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选自网络）
一、“豆腐”的讳称
四川方言中有一个地道的方言词指称豆腐叫做“灰妹儿xuei55m?”。这个方言词的流行范围很广，包括从都江堰、崇州到乐山、峨眉、宜宾一带的岷江流域，从金堂到泸州一带的沱江流域以及川东北南充、遂宁、广安和巴中一带以及重庆的一些地区。“灰妹儿”的读音，各地不尽相同，后字多读为儿化去声；其内涵，各地略有不同，如自贡、富顺、荣县特指“豆花儿”；其写法，各种方言资料更是千差万别，如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1]：（豆腐）永川称为“灰毛”，彭山、南溪、泸州、高县、云阳、大足、巴中称为“灰毛儿”，邛崃称为“灰蘑儿”，宜宾称为“灰磨儿”，隆昌称为“灰妹儿”，遂宁称为“灰馍”，合江称为“灰门儿”。
如《中国民间文学三集成·泸县资料集》[2]：要我说哩，我就说。今天这田头有个粉脸壳。那吃饭朝前走哩，做活路朝后缩。端碗干饭嫌拗手喂，吃块红灰毛儿挟角角。吃点豆豉倒盆子哩，吃盘海椒水（儿）又不刹角。
二、避“豆腐”讳的民俗语源
“灰妹儿”的写法如此之多，究竟哪一个才是其本字呢？其实“灰妹儿”的妥当写法当为“灰猫儿”，来源于四川人对老虎的讳称。
避“虎”讳，古已有之。唐朝时就避讳说“虎”，因为李世民的曾祖父叫李虎。后世文献多有反映，如《通鉴·宋纪十三》：“殷琰将刘顺、柳纶、黄甫道烈、庞天生等马步八千人东据宛唐。”胡注：“‘宛唐’，按《水经注》作‘死雩’，……杜佑《通典》作‘死虎’。”《魏书》卷八《校勘记》认为：“宛唐、死雩当是唐人避李虎讳改。”唐人非要说“虎”字时，常常用“武”代替。《北史·陆俟传》：“（陆）宽兄弟并有才品，议者称为三武。”“三武”亦为“三虎”，避唐讳改。《吴地记》云：“虎丘山，避唐太祖讳，改为武丘山。”[3]在历代史书典籍中，还有用“兽、彪、豹、菟、熊、龙、虔”等字来代替“虎”的。唐朝时，就把“老虎”叫作“大虫”，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大虫老鼠，俱为十二相属。”《水浒传》中也作“大虫”。今四川方言中，普遍将“老虎”称作“猫”。如成都叫“大花猫儿、猫猫”，崇州称为“黄猫”，大竹、石柱、涪陵、巴中称为“大猫”，云阳称为“大头猫”，巴县、开江称为“大头猫儿”，犍为、夹江则称为“扁担花”。巴县有“（飞禽走兽）山王爷不开口，大头猫儿不敢拿起走”的俗语[4]。
当然，今四川方言避老虎讳与唐朝避李虎讳已没有多大的关系，主要原因与清初四川闹虎患有关。
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地广人稀，靡有孑遗。这跟当时巴蜀地区长达三十多年的战争，包括张献忠剿四川，清军入川大肆屠杀，清军和地主武装与张献忠武装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清军与南明武装的战争、南明将领内部的相互厮杀，“三藩之乱”的拉锯战等一系列战争有关。不仅如此，四川既罹瘟疫又遭虎灾，一时之间，人们谈虎色变，尤其是在顺治康熙时期。各种文献多有记载，如：
沈荀蔚《蜀难叙略》记载了顺治五年到八年（-）的三年时间里四川的虎患情景：八年辛卯春，川南虎豹大为民害，殆无虚日。乃闻川东下南尤甚，自戊子（顺治五年）已然。民数十家聚于高楼，外列大木栅，极其坚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顶穿重楼而下，啮人以尽为度，亦不食；若取水，则悉众持兵杖多火鼓而出，然亦终有死者。如某州县民已食尽之报，往往见之。遗民之得免于刀兵饥谨疫疠者，又尽于虎矣。虽营阵中亦不能免其一、二。[5]不仅平民，连军队士兵皆为虎所害，可见当时虎患严重。
康熙十一年（年），济南王士祯将奉命入蜀的沿途见闻记载在《蜀道驿程记》一书中，写道：自宁强至广元，“城郭为墟”，次潼川州（今三台），后抵建宁驿，“竟日出没荒草中。土人云，地多虎，日高结伴始敢行”。[6]
