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一道”是中国道教的一个大道派。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当代社会看，正一道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学者们发表了不少关于正一道研究的论著，近期更有《正一道研究》辑刊陆续出版，这是非常可喜的。然而，如何理解正一道名称内涵？如何评估正一道的文化贡献与历史地位？站在不同立场上看问题，将会有不同认识与评估。笔者近来重新翻阅相关史料，有了一些新的想法，现整理成文，以就教于同行及各位对此问题有兴趣的朋友们。
一、正一道的由来与名义正一道又称正一派。一般认为，其始祖是汉末张道陵，但其确立时间往往被延后到元代的元贞、大德年间。其理由是元成宗元贞元年（公元年）张与材嗣第三十八代天师位，袭掌江南道教，大德八年（公元年），张与材被授以“正一教主”职衔，主领三山符箓。后又被授以“金紫光禄大夫”，封“留国公”，赐一品金印。从此，天师世系均以“正一教主”身份出现，并统领江南阁皂山、龙虎山、茅山三大符箓道派。由于这种情况，一些学者往往把“正一盟威之道”、“天师道”看作与“正一道”不同的道派。笔者以为，这种道派划分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其名称由来与内涵入手来阐述。
其实，正一道这个名称乃是“正一盟威之道”的简称。基于此，我们可以说，当“正一盟威之道”名称使用时，便意味着正一道形成。那么，“正一盟威之道”名称出现于什么时候呢？晋代葛洪《神仙传》在叙说张道陵生平事迹时言及天人授予“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文中所谓“明威”即“盟威”，故而，“正一明威之道”即“正一盟威之道”。此外，北宋张君房编纂的《云笈七籤》记载二十四治时也使用了“正一盟威之道”名称。由于这些史料最早的也在晋代，后来不少学者采用《三国志》言及的“五斗米道”来称呼汉末巴蜀一带流布之民间道教；但到了年8月初，鹤鸣山天谷洞道士谢清亮在整修洞路时挖出了一块古朴的石刻，其题名即为“正一盟威之道”，左下落款为“张辅汉”。显然，这通石刻的作者即为张道陵，因为张道陵之字为“辅汉”。用其字而不署其名，此乃汉代碑刻通例，有关专家认为此通石刻确为汉代张道陵所撰。由此可见，张道陵所创道教本名“正一盟威之道”，简称“正一道”。所以，业师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指出：“张陵一系的正式名称乃‘正一道’，其道书归入正一部。”
在文献中，“正一盟威之道”缩略为“正一道”或者“正一”者并非罕见。例如《隶续》卷三所载的《米巫祭酒张晋题字碑》有“道正一元”之说，而学者们认定为张道陵原作的《正一法文经章官品》则包含了多种冠以“正一”之称的著述；又查《正统道藏》，可见冠以“正一”之称者尚有《正一天师告赵升口诀》《太上正一延生保命箓》等30余种，这些论著有相当部分出于南北朝以前，表明“正一”这个名称在南北朝之前即为张道陵教派的正式名称。经典著作采用“正一”名称，而不用“五斗米道”，反映了张道陵所创教派的基本立场和思想主张。
张道陵所创教派为什么以“正一道”作为正式名称呢？显然是为了立正祛邪，弘扬真正不二的大道，这种用意具有深刻的义理根基。如果我们结合“易学”与老庄思想来考察，就能够理解“正一”的理趣。在易学中，有河图、洛书的法脉。《周易·系辞传》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河图”、“洛书”在秦汉以来的儒家系统里基本上只知其数字描述，却不清楚具体的图像排列。不过，道家系统里却有其秘传。早在《太平经》卷一百十二《贪财色灾及胞中诫第一百八十五》便言及河图、洛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经《上清河图内玄经》《上清河图宝录》多言星体存想，其背后当有河洛数理作为叙说根据。
