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读按语：黄盛璋先生，年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西北边疆历史地理、考古、古文字方面均有研究，主要论著有《历史地理论集》、《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亚洲文明》等。本文摘自《历史地理》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11月出版，针对国内外学者对于吐谷浑国都、吐谷浑衙帐所在的争论进行了辨正。
一、问题的提出与争论和症结
《考古》年8期发表我和方永合写的《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此城的发现与详细考查、测绘都是方永同志作的，我除论证该城为伏俟城，并讨论它的建立与废弃年代的上下限，以及在交通上的地位外，还论证《宋云行记》中之吐谷浑城与《释迦方志》之吐谷浑衙帐都是伏俟城。发表时《考古》编辑部又把《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关于铁卜卡古城来信》（以下简称《来信》），附于此文之后，提出四条辩驳意见。此城是否为伏俟城，《来信》除了指出靳玄生在解放前已提出该地是吐谷浑伏俟城外，自己则疑信不定，此外三条则不同意我们文章的意见，其中牵涉问题有三：一是宋云等经过的吐谷浑国都何在？二是伏俟城创建于何时？三是吐谷浑衙帐是不是伏俟城？入藏通道是否经过这里？文章发表后，我曾接到一些读者的来信，不明孰是孰非，何去何从，要求明确结论。我曾就此三个问题提出辩论，因《考古》编辑部不打算再进行讨论而没有发表，一搁就是十多年，但问题依然存在。年严耕望发表了《唐代河湟青海地区交通军镇图考》）（《新兴学报》11卷上册），除评价我们文章和《来信》外，并对伏俟城、吐谷浑城、吐谷浑衙帐提出自己的见解。年宿白发表《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文物》年5期），有专节讨论“吐谷浑伏俟城遗址”，利用我们文章中所提材料和意见，加以阐述。日本佐藤长先后发表青海河湟诸城塞与入藏路线诸文，年编入《チベット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中，对吐谷浑的赤水城、伏罗川、吐谷浑城、伏俟城等也提出考证。年又发表《唐代湟水上游的诸城塞与吐谷浑》（《东洋史研究》38卷2号），一方面全面罗列我们文章和《来信》内容，另一方面也对伏俟城等吐谷浑诸城作进一步探考。总之，作为吐谷浑国都——伏俟城，不论对于历史地理、民族与考古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既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讨论，不容缄默，特重理旧文，专就争论问题，提出考辩。
二、伏俟城的创建年代
伏俟城建成时间的上限是研究铁卜卡古城的一个很关重要的问题。《来信》关于建城时间上限的考订，主要是根据《魏书》和《北史》所记：“夸吕立，始自号为可汗，居伏俟城”。这条材料我们文章早已引用，我们所以不认为《通鉴》所系之年为伏俟城兴建之年，主要是因为吐谷浑早在慕璝时代就占有青海地区。《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炽磐死，子茂蔓立，慕璝前后屡遣军击，茂蔓率部落东奔陇右，慕璝据有其地”。按西平一带原为南凉所有，秃发傉檀后为西秦所并，炽磐在破南凉乐都之后，即以秃发赴单为西平太守，镇西平（《通鉴》卷晋义熙十年），可以为证。自慕璝下至夸吕达一百十六年，青海地区如何能久不建立根据地？《魏书》、《北史》等只说“居伏俟城”，并未说“建伏俟城”，而且这条记载最早应为《周书·吐谷浑传》。原文作“治伏俟城’，“居”、“治”，云云，都只能表示夸吕都于此，《隋书·吐谷浑传》正作“都伏俟城”。上述《魏书》记“拾寅立，始邑于伏罗川”，也是建都于此之意，在此以前吐谷浑已有城邑，慕利延之曼头城即其确证。根据我们考证，伏俟城的兴起大概是在南齐之时，《南齐书》卷59《河南传》有如下记载：“大戍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浇河，一在吐屈真川，皆子弟所治，其王治慕驾川”。据《宋书·吐谷浑传》：“其国虽随水草，大抵治慕贺川”，《南齐书》后一句“慕驾川”当为“慕贺川”之讹，“大戍有四”云云，乃《宋书》所无，自反映此时期情形。《南齐书·河南传》最后记事至休留茂而止，故下限不能迟于此时。赤水在洮水上游，慕贺川在西倾山地区，浇河、清水川皆沿黄河，《水经注》皆有记载，只有吐屈真川为《水经注》所不载，应在黄河、洮水以外。