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交通史专辑”
内容提要：从独轮车如何“被发现”在汉代普遍存在这一独特视角，讨论了木牛流马、鹿车、以及一轮车等这些不同时期的具体称名与汉代独轮车的联系和区别。通过对汉代“鹿车”称名问题的分析，可以认识到，汉代鹿车一般指的是一种窄小轻便、制作粗陋、用人推拉的独轮车，但也有鹿驾之车、升仙鹿车以及麤犊车的存在，面对相关史料时应具体辨别。传世文献中的汉代“鹿车”事迹将民间使用独轮车者的清贫形象附加在文献所载汉代鹿车使用者身上，通过两者之间产生的极大张力和感染力来强化汉代“鹿车”事迹中人物的高洁品行，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鹿车文化内涵。
关键词：独轮车；木牛流马；鹿车；“鹿车”事迹
“独轮车”之称名，虽然首见于北宋时期沈括的《梦溪笔谈》[1]，但作为一种交通运输工具，事实上其早在秦汉甚至先秦时期就已存在。不过，这一结论的得出，却是相关专家学者通过不断考证，从而将独轮车的出现时间逐步前推的结果[2]。针对这一现象，本文试图从独轮车如何“被发现”在汉代普遍存在这一独特视角，来详细讨论汉代独轮车的具体称名，并进而探讨文献中记载的有关汉代“鹿车”事迹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
一木牛流马与独轮车
历史上对木牛流马的记载，最早见于《三国志·蜀书》中的《诸葛亮传》及《后主传》，共有六次之多。其中如《诸葛亮传》载：“（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3]
对木牛流马的介绍，早在陈寿所编《诸葛氏集》目录中就列有《传运第十三》，其中当有与之相关的内容。《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中裴松之为“木牛流马”作注时，就很明确地说其注文来自《诸葛亮集》中的《作木牛流马法》一文。引文中提到，木牛“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流马“后杠与等版方囊二枚”，“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可见二者均应是蜀汉时期的交通运输工具。[4]而至于木牛流马具体是什么样子，由于其形制非常复杂，虽然《作木牛流马法》有很多相关数据，但在没有实物出土，又没有可供复制的完整数据乃至图纸的情况下，要想对其有确切的了解，似乎仍然不太现实。
不过，宋代人却最早将木牛流马与独轮车联系在了一起。如《宋史》卷三○九《杨允恭传》载，宋真宗时，杨允恭建议依照“诸葛亮木牛之制”，用“小车”运军粮，“每一车四人挽之”。[5]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五亦载：“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盖木牛流马也。”[6]高承《事物纪原》卷八“舟车帷幄部第四十·小车”条则说的更为详细：“蜀相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马以运饷。盖巴蜀道阻，便于登陟故耳。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疑（诸葛）亮之创始作之于江州县，当时云然，故后人以为名也。”[7]这里的“江州车子”即是小推车。正是依据上述记载，刘仙洲得出了“《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上的‘木牛、流马’就是独轮车”和“独轮车可能创始于三国时期”的两个“初步推断”。[8]这两个“初步推断”在逻辑上有递进式的因果关系，前一个推断实际上直接决定着后一个推断能否成立。而前一个推断的确得到了大多学者的认同，如陈从周、陆敬严《木牛流马辩疑》一文，通过大量文献考证，并结合作者亲赴川北栈道考察的情况，肯定了刘仙洲的观点，并对之做了补充和发展，提出木牛流马实为具有特殊性能及特殊外形的独轮车[9]。但也仍有学者提出质疑，如谭良啸《木牛流马考辨》一文则认为木牛流马不是独轮车，而是一种人力木制四轮运载车[10]。前一个推断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到第二个推断的准确性。不过，随着汉代相关考古资料的发现，刘仙洲结合文献记载中的汉代“鹿车”等资料，又果断地做出了两个新的推断：其一，结合有关董永故事的记载、汉武梁祠画像石和两个汉代石阙浮雕等相关内容加以推断，可以证明“在《后汉书》及其它几种文献上所说的鹿车就是后来的独轮车”；其二，将原来两个“初步推断”中的后一个推断上推，认为“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至少应由三国时期上推到西汉晚年”[11]。实际上，这两个新的推断也存在递进式的因果关系，即汉代的鹿车是独轮车，由于鹿车在西汉晚年已经出现，因此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至少应上推到西汉晚年。这两个新的推断，也得到学界的普遍赞同。如孙机《“木牛流马”对汉代鹿车的改进》一文就认为：我国独轮手推车发明于汉代，这“既有文献与图像可征，又为刘仙洲、史树青等人所著文考证过”，“今日已成为定论”。而汉代的独轮车，“又名鹿车”。至于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均是独轮小车，二者应为大同小异的一类运输工具”，但“应不同于汉代旧制”，而是对汉代鹿车的改进[12]。可是，汉代的鹿车一定就是独轮车吗？这其实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鹿车与独轮车
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石阙上均有汉代人使用独轮车的图像资料。汉画像石如山东嘉祥武梁祠后壁图像《董永孝亲》、山东泰安画像石《孝子赵荀》、江苏徐州画像石《杂耍宴乐图》，均有独轮车图像。画像砖中的独轮车图像相较而言则更多，且目前所发现的多集中在四川地区，如四川成都扬子山二号汉墓出土的《骈车画像砖》、年成都市郊东汉墓出土《容车侍从》、彭州市升平乡出土的《羊尊酒肆》、新都县出土的《当垆》、新都县新龙乡出土的《酿酒》、年广汉新平出土的《市楼沽酒》等。另外，四川渠县燕家村沈府君汉代石阙浮雕和蒲家湾汉代无铭石阙背面浮雕上亦均有独轮车的图像资料。[13]这些独轮车图像资料的广泛存在，表明至少在东汉时期，独轮车曾得到了普遍应用。可是，汉代传世文献中为何没有独轮车的相关记载呢？为解决这一疑问，刘仙洲又将独轮车和汉代人使用的鹿车联系了起来。
