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将启用新的房地产试行方案，新城将不允许配建商品房，试行以公租房、廉租房为主的建设模式，没有固定住宅用地。这里将成为一个无限活力的年轻城市，成为一个万众聚集租赁型新都。原住民将经由政府回收，改建，疏散至其他区域，新区内完全杜绝固定居住用地批建。
据传5月份将出台区域新规，三地将共建特区，白洋淀规划一百平方公里为发展范围，三县合并行政区成立副省级特区，调配班子已经进入。容城定位于行政功能，雄县为高新技术产业，安新县为旅游功能规划，共万人口。当地区域优势是温泉之乡，是华北唯一淡水资源，距离北京，天津石家庄距离较近，目前已有三家央企已经签约。
此外，还要求坚持先谋后动、规划引领，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水准进行城市设计，建设标杆工程，打造城市建设的典范。要保持历史耐心，尊重城市建设规律，合理把握开发节奏。要加强对雄安新区与周边区域的统一规划管控，避免城市规模过度扩张，促进与周边城市融合发展。
年9月，原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任天津市委书记。年4月1日，原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许勤调任河北省委副书记，预计是接任省长。李鸿忠在担任湖北省委书记、省长之前，也是担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自此，北京周围的河北、天津，均出现了原深圳书记的掌舵。未来雄安新区建设，深圳经验很可能是最大的参考。
根据河北省委决定，雄安新区临时党委书记由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袁桐利兼任。袁省长在来河北之前，担任过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又是一个新区书记出身！在这个位置上，一个有经验的领导人，可以把滨海新区的经验都可以移植过来，同时，还能少走不少此前曾经走过的弯路。
任何事业，都是要有人去尝试有人去做的。雄安新区是一个新的案例，在此前全国各种新城新区的建设中，确实有不少重复建设，规划失当的地方，但并不能以此来怀疑雄安新区的建设究竟能不能成。在这样一个国家战略规划下，在这么多实干派官员的推动下，雄安新区做成功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在清朝，保定就是直隶省省会，是直隶总督驻地。雄安新区设在保定，让保定又有机会回到中国近代史上的区域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保定，“保卫大都，安定天下”，这个寓意，又被雄安新区赋予了新的内涵。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落子，也是补完计划。真的建成的那一天，对北京、对河北、对天津，都将是别有一番风景。也许那个时候，中国北方的经济和城市面貌会焕然一新。
最高领导人说过，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据说，除了必须留在中央政务区的单位，其他央企、事业单位甚至部分部委的非核心部门全部要搬到雄安新区。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内幕。北京这地方，一方面生产类行业和企业本来早就搬离得七七八八了，剩下来的都是这衙门单位，不搬他们搬谁？另一方面，他们也的确是最容易动员搬过去的，毕竟吃的是国家饭，国家一声令下，不搬也得搬。还有一点，国家对雄安新区的规划如此高规格，不搬一些重要央企、事业单位过去，以现在保定这几个县的实力，恐怕短期内也带来不了什么资源。
一旦这些重量级衙门单位搬到雄安，北京的楼市一定是看空的。这些单位企业人员都是中国最精英的人群，他们能够进到央企部委，在本国当下的环境下，都是非富即贵以及少部分极优秀的，支撑他们在北京参与房地产竞争的，往往不止他们的个人财富单位财富，还包括他们背后整个家族甚至一个地方的财富，这也是北京楼市狂飙的核心秘密。
全国的财富都来到帝都角逐，房价自然猛涨。这部分人如果强制到雄安新区工作，未来相当部分的新人和素人甚至不会经过北京就在新区扎根，那么北京楼市的资金密集度就会稀释不少。
总之，将北京的部分权力迁移到雄安，就意味着将相当的资金、财富带到雄安，就意味着把相当多的潜在买家给收割了，自然会减少北京现存楼市的资金角逐激烈程度。北京楼市的多年困局会得到纾解。
当然，这种局面是否会发生也存在一个博弈和动态均衡。北京的历史力量太强大了，无论北京的官员或者国企员工是什么政见，他们大部分都是拒绝改变和搬迁的。
北京的雾霾再大，生活水平再差，大部分事业单位或者医院，都是不愿意离开北京乃至抵制离开的。原因也很能理解，一方面，谁知道未来是什么样，雄安现在毕竟是一穷二白，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另一方面，很多人在北京已经坐享既得利益了，两套房就意味着一两千万的身家，搬迁就意味着做空北京楼市，也意味着放弃北京的特权和优越感。
更重要的是，搬迁跟权力规律相违背。权力天然是倾向于集中的，为什么那么多部委、事业单位和央企都集中在北京，而且都倾向于集中在东西城。因为，跟中南海越靠近，就越有权力的存在感，上朝候旨都要跑一两百公里，只能说明这个单位不太受重视，算不得京官。权力的分散本来也是权力中心所忌惮的，权力很多时候就是人，人越远，掌权者也越没安全感。
可想而知，这场迁都注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北京的既得利益如此之深。但反过来想，如果北京在现状之下进行内部改革，其难度恐怕更大。
迁都，恰恰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不动声色就完成一些改革，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的调整有了很大的空间，只要最高领导层的权威和魄力足够，无非是时间的问题以及博弈的惨烈程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