四大戍不能不包括青海地区，吐屈真川显然是吐谷浑语（鲜卑语），简称之则为屈真川，《宋书·吐谷浑传》说：“屈真川有盐池”就是指此，此盐池当在青海地区，吐屈真川之戍应是镇守青海地区之吐谷浑军事重镇。吐屈真、屈真之吐谷浑语如何拼写今虽不能确考，但我们知道汉语有几种不同译法，皆为一音之对，《北史》卷96《吐谷浑传》：“夸吕乃遣使人赵吐骨真假道蠕蠕，频来东魏”、“吐骨真”显然就是吐屈真所对之音，以此为名者还有树洛干之弟，《晋书》卷97《吐谷浑传》：“（乾归）又以其弟吐护真为捕虏将军，层城都尉”，吐护真也就是吐骨真、吐屈真另一译法。《旧唐书·安禄山传》亦有吐护真河，为契丹之地，而《隋书·契丹传》作吐讫臣水，日人白鸟库吉谓为蒙古语“Toghsum"之对音，虽未必可信，但两者为同名异译，自无可疑。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对北方民族语言之“kb-”、“g-”，可以用牙音之“k-”，六朝隋唐以来已用“可汗”对“kagan"，用“汗”对“khan”，“kan”，又可以用喉音之“h-”，例如和田元代有“斡端”、“忽炭”，“兀丹”等译，此外蒙古语之“khara”，明清有“喀喇”和“哈刺”对译之异，此为最显著者。就吐谷浑语而论，我们至少找到三例：原音为“kh-”或“g-”，而汉语皆以喉音之字对译，八世纪之赤德松赞在建喀穹寺时所立之碑文称吐谷浑王为“MagaThoyogonkhagan”，而斯坦因第三次在西北所劫去之吐蕃古文书则作“MagaThogonkhan”，这三个词都是吐谷浑语，证据如下：（1）“Thoyogon”就是“吐谷浑”，“Thogon”就是“吐浑”或“退浑”，“浑”（h-）所对之音正是“gon”；（2）“Maga”就是“莫贺”，《宋书·吐谷浑传》说，吐谷浑语"莫贺宋言父也。"莫贺川亦必取名于此，“贺”所对之音正是“ga”；（3）“khagan”即“可汗”，《宋书·吐谷浑传》说：“虏言‘处可寒’，宋言尔官家也”，明确为吐谷浑语，突厥阙特勤碑文亦作“kagan”，该碑文又单作“khan”，今维吾尔语仍称“kagan"，“khan”，“gan"与“khan”即“汗”字所对之音。据此可以断定：“屈”（kh-），“骨”（g-）与“贺”、“护”（h-）用字虽异，而对音则同，故可互用。大戍皆为水名，吐屈真川或屈真川亦必为水名，赤水城，浇河城皆依所在之水命名，吐屈真川之戍城自可名为吐屈真城或屈真城，我们恰恰在《周书》卷28《史宁传》中把这个城名找了出来：
时突厥木汗可汗假道凉州，将袭吐浑，太祖命宁率骑随之，军至番禾······，宁谓木汗曰：“树敦，贺真二城，是吐浑巢穴，今若拔其本根，余种自然离散，此上策也”，木汗从之，即分为两军：木汗从北道向贺真；宁趣树敦······敦是浑之旧都，多诸珍藏，而浑主先已奔贺真，······木汗亦破贺真，虏浑主妻子，大获珍物。宁还军于青海与木汗会。
据此贺真城在北，树敦城在南。树敦城在赤水地区，此从《隋书·吐谷浑传》可以推知：
开皇初以兵侵弘州，······（帝）遣上柱国无谐率步骑数万击之，贼悉发国中兵，自曼头至于树敦，甲骑不绝。
树敦既是浑之旧都，又于曼头为近，其城应即赤水，乃汉名之译意，而树敦自为吐谷浑此城之原名，故译音有不同。贺真就是屈真，以吐护真、吐屈真例，于对音上自无可疑。《太平御览》卷45引《冀州图经》：“纥真山在城东北，登之望桑乾、代郡，数百里内宛然”。此一带六朝时代皆为鲜卑所据，纥真山无疑为鲜卑之名。亦即吐纥真之略也。“吐纥真”音正同“吐骨真”，省去首字“吐”，简称“纥真”，亦犹“吐屈真”简称“屈真”。这一点也是贺真、屈真为吐屈真的一个有力的旁证。在这里我们所当进一步考定的乃其地望，贺真城有如下三点，皆与伏俟城合：
第一，木汗破贺真后，史宁还军青海与木汗相会，贺真城必在青海上。第二，树敦、贺真二城是吐浑之“巢穴”，树敦既为浑之旧都，那么贺真就是吐谷浑之新都了，此时吐谷浑主就是夸吕，而夸吕正是都伏俟城的。第三，《宋书·吐谷浑传》说：“屈真川有盐池”，而伏俟城地区正有盐池。《隋书·地理志》：“西海郡：置在古伏俟城，即吐谷浑国都，有西王母石窟、青海、盐池”。此盐池很早就有名，《汉书·地理志》金城郡临羌县（今青海湟源县东南）：
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