史籍中多有汉代人使用鹿车的记载。据刘仙洲搜集，《后汉书》中五次，《三国志》、应劭《风俗通义》和干宝《搜神记》中各一次[14]。若细加搜索，其实还有一些。如《东观汉记》卷九《邓训传》载：“故吏最贫羸者举国，念训常所服药北州少乏，又知训好青泥封书，从黎阳步推鹿车于洛阳市药。”[15]《三国志》卷一八《魏书·庞淯传》裴松之注引皇甫谧《列女传》：庞淯之母庞娥亲为报父仇，“遂弃家事，乘鹿车伺（李）寿。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时，于都亭之前，与寿相遇，便下车扣寿马，叱之”[16]。《三国志》卷四四《蜀书·费祎传》：“时许靖丧子，（董）允与祎欲共会其葬所。允白父和请车，和遣开后鹿车给之。允有难载之色，祎便从前先上。”[17]另外，还有“鹿车”写作“露车”的史例[18]。如《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载：“帝与陈留王协夜步逐荧光行数里，得民家露车，共乘之。”[19]此事《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引张璠《汉纪》亦有载：“时帝年十四，陈留王年九岁，兄弟独夜步行欲还宫，暗暝，逐萤火而行，数里，得民家以露车载送。”[20]当然，以上可能仍是不完全的统计。不过，通过上述材料，已能得出以下认识：鹿车是一种轻便简陋的小车，可由一人推行，在汉代应用已较广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鹿车是一轮还是两轮，以上所有相关传世文献均未提及。那么，如何证明汉代的鹿车就是独轮车呢？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均涉及到的董永故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
关于董永故事，东晋干宝《搜神记》卷一载：“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21]里面提到鹿车载父的董永是汉代人，但惜未载明材料来源，可靠性本身是存疑的。但巧合的是，汉代画像石中山东嘉祥武梁祠后壁《董永孝亲》图像的发现，证实了《搜神记》中此条的记载。该画面左侧站立手持农具者，旁有文一行曰“董永千乘人也”，画面中坐于车上手拄鸠杖的老人，旁书“永父”两字。联系图文，再结合《搜神记》所载董永故事即可判断，画面中董永父亲所坐的独轮车应即为《搜神记》中所载的汉代“鹿车”。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卷八五代人句道兴《搜神记》载：“昔刘向《孝子图》曰：有董永者，千乘人也。小失其母，独养老父，家贫困苦，至于农月，与辘车推父于田头树荫下，与人客作，供养不阙。”明确指明《搜神记》该条材料来源于西汉刘向的《孝子图》，并在该故事结尾标注“前汉人也”，进一步把董永确定为西汉时人。[22]不过，山东泰安画像石《孝子赵荀》图像与《董永孝亲》图像极其相似，其中独轮车在大小结构上也完全一致，但榜题却是“孝子赵荀”而不是董永。这一差异表明，或许董永故事即使到了东汉，其在民间的流传，仍未定型，又或者汉代民间流行的孝子故事与孝子图不止一套，孝子图在各地流传时存在着细小变化。因此，为谨慎起见，认定董永为汉代人似更稳妥一些。
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中董永故事的相关内容，证实了汉代人董永载父的鹿车是独轮车。而有学者在《百家讲坛》举证《搜神记》所记董永故事中“鹿车载父”时，特别提醒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董永驾的是鹿车，不是牛拉的车，是鹿拉的车。这一说法，自然属于错误的说法[23]。那么，是不是说有关汉代资料中的“鹿车”就一定是独轮车了呢？答案其实也是否定的。汉代的“鹿车”除手推之车，即独轮车之外，其实还真的有鹿驾之车。这种车在汉画像石中有见，如山东济宁喻屯镇出土的《单鹿驾车》、滕县西户口出土的《东王公画像石·鹿车出行图》，其画面中均有鹿驾之车，说明汉代可能确有与马车、牛车一样真实的鹿车，且不只是单鹿驾车，更有多鹿驾车的方式[24]。还有一类升仙转世的鹿车，如河南南阳市魏公桥汉画像石中就有乘鹿车升仙的画面[25]，陕西靖边东汉墓壁画中也出现用于升仙的鹿车，“由一头有翼的长角鹿牵引，车上坐一高冠红衣、抄手控辔的仙人”[26]。
其实，即使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汉代“鹿车”，也不一定就是独轮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涉及到汉代“鹿车”的称名问题。关于汉代“鹿车”称名，至少有以下几种意见：
1.鹿车。为汉代史料中所多见。《后汉书》卷二六《赵熹传》唐李贤等注引东汉应劭《风俗通》，对“鹿车”解释为：“鹿车窄小，裁容一鹿也。”[27]对于这一说法，学者们理解各不相同。王振铎说“据应劭的解释，……鹿车窄小，形制似鹿，故曰鹿车”[28]，这当是对《风俗通义》原文理解有误所造成的。史树青认为，鹿车的“鹿”字应作“辘轳”解，而应劭这一说法，“是望文生义的解释”[29]。孙机则认为《风俗通义》的意思是鹿车窄小，只能容下一鹿，并申述“所谓鹿车‘裁容一鹿’，是否纯属望文生义的敷衍之词？却也并不见得。因为四川彭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之鹿车，只装载一件羊尊，可谓‘裁容一羊’。羊尊常与鹿尊为类；如若此车改装鹿尊，就和《风俗通》之说相合了”[30]。这一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鹿尊在汉代似曾用作祭祀礼器，如《汉韩明府孔子庙碑》载：“君造立礼器，乐之音符。……爵鹿相（柤）梪，笾柉禁壴。”其中之“鹿”，宋赵明诚在《金石录》中说“所谓‘鹿’者，《礼图》不载，莫知为何器”，后又补述道：“余后见汶阳陈氏所藏古彝，为伏鹿之形；近岁青州获一器，亦全为鹿形，疑所谓‘鹿’者，因其形而名之耳。”清卢文弨又加案语说：“钱氏榖钞本记其上云：‘射礼有鹿，中高一尺五寸，为鹿形，背设圜（圆）筒，以纳筭（算）筹，射毕以释之器也。’”[31]因此，简单将“裁容一鹿”比附为“裁容一羊”的做法是否妥当，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因为从汉代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用例看，鹿车应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民间交通运输工具。或许，如果我们简单来看应劭的这一解释，应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鹿车”这一名称，在东汉末年应劭所处的时代是存在的，只是可能已经不太常见，所以应劭才对其进行解释。其二，应劭的这种解释，至少揭示了汉代鹿车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比较窄小轻便，载重量当也不大。