南北朝至唐代，“河图”、“洛书”是怎样传授的？目前尚缺乏可靠资料来详细说明。宋代以来，有关“河图”、“洛书”传授脉络的记载较多。不少学者以为，“河图”、“洛书”的两个图式是北宋道士陈抟创造的；其实，《道藏》所收录的《周易图》、《易象图说》等文献只是说陈抟传承了“河洛之学”。换一句话来讲，“河洛之学”乃是通过陈抟的传授才显于世。不论情况如何，抓住“河图”、“洛书”的法象义理，这对于诠释“正一道”名称的内涵无疑是有帮助的。
所谓“河图”就是把“一”到“十”的自然数分列于东西南北中五方，一、二、三、四、五为“生数”，六、七、八、九、十为“成数”，有生就有成，彼此配合，就形成了河图的阵势。具体而言，一、六居于北方，于五行属水；二、七居于南方，于五行属火；三、八居于东方，于五行属木；四、九居于西方，于五行属金；五、十居中，于五行属土。
所谓“洛书”就是把“一”到“九”的自然数分列于东西南北中五方，只是具体的配合与“河图”有所不同。洛书之数，一在北方，九在南方，三在东方，七在西方，二在西南，四在东南，六在西北，八在东北，五在中央。将“河图”与“洛书”比照，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现象，这就是“一”数都居于北方。正一道之“一”与“河图”、“洛书”的“一”，其理契合。在深层次里寄托了“上善若水”的精神。老子《道德经》第十章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对此，北宋经学家苏辙曾经点破了其中的奥秘，他说：“天以一生水，盖道运而为善，犹气运而生水也。”照苏辙的看法，“上善若水”的思想根源在于“一”，这个“一”在哪里呢？就在北方。就五行而论，北方为“水”，转换为数字就是“一”。换一句话来说，“一”代表了北方，也象征“水”。就天地定位来看，北方为子午线的一方，象征着天地之“正”。因此，“正一”蕴含着天地大正、万物发源的理趣。“一”虽然最小，却是根本，故而老子强调“得一”、“守一”，例如《道德经》第三十九章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什么叫“贞”？就是“正”的意思。老子从天、地、神、谷、万物说来，最终落实到“侯王”，贯穿着依天道而推人事的思路，其基本精神就是告诉人们，守正才能得本。追述一下老子《道德经》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年张道陵天师为什么要以“正一”名其教的良苦用心了。
二、正一道的文化贡献张道陵创立正一道，不仅使上古道家文化得到了很好传承，而且使得中华民族大道统的延续有了组织化的保障。自东汉末至今的一千八百多年历史进程中，正一道在各个方面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悠久的一个道派。其文化贡献是巨大的，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方面：
（1）整合上古宗教的各种资源，树立正信。
东汉末，社会动荡不安。葛洪《神仙传》说，“初，天师值中国纷乱，在位者多危”，又说：“汉政陵迟，赋敛无度，难于自安，虽聚徒教授，而文道凋丧，不足以拯危佐世。”在动荡的年代里，居于上位的统治者们面临着种种危险，他们不仅没能好好反省，反而横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因此，老百姓揭竿而起是很自然的事。
为了扭转穷途末路，统治者们希望通过“文道”教化来拯救时局；但是，“文道”已经“凋丧”，出现了种种弊端。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是伦理道德沦丧，社会弄虚作假现象风行。当时，朝廷选拔人才，有所谓“举孝廉”的路子，许多人投机钻营，通过假的孝行而获取功名。《后汉书》卷六十五《陈王列传第五十六》记载，时有赵宣者，其父母丧后，他“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初看起来，赵宣真是一个大孝子，但事实上，他是一个善于伪装的沽名钓誉之徒。按照传统孝行的规矩，“守孝”期间是不能过夫妻生活的，更何况生子的事，当然违背伦常。赵宣在守孝期间，竟然生了五个儿子，州郡地方长官开初一点都不知道，还“数礼请之”，把他当作孝行的典型，颇具讽刺意味。此外，《后汉书》还记载：有个叫许武的人，为了让弟弟有机会做官，在分家产的时候故意把肥田、广宅以及身体强壮的奴婢分在自己名下；弟弟却分一些差的，并且分得很少。于是乡里就认为许武贪婪，而他的弟弟有克让的品德，遂推举其弟为官。表面看来，这似乎是简单的一起分家产的案例，但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举孝廉”人事制度的漏洞和引发的虚假风气。对于这种弄虚作假的社会风气，张道陵是很反感的。所以我们看到《老子想尔注》第十八章说，“真道藏，邪文出，世间常伪使称道教，皆大伪不可用。”这段话所讲的“邪文”就是那些欺世盗名的宣传，《老子想尔注》称它们是“大伪”，给予严厉抨击，充分显示了张道陵当年对社会造假风气深恶痛绝。