《十六国春秋·北凉录》亦记年沮渠蒙逊“西巡，遂循海至盐池，祀王母等寺”。根据以上几点，不难看出：贺真城除为伏俟城外别无可能，屈真川或吐屈真川可能即今布哈河，而《北史》称青海为屈海，也可能与屈真川之名有关。总之，贺真、吐屈真都是依水名城，并非此城本名，伏俟城也许就是此城本名，也可能在此建都之后，经改建或扩建后立之新名。吐屈真川既为四大戍之一，而贺真城又如此重要，可是后来皆不再见，只有伏俟城之名经常出现，这也足以说明贺真城与伏俟城的时间先后与相互交替关系。尽管文献有缺，史籍无征，我们无法找到确证，但用此考察，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否则上述现象就不能理解。《北史》卷96《吐谷浑传》：“吐谷浑北有乙弗敌国，国有屈海，海周千余里，众有万落，风俗与吐谷浑同。”乙弗敌虽非吐谷浑直系，但风俗相同，必同属一族，可能为其一支系，《通鉴》卷晋隆安四年（年）秃发俱延建议不如将乞伏乾归“徙置乙弗之间”，胡三省注：“乙弗，亦鲜卑种，居西海”，下引《北史》文，唯“屈海”作“曲海”，其下还引《北史》曰：“乙弗世为吐谷浑渠帅，居青海，号青海王”。是青海早为乙弗根据地，而乙弗又为吐谷浑支属，在吐谷浑未建都伏俟城以前，此地为其子弟所居之四大戍之一，也是有旁证的。
三、伏俟城与入藏通道
伏俟城的兴衰和交通路线的演变互有关系，所以从交通位置上来考察伏俟城，是研究此古城的一个重要方面。《来信》第三条意见说：“吐谷浑衙帐不见得一定设在伏俟城内，同时唐时吐蕃——尼波罗道在越赤岭后，绕青海湖南岸向南而走，不会绕青海西之伏俟城，根据《释迦方志》所记吐谷浑衙帐的方位、里距，当在今茶卡湖以南草原，与伏俟城无关。”但衙帐设在城内，其例多有，远者且不论，唐贞观十五年（年）突厥阿史那“思摩帅众十余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始度河，牙於故定襄城”，事见《新唐书》卷上《突厥传》及《通鉴》卷，与《释迦方志》记事时间相去只有几年。吐谷浑“虽有城廓而不居，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此乃早期情形，吐谷浑后期已有农业，并建立城邑之制。至于吐谷浑衙帐是否长时间固定于某地，最主要的是根据事实，自夸吕立，居伏俟城以后，历史记载吐谷浑王居于此城的既不只一条，也不止一代，而是直到覆亡之前，国都一直在这里，未见有迁徙。如北周建德五年（年）伐吐谷浑，攻伏俟城，而夸吕遁走。可见他确是居此城的。唐贞观九年(（年）李靖等伐吐谷浑，也是先捣此城，吐谷浑才退保大非川。可见夸吕后的国主伏允也仍然居此。吐谷浑覆亡时末代主诺曷钵所居之都城，也是伏俟城，这些例证具详下文。吐谷浑故都原在南部赤水地区，自从迁到北部青海地区之伏俟城之后，国主居此为常，只有遇到战争时，才有南往旧都的记载，至少根据记载，吐谷浑后期国都还是比较固定的。其次，就交通路线考察，根据我们研究，所谓吐蕃——尼波罗道确有南北两路，北路绕青海湖北岸及西岸，南路则出青海湖东，南北两路至黄河上源一带会合。唐初李义表、王玄策等走的是北路，此即《释迦方志》所记，后期刘元鼎等走的是南路，此即《新唐书·地理志》所记。明清入藏路程仍然有南、北两路，即自古代沿承下来，北道必经伏俟城，此从今交通路线也可以知道。至于南路、北路之分，证据甚多，先举唐初事例为证，《新唐书》卷93《李靖传》：
吐谷浑寇边，······以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彦、高甑生五总管兵皆属。军次伏俟城，吐谷浑尽火其莽，退保大非川。
据《新唐书》卷上《吐谷浑传》：“夏四月道宗破伏允于库山，斩俘四百，伏允谋入碛，疲唐兵，烧野草。”当时唐将领有二派意见：一派主张不追，一派主张穷追，李靖赞成后者。因不知伏允所在，就兵分南、北两路：“靖与大亮、薛万钧以一军趣北，出其右，君集、道宗以一军趣南，出其左”。《新唐书》卷99《李大亮传》也说：“（贞观）八年（年）······会征吐谷浑，为河东道行军总管，与李靖俱出北道，涉青海，观河源，”分军之处在库山。靖与李大亮等出北道，故涉青海，军次伏俟城，南道出青海南就无须涉青海，所以“涉青海”之北道必走青海北岸，可以无疑，大亮“次且末之西”，也是北道出青海北之确证，行军为取便捷，直取伏俟城，所以才有涉海的必要，趣南路之侯君集、李道宗“登汉哭山，战乌海，······行空荒上千里，······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观览河源，”此南路即《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刘元鼎经河源入藏之路。北道则有两支；一支往西北出柴达木，可至于阗，“伏允走图伦碛，将托于阗，万钧督锐骑追亡数百里”，所记就是此支。北魏太平真君中，慕利延西走于阗，亦即此道；另一支西南出，可以和南路会合，所以后来靖等“进至赤海，······遂达于河源。（《旧唐书·吐谷浑传》），最后两军会于大非川。可见最后仍然在北道集结，取青海西而还师的。不仅自北南下如此，自南北上，亦分南北两道，《新唐书》卷《吐蕃传》：
后二年（开元十四年，年）悉诺逻兵入大斗拔谷，遂攻甘州，火乡聚，王君?勒兵避其锐，不战。会大雪，吐蕃皲冻如积，乃逾积石军趋西道以归。君?豫遣谍出塞，烧野草皆尽。悉诺逻顿大非川，无所牧，马死过半。君?率秦州都督张景顺约赍穷蹑，出青海西，方冰合，师乘而渡，于时虏已逾大非山，留辎重疲弱滨海，君?徙兵，俘以旋。