2.乐车。秦汉史料中未见使用者，仅见于《太平御览》卷七七五“车部四·鹿车”条所引东汉应劭《风俗通》佚文对“鹿车”的解释：鹿车“或云乐车”，因为“乘牛马者，剉轩（斩）饮饲达曙”，而“今乘此虽为劳极，然入传舍，偃卧无忧，故曰乐车。无牛马而能行者，独一人所致耳。”[32]因为汉代鹿车“皆作鹿，不作乐”，王振铎推测“可能是由于鹿乐两字音近，是以谐声之字，又转为会意的”。关于“乐车”名称，王振铎也认为“应非出自应劭杜撰，当有所据而言，而文中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为此他提出“乐车亦可能由于鹿车的车形和‘樂’字的篆文写法形近有关”，“‘樂’字在写法上和鹿车平面结构是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他也承认这“仅是一种推测，而与鹿车的名称古训无关。如果以上推论属实，也是出自秦、汉文人望文生意（义）的解释，非民间的叫法”。[33]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指出，“汉字‘乐’的谐音为‘鹿’，既好记又形象，在汉时人们的心中，将鹿视作‘仙兽’能‘宜子孙’。汉画中‘羽人骑鹿’和‘仙鹿’图像很多，这与汉人处处求祥瑞，重进取有关。……另外，鹿的温驯敏捷与小车的灵活轻便又相吻合。所以御览卷引出‘乐车’一词，并非向壁虚造之词，最近汉人原意。”[34]这一说法，从功能、意义和作用方面来解释汉代鹿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当然，即使抛开这些说法，单看“乐车”名称，至少应劭又揭示出汉代鹿车的另一特点，那就是不使用畜力，靠人力推动。
3.辘车。见于敦煌写卷句道兴《搜神记》所引西汉刘向《孝子图》。清人瞿中溶《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较早认为鹿车之鹿“当是鹿卢之谓，即辘轳也”[35]。随后多有学者把鹿车解释为“辘车”、“辘轳车”。刘仙洲说：“在东汉画像砖上所表现的辘轳及由汉墓出土的不少陶辘轳明器，恒由一个轻便的滑轮所代表”，“因为这种独轮车是由一个轻便的独轮向前滚动，就把它叫作（做）‘辘轳车’或‘鹿卢车’，并简称为‘辘车’或‘鹿车’是比较合理而自然的”。而且他还提到，在王重民等所编《敦煌变文集》卷八句道兴《搜神记》中，就不用“鹿车”而用“辘车”，“也可以作一个旁证”。[36]史树青也同意这种说法，并进一步论证说：“关于鹿车的鹿字，有无偏旁是一样的（古人用字，偏旁常任意增减），应作辘轳解，是轮轴类的引重器”，“传世汉代铜器中，有一种活轴铜灯，灯盌可仰可合，俗称辘辘灯，意也取此。所以辘车就是一个轮轴的车”。[37]
刘仙洲引用此事所依的本子是上述所引王重民等编的《敦煌变文集》句道兴《搜神记》，其中正为“辘车”而非“鹿车”[38]。该书校记说，此篇底本用的是日本中村不折藏本的影印本[39]。有学者查证《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中的《搜神记》，原卷的确作“辘”，但却发现“辘车”仅此一处，而敦煌写卷《搜神记》的别本，“辘车”皆作“鹿车”；另外，“辘车”说法虽颇有道理，然辘轳是联绵词，模拟的是轮轴转动时与地面或轴轮间发生摩擦和震动的声音，“辘轳”读来朗朗上口，不能分开释义，故“辘轳车”省作“鹿车”，语言学的证据也嫌不足。[40]不过，“辘车”这一相对较新的提法，其实也揭示了汉代鹿车的一个特点：使用一个轮子。
4.麤车。见于魏晋史料中。如《陈书》卷二七《姚察传》载：“（姚察）遗命薄葬，务从率俭。……须松板薄棺，才可周身，土周于棺而已。葬日，止麤车，即送厝旧茔北。”[41]《南史》卷六九《姚察传》亦有类似记载：“（姚察）遗命薄葬，以松板薄棺，才可容身，土周于棺而已。葬日，止麤车即送厝旧茔北。”但其校勘记说：“‘麤车’各本作‘鹿车’，据《陈书》改。”[42]点校者仅依据《陈书》卷二七《姚察传》中的相关内容，直接将各本中原有的“鹿车”改为“麤车”，而没有说明其他理由，似有过于武断之嫌。关于“鹿”与“麤”之间的联系，清人沈涛在《铜熨斗斋随笔》卷八《鹿有麤义》条中就已提及：“鹿裘乃裘之麤者，非以鹿为裘也；鹿车乃车之麤者，非以鹿驾车也。麤从三鹿，故鹿有麤义。……又案《后汉书·赵熹传》注引《风俗通》曰‘俗说鹿车窄小，裁容一鹿’，然则鹿裘又何说耶？知不然矣。”[43]在这里，“麤”与精细相对，有粗糙、简陋之意。
对此，王振铎虽驳斥清人沈涛“关于鹿车的问题，沈涛未能举例说明。……沈涛仅是注意到车辆精粗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车制构造类别的主要方面，从而否定了历史上鹿车的存在，其说是不能成立的”，但也承认“魏、晋之际确实有麤车之称，鹿车可能为麤车之讹”，并举例加以论证：
麤犊车应为一般牛车，或即魏、晋以来的牛车辎軿，如《蜀志·费祎传》（卷四十四）：“时许靖丧子，允与祎欲共会其葬所。允白父和请车，和遣开后鹿车给之。允有难载之色，祎便从前先上。及至丧所，诸葛亮及诸贵人悉集，车乘甚鲜，允犹神色未泰，而祎晏然自若。持车人还，和问之，知其如此，乃谓允曰：“吾常疑汝于文伟优劣未别也，而今而后，吾意了矣。”文中所谓“开后鹿车”，并结合“从前先上”来看，应不是独轮的鹿车；由于鹿车无篷，亦无蔽筜，当然没有开后的结构，况且只有犊车才有从车前上车的条件。据《三国志·魏志·阎温传》（卷十八）引《魏略·勇侠传》中记孙硕文中有乘犊车，“开车后户”、“闭车后户”、“下前襜”等记载，说明开后鹿车，可能就是“麤犊车”。又如《后汉书·列女·庞淯母列传》（卷八十四）记淯母为报父仇，尝乘“帷车”以候仇家。《三国志·魏志·庞淯传》（卷十八）并记所乘为“帷车”，意在备车帷以蔽形容，而《魏志》同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别作“鹿”车，说明文中鹿车应是属于有帷襜的麤犊车，而非独轮鹿车无疑。[44]
