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诗人杨慎，出生相门，早登状元及第，中岁因“议大礼”永远充军云南永昌。其一生交游很广，朋友很多，上至宰辅重臣，下至平民布衣，重要者何止百人。仅就其谪戍后的交游对象而言，有地方官员，有滇中人士；有师友门生，还有素未谋面千里神交者，如朱曰藩、何良俊、盛时泰。除了现实的交游，杨慎还与一些诗人有错代神交，如郭文、兰茂、兰廷瑞。这些朋友中有的是与他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们一同参加议大礼，一同被贬谪，同患难共命运；有的是志趣相投的新交，在杨慎危难时给予他种种帮助和慰藉。他们之间的友谊都是出自肺腑的一片真情，交往中产生的诗文也特别动人。
杨慎在谪滇三十余年期间进行了大量广泛的交游活动，并产出了丰富多彩的交游成果，成为明代云南最有影响的文化人。《滇系》七之七《典故类》引《明史·杨慎传》，附后记云：“迄今三百年，而妇人孺子无不知明杨状元者。”
杨慎抛开个人之遭遇，为三迤士子勤奋讲学、题赠，与他们结社酬唱，滇云人士争从之游。诚如近代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论杨慎时所说：“在云南，很有些人集于他的左右。”
孙秋克先生亦说：“以杨慎为中心，以杨门诸子为主体，以其他追随者为外围，云南诗坛形成了群星丽天的景象。”
其中，与杨慎“深交最有情”的“杨门六学士”影响甚大，其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曾盛极一时。关于“杨门六学士”的性质，自清代起就存在多种误说，以至有的错误竟延续了近三百年之久。本文试对此略作辨析和考释，以就正于方家。
杨慎画像
一、称谓之由来
“杨门六学士”或“杨门七子”称谓，史料记载主要出自以下几家。
一是杨慎《升庵集》卷三十《病中永诀李张唐三公》诗后自注：“吴高河懋尝以杨弘山士云、王钝庵廷表、胡在轩廷禄、张半谷含、李中溪元阳、唐池南锜为杨门六学士，以拟苏门秦、黄、晁、张、廖明略云。余曰：‘得非子而七乎?’七子文藻，皆在滇云，一时盛事，余固不敢当也。然余之遭妒中害，而卒不得还者，竟以此。不欲言其人姓名，如柳子厚传河间云。噫!”
这是“杨门”之说的起始源头。只是苏门最初仅有四学士，杨门却有六学士，数目无法对应，故此才有吴懋将杨士云、王廷表、胡廷禄、张含、李元阳、唐锜比拟苏门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外加苏门“后四学士”中的廖明略凑成五门生之说。
二是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六“杨士云”条载：“士云……其诗原出白沙、定山，近取裁于杨用修。同时吴懋以给事(杨士云)及王廷表、胡庭禄(按：“庭”应为“廷”)、张含、李元阳、唐锜为‘杨门六学士’。六人，皆滇产也。”这是对“杨门六学士”之说的转述。
三是王士禛《居易录》卷二十五载：杨升庵先生在滇，有张半谷含辈从游，时谓“杨门六学士”，以比黄、秦、晁、张诸人。半谷即愈光，余则杨弘山士云、王纯庵廷表(注：应为钝庵)、胡在轩廷禄、李中溪元阳、唐池南锜。又有吴高河懋为七子，以拟廖明略。升庵谓七子文藻皆在滇南，一时盛事，是也。……按先生集有《己未六月病中诀李张唐三君》诗，所谓“魑魅御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是也。当时先生流离颠沛远在天末，而远近为人企慕如此，何殊东坡。惜身殁南荒，不及玉局之尘还耳。彼谗人者遗臭万年，岂止与烟草同腐已哉!……升庵客滇，游其门者自“六学士”外，又有隐士董难。难字西羽，太和人，尝辑《转注古音》，著《韵谱》。《滇志》列“隐逸传”。曾见其《题玉局寺》一诗极佳，录之……风格宛似升庵。
王士禛画像
王士禛在“杨门七子”的基础上再加一董难，至此，已至八人。
四是云南赵州人师范《滇系》称：“先生学问之博，著述之富，自是胜国第一流人才。其在滇也，张公含、杨公士云、王公廷表、胡公廷禄、李公元阳、唐公锜，时相过从，人谓之杨门六学士，以比黄、秦、张、晁之于子瞻。迄今已三百年，而妇女、孺子无不知有杨状元者。”
五是云南石屏人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云：“滇中风雅，实开于升庵，故有杨门六君子之称，当时以媲苏门六君。文采风流，极一时之选，亦吾滇艺林佳话也。”史有“苏门四学士”、苏门“后四学士”，而无“苏门六君”之称。另，将学士改为君子，此乃朱氏臆断。