西路就是北道，因绕青海北、西两面，故可以渡海以取捷径，此为北道特点，唐初及其以前实以北路为主，例证甚多，《周书》卷50《吐谷浑传》：“建德五年（年）其国大乱，高祖诏皇太子征之，军渡青海，至伏俟城，夸吕遁走，虏其余众而还”“军渡青海”，所取正为北道，《通鉴》卷大业五年（年），“卫尉卿刘权出伊吾道，击吐谷浑，至青海，虏获千余口，乘胜追奔至伏俟城。”既云出伊吾道，则亦当由北道出击，至伏俟城。唐初吐蕃入侵，亦多取北道，上举之例并非孤证，《新唐书·吐蕃传》：“明年（开元十六年，年）大将悉末朗攻瓜州，守珪击走之。鄯州都督张志亮又战青海西，破大莫门城，焚橐它桥”，瓜州在青海北，战争必在青海之北进行，“战青海西”，系取道青海之北而绕至其西，迎击其北面入侵之吐蕃。《新唐书》卷《哥舒翰传》还记：天宝七载（年）哥舒翰“筑神威军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筑于龙驹岛，······谪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但次年吐蕃即来争夺，乘冬冰合时，吐蕃大集，戍卒尽没。此亦是乘坚冰渡海，如上述王君?之例，所不同者为两者方向相反，吐蕃自南来北，必自青海南向北横渡，象这样的例，难以一一列举。哥舒翰筑城于青海之北，而吐蕃必与之争，这些都清楚说明唐初北道之重要性实在南道之上。青海北岸当北道之冲要，所以筑城于北，否则就无此必要，亦无法解释。北道绕青海之北经西岸南下，南道则经青海之东端南下，所以北道又常称西道，以别于绕青海东之南道。东西系以青海而分，它关系南、北路线不同。《释迦方志》中的吐蕃——尼波罗道确是北道，其中的吐谷浑衙帐也就是吐谷浑国都的伏俟城，我们从两方面可以证实。一，从时间上考察释道宣此书开始撰于贞观二十年（年）即《大唐西域记》成书之年，故书中文字很多都同于《大唐西域记》，道宣在书中也交待有些叙述即以贞观二十年（年）为断，但此书最后成书却在永徽元年（年），所以书中有一些材料不同于《大唐西域记》，也非来自玄奘见闻，而是根据李义表、王玄策奉使尼波罗、印度带回的材料。此事我们将另有考证，这里只需提出一条，即《释迦方志》在《尼波罗国》说：“比者国命并此国而往返矣”，显然是指李义表、王玄策等走这条路程，也就是奉国命出使所走的路程。王玄策第三次奉使已在《释迦方志》成书之后，所以这条路程只能是一（贞观十七年）、二（贞观二十一年）两次，那时吐谷浑王是诺曷钵，此人于贞观十二年（年）为吐蕃所击，“走青海之阴，（吐蕃）尽取其资畜”《新唐书·吐蕃传》）。贞观十五年（年）又引轻骑走鄯城（今青海西宁市），鄯州刺史定其叛乱，“复归旧都”。他是夸吕之曾孙，王位已经五传，旧都自是指伏俟城，他出奔走青海之阴即北道，也证明青海北岸之北道是唐初重要通道。龙朔三年（年）吐谷浑为吐蕃所灭，诺曷钵走奔凉州，乾封元年（年），唐仍然封他为青海国王，咸亨元年（年）唐以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率兵五万，“纳诺曷钵于故廷，王师败于大非川”（《新唐书·吐谷浑传》）。大非川在青海西，一般认为是布哈河，“故廷”只能是其亡国前之都城，即伏俟城。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吐谷浑伏俟城沦陷后，国都并未他徙，特别是薛仁贵青海之战，纳诺曷钵于“故廷”又在大非川地区，故非伏俟城莫属。这也是“吐谷浑衙帐”在伏俟城的一个有力证明。其二，从路线本身考察，同样也能证明这一点。《释迦方志》说：
（鄯城）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戍，······，又西减二百里至青海，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
显然是绕青海北岸，故先西行，然后又绕海西南而下，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与伏俟城形势正合，只有此城才可以这样叙述，若取南道，只能西行，根本不能从海西南行。若依《来信》所说吐谷浑衙帐在茶卡湖以南草原，此湖距青海已有百余里，与青海沾不上边，如何能说“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呢？其次，承风戍故地虽无可确考，但它确当北道之上，《新唐书·吐蕃传》：
（仪凤三年，年）敬玄率刘审礼击吐蕃于青海上，审礼战没，敬玄顿承风岭，碍险不得纵。