这两个例子中所载的汉代鹿车，正如王振铎所论证的那样，均“非独轮鹿车无疑”。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更是直接从“鹿”字本身入手，认为“鹿”是“麤”的俗字，“鹿”“麤”的俗讹变化造成传世文献中两者混用不分，“鹿车”即“麤车”的错讹。之所以汉代传世文献“鹿车”多见，而“麤车”少有，是因为《后汉书》、《三国志》等是魏晋六朝人所写，而这一时期正值俗字流行的高峰，当时的写本书籍及碑刻墓志，讹俗别字，连篇累犊。[45]这种从“鹿”字本身入手来探讨鹿车名称的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而鹿车即麤车的说法，则揭示出汉代鹿车的另一特征：在制作方法上较为简单粗糙。
但是，这种说法其实忽略掉了最为关键的一个事实：东汉人应劭对鹿车“鹿车窄小，裁容一鹿”的解释即使是望文生义，但却能够证明在东汉时期鹿车这一名称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因此，简单认定“‘鹿车’即‘麤车’的错讹”的做法是不恰当的。但“鹿”“麤”的俗讹变化造成传世文献中两者混用不分的现象的确存在，为谨慎起见，我们或许也不应地绝对说文献记载中的汉代鹿车就是独轮车，而应对相关文献中的鹿车进行更仔细地分析辨别。有学者说：“手推车，汉代叫鹿车……其形制与今独轮车相仿，是劳动人民生产中常用的车辆。然据《三国志·魏志·庞淯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所载，汉末酒泉郡女子赵娥为父报仇时曾在设有帷帐的鹿车中宿止，则这种鹿车又当是小型手推双轮车。”[46]这种理解和处理方法就相对来说比较恰当。至于有学者将汉代鹿车直接归类到两轮车中，并且认为鹿车是“两轮车中制作最简易的”，“是不供人坐的”，[47]这种做法和说法或许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应该说是错误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汉代鹿车一般指的是一种窄小轻便、制作粗陋、用人推拉的独轮车，但也有鹿驾之车、升仙鹿车以及麤犊车的存在。这需要我们在面对相关史料时具体认真分析辨别。
三、一轮车与独轮车
关于“独轮车”之名，在汉代，除“鹿车”外，还有、一轮车的称名。说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车部》：“，车輮规也。一曰一轮车。从车，熒省声，读若煢。”[48]
“车輮”，《说文》：“輮，车网也。”段玉裁注：“今本作车轫……辋讹为轫……车网者，轮边围绕如网然。《考工记》谓之牙。牙也者，以为固抱也。又谓之輮。”[49]据《考工记》载，车轮有毂、辐、牙，毂为轮中央的孔，可插辐条，辐为插入毂和牙的直条，牙为车轮外缘，由多块弧形木材榫卯合成的圆形，也称“辋”或“輮”[50]。由此可知，车輮即是车轮外圈，从整体上看就是一个轮子。“规”，段玉裁注：“规者，圜之匡郭也。……谓作輮之范。”[51]这样来看，“曲弯木材制作车辋所用之规范，正应当是略小于车轮的规整的实体圆柱形”。而“从车”，又说的是为车辆系列。据此，王子今从《盐铁论》中多次提到的“椎车”入手，结合张敦仁“椎车者，但斲一木使外圆，以为车轮，不用三材也”和萧统《文选序》“椎轮为大辂之始”的说法，认为“西汉的早期独轮车，车轮制作可能和这种原始车轮相近，即直接截取原木并不进行认真加工，轮体有一定厚度，正便于推行时操纵保持平衡。由于车轮浑整厚重酷似辘轳，因而得名辘车。辘车后又称鹿车”。[52]这种观点，从另一个全新的角度阐释“辘车”称谓，有一定的合理性。而更具有启发性的是，这一观点其实还揭示了另一种可能性：，作为独轮车的称名，与辘车、鹿车相较而言，当更为原始，出现的时间或许更早。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53]其中提到了“夫妻推辇”的现象。但从汉画像石砖和石刻图像中所见到的辇，“都是人在前面拉”，而没有这种特殊的“人推之辇”。《说文》也说：“辇，輓车也。从车，在车歬（前）引之也”；“輓，引车也。从车，免声”。而段玉裁的注：“引车曰輓。引申之，凡引皆曰輓。《左传》曰：‘或輓之，或推之，欲无入，得乎？’”[54]更明确地将在前牵引的“輓”和在后推进的“推”相对应来说。况且，“在汉代用手推的车只有鹿车，它是一种独轮车，其形制与辇大不相同”。为解决这一矛盾，孙机参照《管子·轻重甲》中“夫妻服辇，轻至百里”的记载，认为“‘推辇’也许就是‘服辇’”[55]。但其实“服辇”的说法也体现不出辇“人在前面拉”的特点。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从辇、两字字形来看，两者极其相似，很容易被混淆，再结合作为独轮车称名出现的时间较辘车、鹿车更早的判断，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货殖列传》中的“推辇”是“推”在传抄过程中产生讹误造成的。
《史记》卷九九《刘敬传》载：“刘敬者，齐人也。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高帝在焉。娄敬脱輓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入见，赐食。”其中“脱輓辂”，南朝宋裴骃《集解》注引苏林曰：“一木横鹿车前，一人推之。”唐司马贞《索隐》也说：“輓者，牵也。音晚。辂者，鹿车前横木，二人前輓，一人后推之。音胡格反。”[56]两者均将娄敬所“輓”之车认定为“鹿车”，也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57]。汉代鹿车在文献记载中也确实有除手推者之外，还有挽之者的情况，如《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鲍宣妻》载，鲍宣妻“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58]，所说的应该就是这种情景。
事实上，一种事物从出现到命名，再到文献中对其加以记载，其间的确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有学者甚至认为，“”作为独轮车的最早样式，并不是指汉代实用的“鹿车”，从《孔子问师》和《孔子见老子》图上都有这种小车来看，它很可能确是项橐这样的孩童们的玩具独轮车。“”字从“熒”得声，也直接或间接地与“熒”之本义“火”、“盖”发生了联系。无论是《说文》还是画像石中的相关内容，均保存着中国早期独轮车的字源和形式特征。[59]