正是为了改变不良的社会风气，张道陵选择民风比较纯朴的巴蜀作为传教场所，他采取了“阴阳有别，各有司存”的措施，将原先的魔鬼信仰限定在一定的区域；与此同时，张道陵注重整肃民风，号召信徒们造桥修路，“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罚，乃立条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记生身已来所犯之辜，乃手书投水中，与神明共盟约，不得复犯法，当以身死为约。于是，百姓计愈，邂逅疾病，辄当首过，一则得愈，二使羞惭，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致。从此之后，所违犯者皆改为善矣”。作为宗教信仰，张道陵创立的“正一盟威之道”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坚持了有神论，但这种有神论并非纯粹教人膜拜，而是以神的名义来教人净化自己的心灵，使得社会能够形成一套符合生命法则的行为规范，因此具有正信意义。
（2）逐步完善教理教义，使得道教有了明确发展方向。
从张道陵开始，正一道不光是树立了具有整肃社会风气的神明信仰，而且逐步完善了教理教义。张道陵是一个勤于撰述且著作丰富的道门领袖，葛洪《神仙传》说他“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今人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笺》所附“张道陵著述考”列有《道书》《灵宝》《天官张本》《黄书》等多种经典文献，还有一些虽然不能确认为张道陵所撰著，但属于早期正一道经典文献却无疑，例如《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妙经》等，这些著作说明正一道在开创之初即重视文化建设。
更为重要的是，正一道从诞生起就确立了以老子《道德经》为大宗的教理教义传承体系，体现了注重道德教化的思想导向。饶宗颐先生在《老子想尔注校笺》的自序里说：鹤鸣道士，“著三官之手书，置五斗之义舍，因五千文而都习，设二十四治以登真。敷扬妙义，风行蜀中，翼赞玄言，讬遘想尔。阐守一之旨，携契天人，劝长生之方，先拙忿怒，本无为以去恶，立道教之元胎”。这段话中的“五千文”即指老子《道德经》。“阐守一之旨”就是要信徒们守正道，达到天人合一，延年长生；而贯彻“无为”的精神就是要去恶从善，让其教区树立美好的道德风尚，这些主张无疑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因此饶宗颐先生称之为“道教之元胎”。
从《老子想尔注》的解说可以看出，早期正一道领袖是从社会伦理道德入手来阐明教理教义的，该书在解释“上善若水”一章时指出：“人当法水，心常乐善仁。人当常相教为善，有诚信。人君理国，常当法道为政，则致治。”这样的阐释言简意赅，明确地宣示了教人为善的思想趋向。按照《老子想尔注》的看法，行善不仅是起码的社会伦理要求，也是健康长寿的修行路径。
张道陵确立的以老子《道德经》为教理教义思想基础的原则不仅在正一道里世代相传，而且对后世道教各派都有巨大影响，查《正统道藏》，收入的《道德经》注释本有五十余种，而《道藏辑要》《藏外道书》也有大量的《道德经》注本，充分显示了《道德经》在道教教理教义建设中的举足轻重地位。
（3）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礼仪制度。