欧阳直《蜀乱》写到：蜀中升平时从无虎患，自献贼起营后三四年间，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7]
四川的虎患，以川东、川北、川南丘陵地区为甚，如川东：道光《綦江县志》卷10说“（綦江）群虎白日出没，下城楼窥破残人户。……行者虽五、七同群，执器械，前后中间必有一失。”
光绪《荣昌县志》卷19记载，张懋尝主仆八人至荣昌上任，城中四处无人，天尚未黑，群虎窜出，八人之中有五个葬自虎口[8]。
乾隆《富顺县志》卷5记载：清初富顺“数年断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城郭村圩之内，不见一人驰逐之。”
川北的顺庆府也是虎患重灾区，“群虎自山中出……县治、学宫俱为虎窟”[9]。据《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载，顺治时期，顺庆府附廓南充县知县黄梦卜申称：原报招徕户口人丁名，虎噬名，病死55名，现存名。新招人丁74名，虎噬42名，现存32名。”[10]
地势平坦的成都平原在清初也是虎患重灾区，发生了长达五六年的虎患[11]。如康熙二十二年（年），方象瑛入川任主考官，著《使蜀日记》，其中写道[12]：“（八月）初三日，县令吕君送余渡渭水上流……夜抵东河驿，编竹为舍，山风飒飒，时闻虎啸声。”“（九月）一日，次汉州，抵新都县，皆名区。乱后中衢茅屋数十家，余皆茂草，虎迹遍街巷”。连成都北门外的新都也“虎迹遍街”，可见成都平原虎灾多么严重。其后转行川东长江流域，“（十二月）初七日，过石宝驿（今重庆忠县石宝寨）。……饥虎昼出，猿狖成群。”从渭水流域到广汉、成都、重庆忠县一带，老虎肆掠，足见四川虎患严重，令人咋舌。
刘石溪在《蜀龟鉴》中对当时四川的虎患作如下的记述：“川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十万不存一矣。”[13]
清初四川地区长时期存在为害甚广的虎灾是确凿无疑的。长久以来由于老虎造成的恐慌，导致人们闻虎丧胆、谈虎色变，在交流时也极力避免接触。即使在传递这些信息，非说不可时也必须改换说法，最好的做法就是换成大家熟知、温顺的猫，又因虎和猫同属猫科动物，大小不同但形状相似，久而久之形成了避讳。其实很多方言对凶恶的动物往往都要避讳而称其名，这在民俗学上是常见的一种现象，如把“蛇”说成“长虫”等。董绍克认为：凡是人们认为能给自己带来凶祸的，不管是人、是物、还是某种现象，都要进行避讳。避讳语就其内容来看可分成三类：一曰“讳凶”，二曰“讳尊”，三曰“讳俗”。[14]讳“虎”而称“猫”即为“讳凶”故，这类避讳语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产生。这主要是出于人们避凶趋吉的本能和祈求平安幸福的心理。
如：《洪门兄弟》[15]：我怕路上的大猫猫把你吃掉了。
《成都民间文学集成》[16]：你是山神土地，这“花猫猫儿”就该你管。有恶人来要银子，你就骑起“花猫猫儿”咬他；穷人来要银子，你就把“花猫猫儿”藏起来，叫他到这口印上来拿。
“大猫猫”、“花猫猫儿”即“老虎”。笔者小时候，常常被大人吓唬说，“猫猫来了！”这个“猫猫”，一说就是老虎。
巴中、广元一带出产一种名为“黄精”的中药材，俗名“老虎姜”，当地人称为“猫儿姜”。更有趣的是，四川南部县五灵乡岐山村，生活着一个独特的家族：村子里近百人姓“虎”[17]。无独有偶，据调查，成都市新都区龙虎镇虎家寺居住着为数不少的“虎”姓居民。虽然姓“虎”，两地居民却都自称姓“猫儿”，就连龙虎镇的“虎家寺”当地也说为“猫儿猫儿寺”。另外，四川各地类似“猫儿岩”、“猫儿洞”这样的老地名还非常多，也是避虎讳的例证。
发展到后来，凡与虎同音或相关的字和事物也要改换名称，四川方言“斧、府、腐”和“虎”同音，都要避讳。不能对“斧头”直呼其名，而要改称他名。如绵阳称为“开山儿”，广安、巴中称为“开山、开山子”，成都、郫县、渠县、巴中、蓬安称为“毛铁”，遂宁称为“斤瓜爷”，乐至称为“猫儿头”，金堂、广元称为“猫儿”，双流称为“猫耳、毛牛”，彭山、邛崃称为“猫儿刀”，重庆云阳称为“大脑壳”，南充称为“铁脑壳”，重庆铜梁斤瓜。有的“府”要改称为“县”，称“府正街”为“猫正街”。成都话说“腐烂”一般说成“朽了、沤烂了”。