“一轮车”当也是汉代独轮车的具体称名。《说文》将“”训为“车輮规”显示了作为独轮车称名的原始性，而训为“一轮车”则是直接点明了独轮车的核心特征。段玉裁注“今江东多用一轮车”[60]，就采用了这一称名。其实，“一曰一轮车”的说法本身也已经表明，东汉许慎是把“一轮车”作为一个称名来使用的。
关于“一轮车”称名，《说文》中还有一处：“軖，纺车也。从车，?声，读若狂。一曰一轮车。”[61]从汉画像石图像上看，纺车的主体正如同独轮车的独轮，两者外形的核心特征有很大的相似性，而軖的读音，和“圜之匡郭”的“匡”也非常相近[62]。“軖”和“一轮车”的这种联系表明，軖以前也很有可能曾是一轮车的一种称名，但在许慎所处的东汉时代，軖似已专指纺车而言。这样看来，段玉裁在对“軖”的注文中说“此非车也，其称车者何？其用同乎车也。其物有车名，故其字亦从车”[63]，就丝毫不显得奇怪了。
四、传世文献中汉代“鹿车”事迹的独特文化内涵
通过对蜀汉时期的木牛流马、两汉时期的鹿车、以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和“一轮车”的分析论述，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由于独轮车既可载人，又可载物，甚至运送尸体，因只有一个轮子，对道路宽度以及平整程度等也均要求不高，且又具有窄小轻便、无需畜力、制作简单等优点，因此在汉代就已成为民间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被广泛用于出行、运酒、农事等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如四川渠县蒲家湾汉阙石刻画像有推独轮车者的形象，旁立一人，手持农具，独轮车停置之处，应该就是田间道路，可见独轮车在当时显然是普遍应用于农田运输的车辆[64]。独轮车适用于各种地形，使用的地域范围也很广阔。仅以两汉常用独轮车称名鹿车为例，王振铎从文献中所记汉代鹿车来考察，就发现“鹿车在地域上，已包括了陇西、关中、华北、中原、淮北等地。以地形来看，鹿车适用于黄土高原、丘陵地带、冲积平原和滨海地区”[65]。因此，王子今认为：“由于制作简单，操纵灵活，对道路的要求也不高，独轮车在汉代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它的出现和普及，在交通运输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66]可以说这是对汉代独轮车比较客观、准确的定位。
但事实上，不要说汉代，就是整个中国古代，统治阶层和达官贵人在一般情况下均不会乘坐这种独轮车，官府和绝大多数文人自然也不屑于对其加以记载，而“传统史家历来轻视物质生产活动，往往总是以上层社会人物的言行作为记述重点”[67]，或者即使偶有人记载，也不会为当时的人们所重视，最终仍会被遗失在历史长河中而湮没无闻。对所以，有关独轮车的内容，在传世文献中很难找到。如果要对独轮车进行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们更多的需要依靠一些主要反映下层民众生活的考古资料来进行。
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等相关内容的发现，为研究汉代的独轮车打开了一扇门。而且，通过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学者们发现了独轮车在汉代的具体称名，其中以鹿车最为常见。我们在阅读这些文献中的汉代“鹿车”事迹时，发现其中蕴含着一种和汉代独轮车密切相关的独特文化内涵。为方便论述，兹将文献中所见汉代“鹿车”事迹的相关记载摘引罗列如下：
1.更始败，憙为赤眉兵所围，迫急，乃逾屋亡走，与所友善韩仲伯等数十人，携小弱，越山阻，径出武关。仲伯以妇色美，虑有强暴者，而己受其害，欲弃之于道。憙责怒不听，因以泥涂仲伯妇面，载以鹿车，身自推之。每道逢贼，或欲逼略，憙辄言其病状，以此得免。[68]
2.建武六年（30），弟（杜）成物故，（隗）嚣乃听林持丧东归。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杨贤于陇坻遮杀之。贤见林身推鹿车，载致弟丧，乃叹曰：“当今之世，谁能行义？我虽小人，何忍杀义士！”因亡去。[69]
3.勃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装送资贿甚盛。宣不悦，谓妻曰：“少君生富骄，习美饰，而吾实贫贱，不敢当礼。”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约，故使贱妾侍执巾栉。既奉承君子，唯命是从。”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归侍御服饰，更著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拜姑礼毕，提瓮出汲。修行妇道，乡邦称之。
宣，哀帝时官至司隶校尉。子永，中兴初为鲁郡太守。永子昱从容问少君曰：“太夫人宁复识挽鹿车时不？”对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70]
4.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习《齐诗》，游京师，教授十余年。友人董奉德于洛阳病亡，末乃躬推鹿车，载奉德丧致其墓所，由是知名。[71]
5.范冉字史云……桓帝时，以冉为莱芜长……因遁身逃命于梁沛之间，徒行敝服，卖卜于市。
遭党人禁锢，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或寓息客庐，或依宿树荫，如此十余年，乃结草室而居焉。所止单陋，有时粮粒尽，穷居自若，言貌无改，闾里歌之曰：“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72]
6.邓训尝将黎阳营兵屯狐奴，后迁护乌桓校尉，黎阳营故吏皆恋慕，训故吏最贫羸者举国，念训常所服药北州少乏，又知训好青泥封书，从黎阳步推鹿车于洛阳市药，还过赵国易阳，并载青泥一襆（墣），至上谷遗训。其得人心如是。[73]
7.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74]