为了更好地教化信徒，正一道十分重视礼仪制度建设。针对两汉时期的信仰乱象，正一道告诫信徒们应该皈依正道，不要陷入“淫祀”的迷圈。关于此，刘宋著名正一派道士陆修静在《道门科略》里说：三五失统之时，“人鬼错乱，六天故气，称官上号，构合百精及五伤之鬼、败军死将，乱军死兵，女称呼夫人，导从鬼兵，军行师止，游放天地，擅行威福，责人庙舍，求人飨祠，扰乱人民，宰杀三牲，费用万计，倾财竭产，不蒙其祐，反受其患，枉死横夭，不可称数。太上患其若此，故授天师正一盟威之道，禁戒律科，检示万民逆顺、祸福功过，令知好恶。置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庐，内外道士二千四百人，下《千二百官章文》万通，诛符伐庙，杀鬼生人，荡涤宇宙，明正三五，周天匝地，不得复有淫邪之鬼，罢诸禁心，清约治民，神不欲食，师不受钱，使民内修慈孝，外行敬让，佐时理化，助国扶命……”文中的“三五”当指三辰五星，三辰即日月星，五星即金、木、水、火、土五个星球天体。“三”与“五”，合起来泛指日月星辰；而“六天故气”指的是六大区间的恶气。《云笈七籤》卷八《释六天玉文三天正法》称：“六天者，赤虚天、泰玄都天、清浩天、泰玄天、泰玄仓天、泰清天。”据说“六天”区域自从黄帝以来，民人互相杀害，违背自然。这种残杀之气就是“六天故气”。由于“六天故气”横行，妖魔出没，败死的将兵化而为鬼，在天地间游行。反映在宗教信仰生活中，就是出现了众多庙舍，祭祀十分混乱，老百姓受到这种“淫祀”干扰，苦不堪言，又不敢不祭祀，耗费大量钱财，却不能得到保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三天正法”应运而生。三天者，即清微天、禹余天、大赤天。正一盟威之道以“三天”代替六天，就是要以正教取代“淫祀”，具体做法就是制定一套能够为万民遵循的“禁戒律科”，让万民明白善恶之别，祸福之由，以便改恶从善。与“禁戒律科”的颁布相配合，“正一盟威之道”还创造“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庐”的宗教修行与行政管理合一的制度，保证了“禁戒律科”能够得到落实。
由于历史的原因，早期正一道所建立的二十四治以及三十六靖庐并没有续存下来，但禁戒律科却得到了发展。其中，授箓传戒便是这方面的典型礼仪。“箓”本指天赐的符命文书，后来道教用以作为道士入道的凭信，也是法师行法的依据。正一道认为，“箓”是自然之炁凝聚而成，也是道门仙真传法的见证。故而，正一道特别重视授箓仪式。早在张道陵时代即有“正一盟威箓”二十四品，后来更有演绎，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授箓仪轨。初看起来，正一道授箓似乎只是表征入道资格与品阶，但在深层次里却贯彻着修真养性、劝善成仙的文化精神。《太上正一盟威法箓》之《太上一官童子箓》谓：“素被新出老君太上高皇帝王神气在身，不能自分别，今赍信诣三洞法师臣某，请受太上一官童子箓，自实悉言，被君召，即日听署之后，要当扶助天师医治百姓疾病，不得轻泄淫盗，鬲戾忌妬，行不正之事，自作一法，诽笑师主者，此魔鬼所嫉；但当慈仁育孝，敬老爱少，父母兄弟，更相承奉，常以五腊吉日于堂上祝家亲九祖，二月八月同日祀社灶，其余不得私祀他鬼神，一旦违犯，坐见中伤，不得怨道咎师，一如律令。”这篇文字是正一道信徒们授“童子箓”时的宣誓词，其中有禁戒，也有倡导，基本精神是引导信徒们遵守社会伦理道德，具有严肃的监督功能。对照一下同卷的《太上十官童子箓》、《太上七十五官童子箓》、《太上三五赤官斩邪箓》、《太上护身将军箓》等一系列的授箓盟誓文，可知“正一盟威法箓”有统一格式，其中有些誓词是各道阶都要遵守的。此类典籍的流传，让我们得以明白早期正一道的授箓仪式事实上是让信徒能够遵守起码的社会伦理道德，对于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是有积极作用的。后来，正一道的授箓仪式虽然有所变化发展，但注重人的品德修养却是始终坚持的，例如明代问世的《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在授箓的品类上增加不少，而在核心理念上依然是守约劝善。
（4）建立了自然疗法与人文疗法相结合的救治体系。