所谓青海上就是指青海之北，如上引《新唐书·哥舒翰传》：“筑神威军青海上”，据靳玄生《青海历代城垒遗址考》，故址犹存，确在青海之北，这是“青海上”指青海北岸之确证。这次战争吐蕃也是从北路，故唐兵迎战于青海之北，后来李敬玄自承风岭退还鄯州，则是自北岸经此至鄯州、采取北道，与上述《释迦方志》路线正合。再次，从文成公主入藏，汉、藏文献的对勘中也可以证明此吐谷浑衙帐即吐谷浑国都伏俟城。《新唐书·吐蕃传》：“（贞观）十五年（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诏江夏王道宗持节护送，筑馆河源王之国”，河源王即吐谷浑王诺曷钵，他于贞观十年（年）封为河源郡王，“筑馆河源王之国”，自指其国都即伏俟城，我们恰恰在吐蕃古文书中找到了证明，这件文书系斯坦因第三次探险在西北所劫取的，其右边已有缺失，故文意前后不联贯，但大意可知，它记载吐蕃松赞干布于狗年娶中国皇帝之女文成公主为妻，吐谷浑王率文武百官和贵妇们迎接文成公主，举行盛大宴会后，文成公主然后再进入到Dbon国中，据托马斯（F.W.Thomas）、屠次（G.Tucci）等人研究，这个“Dbon”古藏语意为“甥”，当时唐与吐蕃为舅甥之国，而吐蕃与吐谷浑亦为舅甥之国，古藏文碑刻与文书往往在吐谷浑国名或王名之前加有这个“Dbon”，除吐蕃对唐自称为“Dbon”外，他称只见用于吐谷浑，所以这里的“Dbon国”所指就是吐谷浑国，是顺理成章的。赞普既在柏海地方亲迎，文成公主肯定是取道河源入藏的。王忠在《松赞干布传》中说文成公主在吐谷浑行馆大约停留了一个月之久，又开始向吐蕃进发，所据当为西藏古史传说。此行馆既设在河源郡王之国，文成公主又在此停留如此之久，其地非当时吐谷浑国都伏俟城莫属。《周书·白兰传》说：白兰“东北与吐谷浑国接”，所以必须西南行，穿过吐谷浑国中，然后才能到达白兰界。上文指出《释迦方志》中所记之吐蕃、尼波罗道及李义表等奉使尼泊尔、印度之道，而李等奉使即紧接在文成公主入藏之后，他们不取道传统的天山路，而改由青海入吐蕃，显然是因此道由汉、藏联姻而创通，并有文成公主入藏路线可循，其道经实践证明比旧道便捷。根据汉、藏文献对证，两者路线亦正相符合，所以《释迦方志》中之吐谷浑衙帐就是文成公主入藏时行馆之吐谷浑国，从吐谷浑王诺曷钵“旧都”、“故廷”所在，以及实际路线所经，皆指伏俟城可以无疑。龙朔三年（年），吐谷浑故地尽入吐蕃，然此仅表示吐谷浑衙帐之撤，并不表示此城之废，入吐蕃以后仍为重镇，此城后来与蒙古人亦有关系。它的下限牵涉西藏、蒙古史与民族迁徙，问题极为纠葛，非此短文所能解决。总之，铁卜卡古城不论在考古、民族文化史和历史地理上都是很重要的，若干问题必须和考古发掘配合才能彻底弄清楚。
四、《宋云行记》中的吐谷浑国都与伏罗川
宋云、惠生等于北魏神龟元年（年）西行求法，路出吐谷浑国，我们以为就是伏俟城，《来信》不同意此说，提出的理由有两条：一是伏俟城建城时间不能超过年；二是宋云等西行路出吐谷浑国都不在伏俟城，而是在伏罗川。这是关系伏俟城建城年代和夸吕以前吐谷浑国都所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应该通过争鸣，求得解决。（一）关于伏俟城建城年代上限，《来信》的理由过于拘泥，“刻舟求剑”，按之实际，难以成立。不论夸吕“居伏俟城”，“治伏俟城”，“都伏俟城”都只表示夸吕建牙于此，但不能否定以前吐谷浑国都就不能在此。《魏书》讲夸吕居伏俟城后，紧接着说：“虽有城郭而不居，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至少以前是过着半游牧生活，居住之地并不十分固定。有一条记载证明伏连等有可能以伏俟城一带为他的政治中心。《魏书·吐谷浑传》：
拜伏连筹使持节都督西垂诸军事、征西将军、领护西戎中郎将、西海郡开国公、吐谷浑王。
据同书《高祖纪》此事在太和十七年（年），《通鉴》误记此事于齐永明十年（太和十六年，年）。既是“西海郡公”，至少说明此时吐谷浑活动中心已以青海湖周围为主。汉西海郡城即今海晏之三角城，故址犹在，正去伏俟城不远。吐谷浑最初从上陇徙居洮水流域，后来逐渐向北发展，政治中心也不断随之北移至青海湖区周围，因这一带水草丰美，至今未变，至夸吕时期确以伏俟城为国都，可能表示至此时才固定居住于此，但北移到青海湖周围，则早在夸吕前就开始，刘宋封慕延利为河南王，因当时吐谷浑政治中心尚在黄河之南洮水流域，拾寅仍用河南王封号，可是伏连筹不用“河南王”而改称“西海郡公”，至少伏连筹政治中心已北移于青海湖地区，而伏俟城又为最适合之地，以前又为子弟所居，伏连筹北移青海湖后，即建牙于此，是完全可能的（最近才见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页中也根据同一记载认为伏连筹时代都城已在伏俟城，可见事实所在，所见略同）。（二）伏罗川与赤水城之位置，《宋云行记》之吐谷浑国都在伏罗川，日人松田寿男早在年就提出这个意见，但他并不知伏罗川所在。“拾寅始立邑于伏罗川”，其实方位还是比较容易明确的，第一，它和浇河相去较近，《魏书》卷《吐谷浑传》载定阳侯曹安表：