据《三国志》卷一六《魏书·苏则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载：“旧仪，侍中亲省起居，故俗谓之执虎子。始则同郡吉茂者，是时仕甫历县令，迁为冗散。茂见则，嘲之曰：‘仕进不止执虎子。’则笑曰：‘我诚不能效汝蹇蹇驱鹿车驰也。’”[75]从苏则反讥吉茂“我诚不能效汝蹇蹇驱鹿车驰也”可见，鹿车这种下层劳动者普遍使用的运输车辆工具，甚至成为使用者身分卑贱的标志[76]。但是，仔细阅读分析上述所引的有关文献可以发现，其中推鹿车者，除董永当时为比较贫穷的普通民众外[77]，其他人身份并不卑贱，甚至还有身为宿儒、高官和封侯将军的。王振铎在“对有关鹿车的推车人加以分析”时，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仅从表面看来，鹿车本身不过是一项在汉代普遍使用的车辆，然而从对有关鹿车的推车人加以分析，必然发现汉代推驾鹿车，实际上是有阶级上的区别。细审以上引文中有关历史人物的身分情节，从董永来看，他是一位雇佣农民，并且为了丧父，曾卖身为奴。他在农忙季节，由于父老无从照顾，董永以鹿车载随，哺养于田间，这是反映了汉代一般贫农生活的常情。然而如任末，是一位在京师任教授的儒者；范冉是—位遭党锢遁身逃亡的宿儒命官；为邓训推车送药的，是训的黎阳故吏；赵熹是一位避赤眉逃亡的封侯将军；杜林是任割据一方，隗嚣部下的侍御史；如鲍宣妻、桓少君父，应是地方的殷富之家。
在这段论述中，王振铎虽然将汉代使用鹿车的人不太恰当地贴上了阶级的标签，但通过对“引文中有关历史人物的身分”的分析，他还是得出了比较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总之，以上诸人和董永有别，皆非推车的劳动人民，从而可以解释，以上推鹿车的故事，除了董永是属于正常的情况外，其它的一些情况，都是非常事件中的特例，也就是事物中的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的关系。正是由于以上的情况，使推车身份不相调协的人和鹿车联系起来，才构成了历史的佳话，为史家记载下来，从面（而）说明鹿车在汉代是劳动人民的车辆，并且是一种构造简单，便于乘人载物，为一般农民有条件制造的小型推车。[78]
也就是说，文献中所记载的汉代“鹿车”事迹，除董永是“属于正常的情况”外，其它“都是非常事件中的特例”。但是，正是由于这些推车人的身份和鹿车本身“不相调协”，因而才“为史家记载下来”，“构成了历史的佳话”。
在汉代社会常态中，独轮车是民间普遍使用的交通运输工具，使用者多为下层普通民众，其身份相对来说是卑贱的，一般过着比较清贫的生活，传世文献中也很难看到对普通民众使用独轮车事迹的专门记载。可是，独轮车却仍以“鹿车”的称名多次出现在汉代文献中，只不过这些使用者除董永外身份并不卑贱，且多是在文献中被认可的品行高洁人士。这一“不相调协”现象看似矛盾，但如果我们在对推车人身份认知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就能够认识到，普通使用独轮车者的清贫形象被附加在文献中所记载的包括董永在内的汉代鹿车使用者身上，两者之间形成鲜明对应，产生一极大的张力和感染力。这一张力和感染力又进一步强化了鹿车事迹中人物的高洁品行，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鹿车文化内涵。我们可将上述文献中的汉代“鹿车”事迹逐一分析来仔细体会这一认识。
史例1中赵熹在逃难过程中，为朋友妻而甘愿涉险，“载以鹿车，身自推之”的细节描写，鲜明地刻画出赵熹“有节操”的形象。史例2中刺客杨贤看见杜林“身推鹿车，载致弟丧”的情景，发出了“当今之世，谁能行义？我虽小人，何忍杀义士”的感悟，“因亡去”，最终放弃了刺杀杜林的任务。可以说，刺客杨贤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了“义士”“身推鹿车”这一叠加形象的感染力之强大。史例3中鲍宣以“贫贱”为“吾志”，而“生富骄，习美饰”的鲍宣妻甘愿“悉归侍御服饰，更著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其中“共挽鹿车”正显示出鲍宣夫妻共同甘于“清苦”的形象。“共挽鹿车”成为夫妻同心、同甘共苦的代名词，鲍宣夫妇“共挽鹿车”故事也成为后世美谈。史例4中任末“躬推鹿车”，载友人董奉德尸体至墓所，通过“鹿车”这一媒介，传达出任末守信重义的节操，“由是知名”。史例5中范冉虽“遭党人禁锢”，却始终保持着“穷居自若，言貌无改”的形象，“推鹿车，载妻子”使得这一形象更加鲜明。史例6中有关邓训的鹿车事迹比较特殊，记载的是邓训故吏最贫羸者举国，“从黎阳步推鹿车于洛阳市药……至上谷遗训”，但其目的则是为了更加突出邓训“其得人心如是”的高大形象。史例7中的董永本身就是普通民众，而鹿车载父自随的描述，则更加突出其虽极端贫穷，但却极具孝心的孝子形象。
总之，传世文献中的汉代“鹿车”事迹，正是将普通使用独轮车者的清贫形象附加在文献中所记载的汉代鹿车使用者的身上，通过两者之间产生的极大张力和感染力来强化汉代鹿车事迹中人物的高洁品行，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鹿车文化内涵。
（作者：党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1]《梦溪笔谈》卷九《人事一》条载：“柳开，少好任气，大言凌物。应举时，以文章投主司于帘前，凡千轴，载以独轮车，引试日衣襕自拥车以入，欲以此骇众取名。”《梦溪笔谈》卷二三《讥谑》条还有“独轮小车”的记载：“信安、沧、景之间，多蚊虻。夏月牛马皆以泥涂之。不尔多为蚊虻所毙；郊行不敢乘马，马为蚊虻所毒，则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独轮小车，马鞍蒙之以乘，谓之‘木马’；挽车者皆衣韦袴。”（[宋]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2]详情可参见刘仙洲《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文物》年第6期；赵宠亮《独轮车至晚在秦代已经发明》，《中国文物报》年7月21日。
[3]《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4]《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第页。