面对衍生的天灾人祸，正一道从诞生起就以救治疾病为基本目标，以延年益寿、羽化登仙为长远目标。为了治病救人，正一道领袖积极学习传统医疗理论与技术。葛洪《神仙传》言及张道陵为人治病，皆“采取元素，但改易其大较，转其首尾，而大途犹同归也”。所谓“元素”就是本初质料的意思，“采取元素”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指治疗原则上遵循基本医理，二指在用药上采取天然材料。由此，我们可以将其医疗称作自然医疗。至于“改易其大较”是说在配方上有所变通，而“转其首尾”是说在整个疗程过程中又对配方份量有所加减。尽管治疗方案根据具体情况做出一些调整或变通，但总体上依然遵循着自然疗法的大原则。这样的医疗方式不仅在正一道中流传，而且为衍生于正一道的其他诸多道派所继承。魏晋以来诞生的灵宝派、上清派等道派也颇重视以自然疗法为人治病，《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医术名流列传》列有道医封君达、董奉、负局先生、葛仙公、鄞邵、蔡谟、殷仲堪、葛洪、许逊、徐熙、徐秋夫、羊欣、刘涓子、徐嗣伯、顾欢、徐骞、张远游等。他们的医疗实践虽然比较多样，但基本上不离自然疗法的核心精神，从一个侧面佐证了由张道陵倡导的自然疗法的源远流长。
与自然疗法相辅为用的是人文疗法。所谓“人文疗法”就是运用人文元素来治疗疾病。“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刚美与柔美交相错杂，这是天的文采；文章灿明止于礼义，这是人类的文采。观察天的文采，可以知晓四季转变的规律；观察人类的文采，可以推行教化，促成天下昌明。如果说“天文”更多的是反映自然属性，那么“人文”更多的则是体现人类生活属性。人文的内容颇为丰富，语言、文字、礼仪、艺术等都属于人文范畴，而最具特色的是调节人类生活的伦理道德。
正一道实施人文疗法为人治病首先表现于“符水咒说”的使用中。“符水”就是将画好的符箓烧后融入水中，成为一种治病的特异水。“符”是一种古文字，相传黄帝作“云书”，故“以云纪官”，汉末正一道使用的“符”实际上是古老云书的继承与变通；至于“咒说”，乃是一种特殊音频气流形态。不论是“符”还是“咒”都具有人文特质。因此，“符水咒说”疗病可视为比较典型的人文疗法。根据《后汉书》《三国志》的描述以及道教经典的记载，“符水咒说”疗病是有特异功效的，其中的机理相当复杂，目前尚不能简单地用西方近现代实验科学理论来解释，但无论如何是一种应该引起注意的疗法。
正一道也很重视以伦理道德来疗治人的疾病与社会疾病。《三国志?张鲁传》记载，早期正一道除了教病人饮符水外，还设立静室，教病人叩头思过。“叩头”就是向神明行崇敬大礼，在“叩”的过程中，头部朝下，弯腰跪膝，伸拉脊柱，可以促使血脉流通，是一种很好的躯体锻炼形式；叩头时面对的是神明，神明在上，己身在下，寄托了谦恭的伦理内涵；“思过”就是向神明忏悔自己的罪过。病人到底是如何“思过”的？《三国志》没有详细记载，但既然是思“过”，便是一种道德反省，由于反省而释放了内心积压的不良情绪，因此产生特殊治疗效果是可想而知的。许多道教经典和官修史书言及此等疗法使“病者颇愈”，故“百姓信向之”，因为有好的疗效，老百姓都来皈依，这足以佐证道德疗法切实有效。从性质特征上看，道德诊治就是典型的人文疗法。由于这种疗法与神明信仰相联系，现代中国大陆医学界许多专家不承认其医疗价值，甚至将之当作“迷信”，那是偏执立场所致。就疾病救治与健康的需要而论，信仰也具有疗治作用，因为信仰的标志是承认神明存在，道教神明本来就是宇宙伦理和人间美善品德的象征。具有道教信仰表示一个人服从了宇宙伦理、人间基本道德准则，故而有益健康。正一道当年采取了这样的疗法，体现了从整体上对待疾病的态度，至今依然有借鉴意义。
基于神明信仰立场，正一道形成了系统的礼拜神明、超度鬼魂的斋醮科仪体制。在《道藏》里，有大量的正一道斋醮科仪经典文献，例如《正一威仪经》《正一解厄醮仪》《正一出官章仪》《太上三五正一盟威阅箓醮仪》《太上正一阅箓仪》《正一指教斋仪》《正一指教斋清旦行道仪》《正一敕坛仪》《正一醮宅仪》《正一醮墓仪》《太上正一朝天三八谢罪法忏》《正一殟司辟毒神灯仪》《正一法文十禄召仪》《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箓立成仪》等，这说明斋醮科仪在正一道中是很重要的文化活动。本来，斋醮科仪是用以礼敬神明、超度鬼魂的，但实际上对于驱除疾病、保障健康也是有裨益的。因为斋醮开始之前要沐浴更衣，不食荤酒，不居内室，这都有助于培养精诚意念，促使参加者调整自我的内在机能。整个斋醮过程，发炉、礼拜、上章、进表、步虚、散花、施食等环节以及辅助的音乐，形成了环环相扣的礼仪系统，营造了很好的人文氛围，可以引导人们进入一种专注的境界。再说，斋醮中的祝祷辞、咒语的使用，也能够对病人产生心理疏导作用。从这个方面看，正一道的斋醮科仪也具有人文医疗价值。借鉴其形式，对于当今社会的一些疾病，譬如个体精神疾病、集体狂躁病、老年孤独症、歇斯底里发泄症等等的治疗来说应该是有帮助的。