至此，我们就不难看出，指称豆腐为“灰妹儿”其实是对“腐（虎）”字的避讳，“灰妹儿”的妥当写法当为“灰猫儿”。“灰”为豆腐的颜色，概因豆腐不是纯白色，略微泛黄泛灰，今四川人把白色的面粉叫做“灰面”也是明证；“猫儿”为“腐（虎）”之讳称。在今新津、大邑、邛崃、蒲江一带还衍生出了一系列方言词：水豆腐叫“水灰猫儿”，豆腐干叫“干灰猫儿”，豆腐乳叫“红灰猫儿”，掺上清油密封在罐子里的豆腐乳叫“泥灰猫儿”。
无独有偶，今湘方言中也避虎讳，称老虎为“老虫、大虫、大猫”，斧头改为“猫头”，还有“老虫借猪，有借无还”的俗语。《长沙方言词典》收有“猫乳”一词，释义为因早晨忌讳说“虎”，故“腐乳”改称“猫乳”。也是极好的佐证。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境内的客家人对老虎则无讳称。上文可见，四川的虎患最严重时是出现在顺治、康熙年间，其后有所缓解。如四川成都龙泉驿区黄土镇大同村《陈氏族谱》记载其来川始祖宁相公“生于粤”之嘉应州长乐县（今梅州五华县），“雍正甲寅（年），置业于黄土场老鸦林，……公居山时多猛虎，日入则闭户，虽畜犬不听其宿于外，不然则为所噬，其出耕也，所过皆长林丰草，时亲见猛虎卧道旁，偶一鸣声震地，疾走吓汗，其惊险如是。”较之清初新都县城的“虎迹遍街”，成都东山乡野一带的老虎无论在数量还是在破坏性上都大为下降。因为四川的客家人多为雍正和乾隆前期徙川，由于远居闽粤，信息不畅、路途遥远，来得较晚，未赶上这一场老虎横行的灾难顶峰，因而他们对老虎的畏惧有限，也就未能在语言上产生避讳禁忌。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在客家祖籍地广东一带，客家人对老虎也直呼其名，很少避讳。有人认为大概是因为客家人是“山居之民”，对猛兽毒虫习以为常，听到或见到它们时不至于胆战心惊，故可以不避讳[18]。他们将这一族群心理也带到了四川。
仍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按照四川方言的发音规律，“灰猫儿”的“猫儿”当读为阴平，为什么在各地往往读成去声。原理大概源于训诂学上的“破读”，即改变一个字原来的读音以区别意义，这是一种音变构词的手段。如，“王”读为去声表示称王，由名词变成动词。“猫儿”读去声主要是区别老虎和猫的差异，也是从形体相似引发的避讳发展到语音避讳的第二个层次。在温州话中，老虎也被说成“大猫”。猫单念是阴平mu?33[19]，往往儿化，但在“大猫”组合中“猫”念成阳平调d?u11mu?31[20]。此语音现象跟“灰猫儿”一样，声调也发生了变异。这种变异跟社会心理因素相关。
清初虎患猖獗，但到了康熙末年，四川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米粮生产基地。说明大规模的移民入川，老虎已丧失生存空间，四川荒凉的局面也得到了改善。于是，随着对老虎的畏惧逐渐消除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某些避讳语也就渐渐消失了。清末、民国年间的四川地方县志就记载了许多关于虎的地名和事物。如道光9年《新津县志》：老虎口、虎头桥；光绪34年《叙永永宁厅县合志》：江门石虎关；同治12年《重修成都县志卷二》：虎皮糯（一种糕点）、鱼虎（翠鸟）；民国16年《简阳县志》：虎耳草、虎头兰；民国18年《新都县志》：虎头山；民国27年《安县志卷三》：年虎头山；民国29年《广元志稿》：虎跳驿、虎狼沟、黑虎山；民国33年《长寿县志卷四》：恶老虎不吃儿，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万源还有谚语：土地不开口，老虎不咬狗，等等。
可见，经历了多年的修养生息，直至清末，四川百姓早已遗忘了那段老虎肆掠的历史，不再畏惧，对老虎也没有严格的避讳了。到了今天这些避讳语的使用频率日渐降低，许多年轻人甚至已经不知道“灰猫儿”为何物。