臣昔为浇河戍将，与之（指拾寅）相近，明其意势。若分军出其左右，拾寅必走保南山，不过十日，牛马草尽，人无所食，众必溃叛，可一举而定也。
下文又说：“诏阳平王新成、建安王穆六头等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给事中公孙拔及安出北道以讨之，拾寅走南山，诸军济河追之”。案浇河故城在黄河沿岸，一般认为即在今青海贵德县，此处济河即济黄河，此时正值拾寅始邑于伏罗川时，其走保之南山当即今甘肃、四川间的雪山，系向南奔逃，诸军济河追击，伏罗川必与浇河为近，不久“拾寅部落大饥、屡寇浇河”，也证实这一点。
第二，它附近有曼头山。《魏书·吐谷浑传》于上事后又记：“显祖复诏上党王长孙观等率州郡兵讨拾寅，军至曼头山，抬寅来逆战，观等纵兵击败之，拾寅宵遁。”又有曼头城，见《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六年（年），而曼头城又与赤水城相近。《隋书》卷61《宇文述传》：
帝令述以兵屯西平之临羌城，抚纳降附。吐谷浑见述拥强兵，惧不敢降，遂西遁。述领鹰扬郎将梁元礼、张峻、崔师等追之，至曼头城，攻拔之，斩三千余级，乘胜至赤水城，复拔之。
同书卷29《地理志》：“河源郡，置在古赤水城，有曼头城。”赤水、曼头两城当相邻近，此时吐谷浑主为夸吕子伏允，已都伏俟城，西平城即今西宁市，临羌城在其西，去伏俟城已近，故伏允西遁，“南走雪山”，赤水城当为吐谷浑伏俟城之外的故都，隋平吐谷浑后，于古伏俟城置西海郡，而赤水城则置河源郡，两郡皆因吐谷浑建郡，赤水城之地位仅次伏俟城，应为都伏俟城之伏罗川城，伏罗川乃川名，城名当即赤水。赤水城既为河源郡治，必在黄河近侧，此赤水和洮水流域另一赤水可能皆吐谷浑所取名，因水带赤色而得名。
第三，此赤水的位置，可以根据下列地名比定：一是树敦城，《北史·史宁传》：“树敦是浑之旧都，多诸珍藏”，史宁“趣树敦，······而浑主先奔贺真”，此时浑主即拾寅，树敦城必为拾寅所居之伏罗川城即赤水城。二是曼头山，《隋书·吐谷浑传》：“贼悉发国中兵，自曼头至于树敦，甲骑不绝”。是曼头山去树敦较近，而赤水城附近正有曼头山，赤水、树敦必为一城无疑。曼头山当入藏通路，上引吐蕃文书残件，提到：“通往马楚（即黄河）到曼头岭（Mutu-Lin）的道路于夏季修好，狗年娶文成公主。”文成公主于贞观十五年（年）入藏，但吐蕃派禄东赞迎娶文成公主则在三年前之狗年戊戌（年）。《旧唐书·吐蕃传》，“赞普率其部兵，亲迎于河源。”此次修黄河到曼头岭路既和娶文成公主有关，则赤水城必当入藏通道无疑，《元和郡县志》卷39廓州“西至吐蕃界树郭城三百二十里”。“树郭城”当是“树敦城”之误。廓州治化成县，黄河“在县南八十步”，紧临黄河北岸，积石军即隋浇河郡，在“州西南一百五十里”，而鄯州（今青海乐都县）“西南至廓州二百四十里”。据此推算，廓州当在今青海尖扎县治对岸附近。由此向西三百二十里之树敦城应在今青海共和县境内。今共和县东有一古城，靳玄生《青海历代城垒遗址考》以为即赤水城遗址，其地在黄河北岸，当入藏通道，河源郡所治之赤水城应即在此。此外，洮水流域临洮东北还有一个赤水城，也在吐浑境内，和上述赤水城极易相混，有必要加以辨明。《水经·河水注》：
洮水东北流，径吐谷浑中，······洮水又东北流，径洮阳曾城北，······洮水又东北流，屈而径索西城西，建初二年马防、耿恭从五溪祥?谷出索西，与羌战，破之，筑索西城，徙陇西南部都尉居之，俗名赤水城，亦曰临洮东城也。《沙州记》曰：“从东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者也”。
段国《沙州记》（亦名《吐谷浑记》），为刘宋时专述吐谷浑地理之书。吐谷浑最初居于赤水（即洮水），《梁书·河南传》已有交待：“因徙上陇，度袍罕，出凉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此赤水即洮水，清董祐诚《水经注图说》早已指出。《后汉书·马防传》李贤注：“索西故城在今岷州和政县东”，唐和政县即今甘肃岷县，《读史方舆纪要》、《水经注图说》都说赤水城在岷州东北，所据皆为明《一统志》：“在（岷州）卫东北九十里”。索西城原为汉人所筑，而后落入羌人手中，最后为吐谷浑所据。《旧唐书》说“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末始度洮水，建国于群羌故地”，是也。又此赤水城可能曾一度为吐谷浑都城。《通鉴》卷义熙八年（年）二月：
河南王乾归徙都谭郊，命平昌公炽磐镇苑川。乾归击吐谷浑阿若干于赤水，降之。
此吐谷浑主阿若干所居之赤水，应即洮水之赤水城，《魏书·地形志》临洮郡统赤水县，即赤水城。北魏虽于此一带设立郡县，收为魏土，但多属名义，常为吐谷浑所据，《魏书·吐谷浑传》：