（5）在传统科技与文学艺术等众多领域留下宝贵文化遗产
在长期流行与发展过程中，正一道积淀了丰富文化遗产，其经典文献包含着众多学科知识，具有等方面价值。除了医道养生外，正一道也重视天文、历法、农业以及文学艺术等学科知识的应用，并且在具体的宗教实践中，发展了众多学科的知识系统。
如上所述，张道陵在创教之前就获得了“黄帝九鼎丹法”。考《正统道藏》，存有《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凡二十卷，业内专家认为卷一的本文出于汉末，估计当年张道陵获得的正是这部经典的卷一部分，且又传给了弟子赵升。作为外丹经典著作，“黄帝九鼎神丹法”当然以讲述外丹烧炼为主，但也涉及多方面知识，其内容颇为丰富。炼丹选址，必须具备天文地理知识；炼丹器具制作必须具备物理知识；药物配合与烧炼过程，必须具备化学知识。故而，此书的价值是等方面的。张道陵获得此书，学习探研，先在江西省贵溪云锦山采药炼丹，据说丹成而龙虎现，故云锦山改称龙虎山。此外，根据葛洪《神仙传》的记载，张道陵也在四川新都之南的繁阳山炼丹，《蜀中广记》卷五“新都县”条云：繁阳山“在繁水之阳，因以为名”；《蜀中广记》又引《本际经》云：“天师张道陵所游，太上说经之处。”综合各种资料来看，张道陵炼丹应不止一处。他要炼丹必然得掌握炼丹的基本知识与要领。其中最重要的是炼丹的敬业精神，包括信念的确立与科学态度，后世正一道之所以有众多的科技贡献，与张道陵当年认真学习与钻研炼丹学说是不无关系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正一道留下了丰富的经典文献。其中包含了很多的诗词曲赋作品，颇具艺术特色。例如《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七卷，收录其文、五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七言律诗、歌行、联句、词颂等多种体裁。读来别具风味，如其歌行《钱塘有作》写晨起所见红霞、白云、双鹤之舞蹈，谓：“红霞映朱栏，白云隐青山。尘中人不到，双鹤舞柴关。”又写听琴、观江景色：“瑶琴一曲诗数篇，山童煮茗炉无姻。为思尘世去游乐，一别洞天今几年。湘江江上月初白，湘浦浦边风色清。断肠声咽玉笛碎，愁杀霜堤多少情。人生总浮云。仙家依旧春，归去来兮乐吾真。”作者将景物描写与体验记忆以及自身的理想追求融为一体，颇具匠心。像虚靖真君张继先天师这样的文才在正一道里为数不少，从一些侧面展示了正一道中人的艺术创造才智。
三、正一道的历史地位关于正一道的历史地位问题，许多学者的论著已经有所涉及。由于种种原因，以往的一些评价存在偏颇，尤其是清代以前一些儒家学派史学家更是带着有色眼镜来评判正一道，例如陈寿《三国志》谓之“妖巫”、“米贼”等，当代一些学者不明真相，也跟着瞎说，实在不可取。
笔者以为，正一道历史地位问题应该从广阔社会背景和人类整体生存角度入手来审视，才能有比较客观的认识。经过一番梳理与分析，笔者感到了解和认识如下方面，对于评估该道派的历史地位是必不可少的。
（1）正一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宗教。
目前，在中国境内活动的主要宗教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人们称之为“五大宗教”。在五大宗教中，唯有道教是土生土长的，这是所有学者都认可的事实。