[5]《宋史》卷三○九《杨允恭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6][宋]陈师道撰，李伟国校点：《后山谈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52页。
[7][宋]高承撰，[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8]刘仙洲：《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
[9]陈从周、陆敬严：《木牛流马辩疑》，《同济大学学报》年第3期。
[10]谭良啸：《木牛流马考辨》，《社会科学》年第2期。
[11]刘仙洲：《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
[12]孙机：《“木牛流马”对汉代鹿车的改进》，《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89页。
[13]以上有关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石阙的具体内容可参见李立新《鹿车考析》，《民族艺术》年第3期。
[14]刘仙洲：《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
[15][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九《邓训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16]《三国志》卷一八《魏书·庞淯传》裴松之注引皇甫谧《列女传》，第页。
[17]《三国志》卷四四《蜀书·费祎传》，第页。
[18]关于这一说法,参见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19]《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20]《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引张璠《汉纪》，第页。
[21][晋]干宝撰，马银琴译注：《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年，第26页。
[22]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第、页。
[23]简超：《〈百家讲坛〉错说“鹿车”》，《咬文嚼字》年第3期。
[24]参见李立新《鹿车考析》。
[25]王建中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6卷《河南汉画像石》，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年，图版第。
[2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研究所、靖边县文物管理办公室：《陕西靖边东汉壁画墓》，《文物》年第2期。
[27]《后汉书》卷二六《赵熹传》注引《风俗通》，第页
[28]王振铎遗著，李强整理、补著：《东汉车制复原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年，第30页。
[29]史树青：《有关汉代独轮车的几个问题》，《文物》年第6期。
[30]孙机：《“木牛流马”对汉代鹿车的改进》，《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89页。
[31][宋]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32][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年，第页上。
[33]王振铎遗著，李强整理、补著：《东汉车制复原研究》，第30页。
[34]李立新：《鹿车考析》。
[35][清]瞿中溶：《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转引自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第页。
[36]刘仙洲：《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
[37]史树青：《有关汉代独轮车的几个问题》。
[38]该书同卷《孝子传》亦有董永故事：“董永，子（千）乗（乘）人也。少失其母，独养于父，家贫傭力，（笃）于孝养。至于农月，永以鹿车推父至于畔上，供养如故。”（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第页）其中使用的则是“鹿车”而非“辘车”。
[39]详情参见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第页。
[40]以上参见杜朝晖《“鹿车”称名考》，《中国典籍与文化》年第4期。
[41]《陈书》卷二七《姚察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42]《南史》卷六九《姚察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43]赵铁寒教授主编：《清人考订笔记九种（第一辑）》，[清]沈涛撰：《铜熨斗斋随笔》，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年，第页。
[44]王振铎遗著，李强整理、补著：《东汉车制复原研究》，第31页。
[45]杜朝晖：《“鹿车”称名考》，《中国典籍与文化》年第4期。
[46]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黄留珠：《秦汉社会文明》，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年，第页。实际上，《三国志》卷一八《魏书·庞淯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中仅提到鹿车而未言及帷帐，且为父报仇的女子是庞娥亲，因此关于“汉末酒泉郡女子赵娥为父报仇时曾在设有帷帐的鹿车中宿止”的说法，其实并不能够从中直接得出，而应是著者结合《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庞淯母》和《三国志》卷一八《魏书·庞淯传》中的相关记载得出的认识。《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庞淯母》载：“酒泉庞淯母者，赵氏之女也，字娥。父为同县人所杀，而娥兄弟三人，时俱病物故，雠乃喜而自贺，以为莫己报也。娥阴怀感愤，乃潜备刀兵，常帷车以候雠家，十余年不能得。后遇于都亭，刺杀之。因诣县自首。曰：‘父仇已报，请就刑戮。’”（第—页）《三国志》卷一八《魏书·庞淯传》载：“初，淯外祖父赵安为同县李寿所杀，淯舅兄弟三人同时病死，寿家喜。淯母娥自伤父雠不报，乃帏车袖剑，白日刺寿于都亭前，讫，徐诣县，颜色不变，曰：‘父雠己报，请受戮。’”（第页）