拾寅后复扰掠边人，遣其将良利守洮阳、枹罕所统，枹罕镇将、西郡公杨锺葵贻拾寅书以责之。拾寅表曰：“奉诏听臣还旧土，故遣良利守洮阳，若不追前恩，求令洮阳贡其土物。”
可见洮阳一带是吐谷浑旧土，北魏曾允许拾寅还居，直到伏连筹时“还修洮阳、洪和二城，而置戍焉，”赤水城就在洮阳（今甘肃临潭县）和洪和（今甘肃卓尼县东）城东，必然在吐谷浑控守之下。直到年夸吕时才失去此两城，北周改置洮州于此。
两个赤水城都在吐谷浑境，并且都曾为吐谷浑主居住，所以不易分辨，如对于历史地理颇有研究的胡三省就分不清两赤水城，他在上引《通鉴》义熙八年“击阿若干于赤水。下注云：
《五代志》：隋大业五年（年）平吐谷浑，置河源郡于古赤水城，盖近积石山。魏收《地形志》：临洮郡有赤水县。《水经注》：赤水城亦曰临洮东城。
河源郡之赤水城在黄河沿岸，而临洮之赤水城在洮水沿岸，两赤水得名，皆因水带赤色，但并不在同一河侧，且相去数百里，不能合而为一。
总之，拾寅邑于伏罗川城即赤水城，后为河源郡治，它位于黄河北岸，当入藏通道，和洮水流域另一赤水城不能相混，更不是《宋云行记》中之吐谷浑国，伏罗川城仅知为拾寅所居，伏连筹居伏罗川城也是毫无根据的。（三）《宋云行记》中吐谷浑国即伏俟城问题：丁谦、张星烺与沙畹等早已提出推测，我们又进一步予以证明，但并不认为问题已获解决，这是最后一个难拔的钉子，仍然需要通过讨论和研究，努力把它拔掉，此说至少可备一说，而在我们看来，还是利多弊少。只是旧论尚有不周，今先比较此说优劣利弊，再申所见：
由青海出鄯善、于阗，此道为南北朝开创，而后渐成通路，最初盖因河西割据，羌胡阻梗，旧道难通；另一方面吐谷浑活动中心北移青海后，交通南北，招徕商旅，新道从而便于旧道。《魏书·吐谷浑传》：“终世宗世至于正光，犛牛蜀马及西南之珍，无岁不至。后秦川人莫折念生反，河西路绝，凉州城人万于菩提等东应念生，囚刺史宋颖，颖密遣求援于伏连筹，伏连筹亲率大众救之，遂获保全。自尔以后，关徼不通，贡献路绝。”前者正包括宋云等西行年代在内，后一事虽发生在年，稍晚几年，但河西丧乱频仍，已多历年所，早不自此始，前此并非无事，宋云等所以取道吐谷浑，除了伏连筹受魏册封外，更主要的还是由于青海新道优于河西旧道，僧徒西行经此非一，前于此者如法献以年“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既到于阗，欲度葱岭”，后于此者，如阁那崛多东来，“经渴罗盘陀及于阗等国，······又达吐谷浑国，更至鄯州，于时即西魏后元年也”，西魏后元年乃大统元年（年），此年吐谷浑国主当即伏连筹，但《续高僧传》此处当有脱误，因此传既记阇那崛多卒于开皇二十年（年）”。春秋七十有八”，则当生于—年。年时他不过十三岁，且与“年二十七，游方弘法”不合。如以二十七岁“出境”，“发踪跋涉，三载于兹”，则达鄯州为三十岁，当为—年，即西魏后元十五年或十六年，看来《续高僧传》“西魏后元”后当脱“十五”或“十六”两字，此时正值夸吕都伏俟城时代，此吐谷浑国为伏俟城，明确无疑。前后相去时间并不甚远，而往来的路线基本一致。伏俟城确为西行求法所经，而宋云西行下距夸吕都伏俟城又不过二十年左右，伏连筹的封号又是西海郡公，尽管他都于何处未见记载，但根据相关情况，还是以都伏俟城比较合适。
至于《宋云行记》吐谷浑国与伏俟城不相适合者主要有下列四项：第一项即《来信》所提：伏俟城气候较冷，而《行记》云唯吐谷浑城暖于他处，因而不得为吐谷浑国。作者曾于年秋绕行青海湖北岸，由西面登鸟岛，因桥坏路断，远望伏挨城而不能达，后遇彼地来人，向其访问，据云：此处虽不暖，但也不太冷，与青海周围相差不多，而青海周围确较青海他处为暖，因而水草丰茂，藏民特留为冬季牧场，吐谷浑所以北移于青海湖周围，主要和此处草场大、气温较高、水草多、特别是冬季可以放牧等畜牧条件有关。当然，气温冷暖是相对的，也是常有变化的，某一年岁也可以特暖或特冷，所以据冷暖条件还不能断定伏俟城就不能是吐谷浑国。
另外三项：一是《行记》发赤岭，即日月山，似乎不走伏俟城；二是“西行二十三日”，由日月山到伏俟城不须二十三日；三是“渡流沙到吐谷浑国”，由日月山到伏俟城并不经沙漠。按出日月山绕青海湖南，仍可取道伏俟城赴西域，至今仍有经湖南岸出日月山西行之大道，所经之地虽非沙漠，但风沙甚大，地多不毛，《行记》明云：“飞沙走石，举目皆满”，未必不是指此。至于日数多少或有他因，旅途变故既不可知，误记、错抄，也未敢必无。而行记日程过多，里距不等的往往而有，因此据日程推算里距，有时也未必尽确。如以二十三日余作行程计，则此地在日月山以西很远，但以伏俟城以西，不论气候，水草条件与考古遗址都找不到较伏俟城更为符合吐谷浑国之地。如黄文弼所举之都兰，其地不仅无古城遗址，而且寒冷荒凉远过青海湖周围之地。按照后面三项条件，吐谷浑国当然也并不是不可能在距青海以西较远之地，问题在找不到比伏俟城更为适合者，在没有确证以前，还是定伏俟城为吐谷浑国较妥。
附：关于严耕望、佐藤长对吐谷浑城、吐谷浑衙帐、伏罗川三城的考订及其辨正