从源头上看，道教可以追溯到七八千年千的伏羲氏时代。到了黄帝时期，道教有了雏形。《史记》之《五帝本纪》以及《封禅书》言及黄帝时期，国家祭祀山川鬼神、举行封禅大典，黄帝晚年炼丹求仙，奠定了道教神仙信仰基础，此可谓“雏形道教”。黄帝而下，神仙传说逐渐流传，到了春秋时期形成了以阐述大道思想为主题的老子、庄子学说，此可谓“义理道教”，此时的道教基本上是思想教化，如《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讲：“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老子不仅提出了“教”的概念，而且使用了“教父”的名称。而《庄子》也多言“教”，例如其《大宗师》篇言：“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这样看来，老庄学说有“教”的属性毋庸置疑，只是尚未具备制度特征。
真正使道教制度化是从东汉末开始的，其肇始者即张道陵天师。换一句话来说，东汉末由张道陵创始的正一道标志着制度道教形成。此时的道教不仅确立了以大道为核心精神的思想体系，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神明信仰、科仪典章、授度礼仪，有了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庐的教区管理体系。这种制度是上古原始宗教所没有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正一盟威之道”也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宗教。张道陵之后，正一道在组织机构、教理教义、典章制度等各方面不断发展，从正一道之中衍生出来的各个道派，诸如灵宝派、上清派、楼观派、神霄派、全真道、太一道、真大道教等继承和发展了正一道的斋醮礼仪、修炼法门，丰富了道教文化，从而使得道教的制度日趋完善。
（2）正一道提供了应对疾病与驱除“魔鬼祸害”的精神武器，开拓了新的生命境界。
东汉晚期，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是疾疫流行。林富士先生《东汉晚期的疾疫与宗教》一文比较详细地考考察了当时疾病流行的情况，他指出：“据范华《后汉书》的记载，中国社会在桓、灵二帝时期饱受‘疾疫’的侵害，其后，在献帝期间，则似乎只有建安二年有‘大疫’发生。然若综合各种史料来看，则一种或多种不知名的‘疾疫’（即现代医学所说的‘流行病’）在东汉王朝最后的三十多年间，仍不断侵蚀中国社会，尽管可能只是间歇性的肆虐于某些区域。”林富士先生查找了不少官修史书、医书以及志怪、方志等大量文献，依据时代先后论述了当时出现的疾疫情形，读起来触目惊心。依照此文线索，笔者也读了一些相关著述，颇有感触。其中，医家张仲景《伤寒卒病论序》反映的情况令人震撼。该序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一个两百余人的家族在十年间死亡者达到三分之二，其中死于伤寒瘟疫的就占了十分之七，也就是说差不多有百人左右死于“伤寒”，可见伤寒流行病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另外，陈寿《三国志》、干宝《搜神记》、《昭明文选》等书的资料也不时出现“疫疠”、“疾疫”、“大病”等描述，这些文献虽然没有具体指出“疾疫”是何病，但社会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疾病却是可以肯定的。总而言之，在东汉社会，瘟疫大病的确是困扰民生的一个大问题。
瘟疫疾病流行，造成人们心理恐慌，也促使人们寻求疾病原因。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人们把疾病流行与厉鬼作祟联系起来。应劭《风俗通义》有一段话反映了这种情况：“夏至著五彩，辟兵，题曰游光。游光，厉鬼也，知其名者无温疾。五彩，避五兵也。案：人取新断织系户，亦此类也……又永建中，京师大疫，云厉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无指见之者。其后岁岁有病，人情愁怖，复增题之，冀以脱祸。今家人织新缣，皆取著后缣二寸许，系户上，此其验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相信“厉鬼”存在，是东汉社会颇为流行的意识现象。