三、结语
索绪尔指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21]从某种意义来说，人类的历史也是语言的历史。从对老虎的畏惧到改称“猫”类词，再到同音字“腐、斧”的避讳，反映了从避讳的“实物（实体）—单个避讳词—整套避讳语”的语言的发展轨迹，这同样也是四川避讳民俗文化的发展轨迹。
民俗现象自诞生之日起，就被冠以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往往是以方言的形式存在的。民俗以方言为传播载体，独特的方言词，对民俗的形成和巩固起凝聚作用。而这个方言词常常比与之对应的民俗现象的生命力还强。避“虎”讳的民俗消失了，“灰猫儿、猫儿刀”这样的方言词仍然活跃在民间，而有的则会改头换面被赋予新的含义继续使用。语言背后的民俗有时候隐藏很深，就像浮云蔽日，需要研究者层层拨开云雾，方可以清晰地挖掘出背后的民俗现象。再如“空心菜”在成都地区称为“蕹菜”，在川东地区叫“藤藤菜”，而在沱江、岷江流域一带还有一种说法叫“过河菜”。盖因“蕹”字与“滃”同音，“滃”在四川方言中意为沉入水里，此船家最为忌讳，故改称“蕹菜”为“过河菜”。“过河菜”这个称谓今已鲜有人提及，但它是四川河道众多，旧时航运发达的现实写照，同时也反映了船家的民俗禁忌。所以，方言本身也是一种民俗，许多民俗学家也总是从方言入手来研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
[1][4]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M].四川人民出版社，2..
[2]中国民间文学三集成泸县资料集编委会.中国民间文学三集成·泸县资料集[M]...
[3]王彦坤.历代避讳字汇典[M].中州古籍出版社，..
[5][清]沈荀蔚.蜀难叙略[M].载知不足斋丛书.第18集.上海古书流通处据清鲍氏刊本影印.民国10年.
[6][清]王士祯.蜀道驿程记[M].卷上.
[7][清]欧阳直.欧阳氏遗书蜀警乱事记[M].古卧龙桥泉记书庄，民国26年重刊本.
[8][9]转引自王纲.清代四川史[M].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0]转引自刘正刚.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4）.
[11]刘正刚.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4）.
[12]方象瑛.使蜀日记[M].上海书店.丛书集成续编.第65册，－.
[13][清]刘石溪.蜀龟鉴[M].内江裴氏家藏本，清宣统3年刊刻.
[14]董绍克、赵春阳.避讳语初探[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7，（1）.
[15]蜀洪.洪门兄弟[M].[台湾]八八出版社，..
[16]陈浩东主编.成都民间文学集成[M].四川人民出版社，..
[17]重庆晚报[N].8年6月19日第19版.
[18]温昌衍.客家方言[M].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6..
[19][20]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M].江苏教育出版社，2...
[21][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43.
（四川荣县赵熙“迎猫祭虎”石刻/陈廷德摄）
（原文选自《中华文化论坛》年，作者曾为志，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
。在此感谢曾为志老师对本刊的支持。）
曾为志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