严耕望文发表于香港《新兴学报》（11卷上册），久未找到，但从佐藤论著中获知梗概，除肯定我们所订恰卜恰古城为伏俟城外，对其余各城的意见大致如下：（1）伏罗川即在白兰之境，今巴隆河（柴达木河）应即伏罗川古音之遗，有地名巴隆，即所都之地。（2）伏连筹所都亦当在伏罗川，即《宋云行记》之吐谷浑城。（3）吐谷浑衙帐当在伏罗川吐谷浑城之东，可以不是伏俟城，但也不能排除伏俟城的可能性。
严氏第（1）点本吴景敖，第（2）点同于《来信》意见，第（3）点徘徊于拙文与《来信》之间，既是，又不是，足见困难，依违难定。
佐藤长《唐代湟水上流的诸城塞与吐谷浑的伏俟城》将我们文章和《来信》全部引用，除肯定铁卜卡城为伏俟城外，其余各城意见如下：（一）吐谷浑城应在德令哈。（二）吐谷浑衙帐应在恰卜恰(共和县)。（三）伏罗川应即恰卜恰附近之乌兰布拉克河（UlaranBular），伏罗即Bular之古译。
按严氏以巴隆河为伏罗川，系本吴景敖《西陲史研究》，但吴氏仅以巴隆为白兰，两者所据无非是对音。佐藤长已指出：巴隆为蒙古语Bararun音译，“右翼”之意，乃十七世纪蒙古族移居此处所遗留之地名，与吐谷浑时代之伏罗川，不论对音、地理均无联系。佐藤长置伏罗川于共和附近，并以其城即树敦城，即赤水城，在共和县，与我们意见不谋而合，蒙语"Ularan”谓赤，“Bular”谓泉，此河意译即赤泉河，佐藤长比附为赤水，也谓伏罗即Bular的音译，此河乃一小河，不足以当赤水，而在蒙古族未迁入此地前，亦不可能有此河名称，其弊病与佐藤长批评严氏以伏罗川为巴隆河音译相同。惟伏罗川与树敦城相近，而树敦城按里距推算，应在共和县一带，共和县东恰有一古城，靳玄生早已指为赤水城，此为佐藤长所不知，而结论和我们考订一致，事实所在，“殊途同归”，这一争论问题应该可以获得统一。
吐谷浑衙帐佐藤长置于共和县，主要是据《旧唐书·吐蕃传》记文成公主入藏时，“筑馆河源”，而隋河源郡在今共和县。“筑馆河源”乃指河源王国，即吐谷浑国都，《新唐书·吐蕃传》正作“筑馆河源王之国”。贞观九年（年）李靖征吐谷浑，“军次伏俟城，吐谷浑烧去野草，······退保大非川”（《旧唐书·李靖传》）。此为吐谷浑国都仍在伏俟城之确证，十年（年）三月，吐谷浑王诺曷钵遣使入朝，唐封为河源郡王，并未改变国都，仍在伏俟城。贞观十五年（年）相去只有数年，国都更不容改变。灭国后，旧都“故廷”仍指伏俟城，也提供了证据。筑馆河源之国，所指为国都，吐蕃文书确记文成公主入藏在吐谷浑国行相见礼，取道青海入藏既有海南、海北两道，并非取南道不可，何况路线常牵就政治，宋云等路出吐谷浑城就是证明，馆既设在国都，则更非经此不可，佐藤长置于河源郡，显属理解有误。总之吐谷浑衙帐与伏俟城完全可以统一，远比分为两地合理。
值得研究的是《宋云行记》之吐谷浑城究竟何在？倘依“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都兰或德令哈确比伏俟城更为适合，关键问题是有无考古证据，自然条件能否作为国都，凡此都有待于进一步做工作，包括考古勘查与历史地理调查。当前只能据理论证，不能因噎废食，谨述管见，供学术界参考。
（本文插图由刘思源清绘）
（原文载于《历史地理》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11月出版）
《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文66页）。
屠次（G.Tucci）《藏王之墓》（ThTomofthTibtanKings，，p.57，）
托马斯（F.W.Thomas）《有关新疆的吐蕃文书》（TibtanLitraryTxtsandDocumntsConcrningChinsTurkstan，Il，London，，p.9，英文，11）托马斯已经推测“Thogon”为“吐浑”，但他却因这一发现而反对’A-?a为吐谷浑说，这是不对的。
《吐谷浑遣使考》（《史学杂志》48编11、12期）。
靳玄生《青海历代城垒遗址考》：“河源郡，在今共和县治东数百步，当地藏民称为居化城，周五、六里，城内已经辟为农田了。该城本系吐谷浑赤水城，隋大业五年，与西海郡同时改置，以后同时陷废”（《说文月刊》3卷10期页）。
《续高僧传》卷二，冯承钧《历代求法翻经录》48页，已订正为年。案中国古代纪生卒年岁，出生落地即为一岁，三十岁当为年。
此文写于年，拙文在《考古》刊出后，当时国外讨论吐谷浑都城问题的仅见日本松田寿男文。去年获知佐藤长有关论文，严耕望文尚未能见。年九月访日本，承佐藤教授以所著见赠，又承王人聪同志自香港将严文复制寄来，基本即如本文所述。佐藤长文有与鄙见相合，本文皆已指出，异同甚多，文已写成，不便多论，容在《吐谷浑疆域地理考》中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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