面对疾疫横生与厉鬼作祟的说法，正一道基于解救民众危难的考虑，采取了许多措施。除了上面言及的草木药自然疗法与“符水咒说”等人文疗法之外，正一道还非常重视如何治理“厉鬼”问题。为了化解阴鬼氛围，正一道建构了一个庞大神仙体系来与之对抗。一方面，在《老子想尔注》里，我们可以看到老子已经被称为太上老君，作为大道化身，具有强大功能；另一方面，《正一法文经章官品》载有各类神官名称，诸如：无上方官君、无上天君、赤天万灵君、六丁六甲玄天君、天官五行君、地官五行君等。不仅如此，该书还具体陈述了天神、地祇是如何收治妖魔鬼怪的。例如，卷二称其可收万精魅，治收籴鬼；卷三称可收葬送冢墓鬼，主土气鬼，主井灶鬼，等等。在当今许多人心目中，此类收鬼项目，似乎不可思议，甚至荒唐得很，但如果想一想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鬼怪传闻，就不难明白其用意。照传统的说法，“鬼”属于阴，而“神”则属于阳，以阳制阴，这应该是《正一法文经章官品》的基本用意。从精神慰籍角度看，在鬼怪传闻充斥街巷村落的年代里，正一道构建了如此庞大的神仙世界，至少营造了一种阳刚的氛围，在瘟疫流行、人口锐减的时刻，可以减轻人们的孤独感与精神恐慌，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收治“厉鬼”也具有人文疗治的意义。
正一道认为，不仅厉鬼可以收治，瘟疫可以驱除，而且通过一定的途径，采取一定的修行方法，人能够脱胎换骨、延年益寿，羽化升仙。《正一法文经章官品》卷一“录魂长生”条谓：有玉女千二百人，“主致长生”；差除玉女千二百人，“主致长生延命”；周玉君，将一百二十人，治地理宫，“节禁人三魂七魄、不弃人身，保命延年，长八百岁”等等。从现代科学眼光看来，此类功能性描述并没有切实可靠证据支撑，但从社会人文立场看，则有其特殊价值与意义。在灾难深重、生存困难的情况下，正一道上述描绘无疑给人们提供了生活理想，让失望的人们看到了新的生命希望。
（3）正一道高举黄帝旗帜，为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中华民族向来以黄帝为人文初祖，敬仰之，崇尚之。从历史文化传承来说，黄帝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标志。然而，“黄帝”这面旗帜是谁先举起来的？不是儒家，也不是兵家、法家、农家，而是道教。早在先秦时期，以老庄为代表的义理道教即有关于黄帝生平事迹的诸多记载。《列子》专门立了《黄帝篇》，讲述黄帝梦游华胥氏国的故事，而《庄子》之《大宗師》《在宥》《天地》《天道》《天运》《刻意》《至乐》《山木》《田子方》《知北游》《徐无鬼》《寓言》《盗跖》《天下》凡十四篇，皆言黄帝。东汉末，张道陵创立正一道，先以老子《道德经》教授门徒，随着正一道组织的壮大，《列子》、《庄子》也进入其经典传承系列。因此，其中的黄帝故事必然成为正一道的文化元素而加以发扬。此外，张道陵用以指导炼丹的《黄帝九鼎丹经》本来就冠以黄帝之名。不论此书是否出自黄帝传授，黄帝在正一道中被作为丹道的主要传人却是事实。该书谓黄帝得玄女传授还丹至道，后来又传给玄子，并且告诫玄子：“此道至重，必以授贤者。苟非其人，虽积金如山，地方万里，亦勿以此道泄之也。”这样说来，黄帝对丹法传授是很慎重的。张道陵天师在巴蜀传教时也很慎重，他没有把丹法传给很多人，而只传给赵升一人，说明他是遵循黄帝遗教的。张道陵天师这种尊尚黄帝的立场对后世的制度道教具有很大影响。查《正统道藏》等道教大丛书，我们可以看到冠以“黄帝”之名的经书为数不少，例如《广黄帝本行纪》《黄帝宅经》《黄帝内经》《黄帝阴符经》《黄帝九鼎神丹经诀》《轩辕黄帝水经药法》《黄帝八十一难经纂图句解》《黄帝龙首经》《黄帝金匮玉衡经》《黄帝授三子玄女经》《黄帝太乙八门入式诀》《黄帝太一八门入式秘诀》《黄帝太一八门逆顺生死诀》等数十部，至于在经典行文中出现“黄帝”名称，那更是大量存在的。事实证明：以张道陵天师为代表的制度道教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巨大努力，这种不懈努力，对于维系中华民族以黄帝为大宗的文化大道统无疑是有巨大作用的，这是无法忽略的基本事实。
（本文作者：詹石窗原文为正一道教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道教之音专稿转载请标注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