常在一起分享负能量。养尊处优的文职警察有张刀子嘴，喝了酒常常揶揄少爷，恨他是个扶不起的阿斗，骂他是个破落户，有次甚至把酒泼在少爷脸上。过了几个月，少爷跟警察言归于好。那晚在河边酒吧，少爷喝多了，痛哭流涕，数落自己无能窝囊，恳求我们原谅这些年来他的不是。他说他一直敬佩警察的母亲，他想做她干儿子，如果可以，他愿意当着警察一家给干妈磕头。我和警察连连安慰他，叫了一辆车让他回家休息。等他离开，我问警察是否真的要认这个送上门来的兄弟。警察冷笑几声：“不可能。”这些年，他看透了少爷，他再也不会把他的话当成一回事。
等到我的生活渐渐堕入绝境，我才真正理解一点少爷，理解他的退缩逃避，理解他的突然失控痛哭流涕。但是，别的同学背着少爷鄙夷他时，我继续附和，想和少爷划清界限，想让自己依然显得成功。好几年过去，尤其现在，从绝境之中慢慢爬出，放下某些人某些事，不再因为绝望而绝望，我才发现，当时的我差点再度变成另一个少爷，哪怕如他所说，我很成功，他很失败。没有机会给干妈磕头，少爷缩进龟壳。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怎么往来。汶川地震刚过，我们异乎寻常见了好几面。频繁余震让人惊慌，把人暂时拉近。他说自己因为地震又快崩溃。他说我写地震的一篇文章结尾应该见出大爱；他的文学趣味依然像个中学生。如同当初崇拜得过吉他大奖的校工同事，他津津有味说起学校新来的校长怎么有能耐怎么看重他。他似乎一直需要一个靠山让他寄生，这个靠山，要么是朋友，要么是干妈。
灾难过去，我们缩回各自的龟壳。我和文职警察也不再往来；我已看够他的嗜酒如命借酒发疯。几个月后，一个偶然场合，我听说少爷出了车祸。他去买烟，眼睛近视又不看路，学校门口被车撞倒，手术后养伤几个月，上身落得一个轻度残疾。当年把“熊猫”接回成都的警察同学再次帮忙，软硬兼施，让司机承担全部责任，赔了少爷七八万块。有个同学劝他用这笔钱去按揭一套房子，他似乎没兴趣，反而炒起股来。从车祸到出院，少爷没有让人通知我和骂他破落户的文职警察，或许他也看够我们看透我们。去年八月，我离开成都暂居大理，走前想着要不要去见他一面，但我最终觉得这个念头很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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