[47]黄盛陆：《关于我国古代的车子（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
[48][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下。
[49][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页上、下。
[50]相关内容参见闻人军：《考工记导读》，成都，巴蜀书社，年，第—页。
[51][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页下。
[52]以上内容参见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第—页。
[53]《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54][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页上。
[55]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56]《史记》卷九九《刘敬传》，第页。
[57]《汉书》卷四三《刘敬传》：“娄敬，齐人也。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高帝在焉。敬脱挽辂，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宜。’虞将军欲与鲜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不敢易衣。’虞将军入言上，上召见，赐食。”其中使用的是“脱挽辂”，唐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一木横遮车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又把“一木横鹿车前”改成了“一木横遮车前”，掩盖了车的称名。
[58]《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鲍宣妻》，第页。
[59]李立新：《鹿车考析》。
[60][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页下。
[61][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页下。
[62]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第页。
[63][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页上。
[64]王子今：《秦汉农田道路与农田运输》，《中国农史》年第3期。
[65]王振铎遗著，李强整理、补著：《东汉车制复原研究》，第24页。
[66]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第页。
[67]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第页。
[68]《后汉书》卷二六《赵憙传》，第—页。
[69]《后汉书》卷二七《杜林传》，第页。又见于[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一四《杜林传》，第—页。引文同。
[70]《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第—页。
[71]《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第页。
[72]《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第—页。又见于[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一八《范丹传》，第页。范丹即范冉，引文略有不同。
[73][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九《邓训传》，第页。
[74][晋]干宝撰，马银琴译注：《搜神记》卷一，第26页。
[75]《三国志》卷一六《魏书·苏则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第页。
[76]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第页。
[77]关于董永的身份，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卷八《孝子传》所载董永故事，其结尾有“天子征永，拜为御史大夫”（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第页）的记载。当然，这一说法过于夸张，本身或许并不可信，但将董永身份由原本的贫贱转为后来的尊贵，却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人们对董永鹿车载父、卖身葬父高洁品行的赞赏，也使得董永鹿车载父自随的形象更加的富有张力和感染力。
[78]王振铎遗著，李强整理、补著：《东汉车制复原研究》，第25页。
来源：曾磊、孙闻博、徐畅、李兰芳编《飞軨广路——中国古代交通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10月。引用请查阅原文。
秦汉交通史专辑策划：曾磊、孙兆华、游逸飞
编辑：熊佳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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