六是陈田《明诗纪事》戊签卷八云：“升庵谪滇，滇人杨给事士云、王佥事廷表、胡副使廷禄、李荆州元阳、唐佥事锜、张举人含与升庵游。同时吴高河懋品题为‘杨门六学士’。六人中以士云及含为杰出。”同书戊签卷二十二载：“董难，字西羽。杨升庵谪滇，滇人与之倡和者，有张禺山辈，称杨门六学士，余谓皆不如西羽隐君也。”陈田殆指与杨慎唱和最密切者或诗艺拔出者，莫过于董难。
七是清末民初云南邓川人杨琼《滇中琐记》云：“升庵在滇，与滇之士夫文字交密者，有张含、李元阳、杨士云、胡廷禄、王廷表、唐锜六先生，与升庵合称‘滇南七子’。”在“杨门七子”之外，还有“滇南七子”之说。不过所称指明显不同，杨琼传闻加臆断，其所称“滇南七子”是包括杨慎在内，将吴懋排除在外。而“杨门七子”仅指杨慎的七个弟子。
李根源
八是民国初李根源在《张愈光诗文选序》中云：“根源往岁学于日本，尝以余力搜辑先生与中溪、弘山、钝庵诸子遗著，为明‘滇南七子’诗文存虑。”此处的“滇南七子”就是“杨门七子”了。
二、说法之悖理
其实“杨门六学士”或“杨门六子”之说并不科学合理，揆理度情，有悖事实。对此，民国初云南著名学者、诗人赵藩就提出质疑，认为称谓不当，其《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十六写道：“偶与高河戏品论，何曾六子尽杨门。唱酬不必皆私淑，试看遗篇本色存。”赵藩认为杨慎与吴懋关于“六学士”的谈话是“戏品论”，而非严肃正经的评论，又说六子并非都出自杨门，不能因为他们曾一起酬唱赠答就认定属杨慎入室弟子或私淑弟子。
对“六子”属“杨门”的误说，我们可从以下三方面来加以辨释。
第一，“杨门”之宗主杨慎自己也未认可此说，不敢接受杨门七子这种称谓对自己的抬爱，不敢当仁不让做六子的老师。实际情况是在杨慎戍滇时，张含、杨士云、王廷表、胡廷禄、李元阳、唐锜六人慕名而与之交游，相互酬唱，产生许多优秀的诗歌，流传很广，云南人对此津津乐道，吴懋耳闻后遂把他们称为“杨门六学士”，比拟苏轼门下的“苏门六学士”(注：实只有五学士)。杨慎听后同吴懋开玩笑地说：“得非于子而七乎?”然后有所思，觉得不妥，便又正色地说：“七子文藻，皆在滇云，一时盛事，余固不敢当也。”杨慎并不以为“六子”或“七子”是他的门人。这是当时情况的事实。
第二，六人并非出于“杨门”，既非入室弟子，也非私淑弟子。从事实来看，“七子”中只有吴懋曾从杨慎学习古字，有一点门人的意味，实际上也不过是文友之间的学习。而六子则全是莫逆之交，论辈分是同一辈人。而且杨士云长杨慎11岁，张含长杨慎8岁。张含少时随父张志淳在京，即与杨慎友善，两人可说是髫龄之交，杨慎《升庵全集》卷二十八录弘治十六年()十六岁时所作《招张愈光》，可证。及杨慎戍滇，旧友相逢，分外亲切。杨慎曾在《与张禺山书四则》中云：“慎近多病，不多作诗，而喜谈诗，然无可与谈者，千里又与吾兄隔，暇日书《千里面谭》一卷，以代一夕之话，必有以教我也，侍弟杨慎顿首。”嘉靖二十九年()，杨慎跋张含《月坞少年二诗》，末署“通家弟杨慎书”。张含《张愈光诗文选》八卷，为杨慎亲手选定，杨慎并为之《序》云：“吾友永昌张愈光，生有异质，颖秀出群。”张含八十岁时，杨慎又寄《祝禺山八袠诗》祝贺。故钱谦益以为张含周游于名公巨卿间，得到赏识，“然其平生知契，白首唱酬者，用修一人而已”。
钱谦益画像
王廷表少时，其父逸翁(王颖斌)曾任四川新都训导，他随父居任所时，受业于杨慎之叔龙崖先生杨廷宣，杨慎正德二年入新都县学，即为王颖斌座下弟子。故廷表与杨慎乃总角之交。杨慎谪戍云南寓居安宁时，廷表“凡六往返”，前往安宁安慰这位儿时的挚友，二人“形影相吊”。杨慎在为王廷表写的《王钝庵墓碣铭》中说：“公，吾异姓兄弟，海内恩义无比。”可见他俩根本谈不上门人关系。王廷表为杨慎所作《刻丹铅余录序》说：“升庵子嗜学不倦，多所著作……表幼与升庵子共学，今幸与游。”完全是一副朋友兼兄弟的情态。
胡廷禄与杨慎也是朋辈，杨慎在《祭在轩文》中说与他“契以莫逆，交以论文……于我独亲，艺圃德邻。我唱君和，东主西宾”。杨慎与“六子”或“七子”之间，唱和的诗很多，先于他死去的，杨慎为他们写祭文、墓志铭，后于他死的，杨慎赋临终绝命诗永别，《病中永诀李张唐三公》即是。
其实早在清末，就有人对“杨门”之说提出质疑。袁文典、袁文揆《滇南诗略》卷五胡廷禄诗后注云：“升庵在滇有杨门六子之说，世多不考厥由，误以为皆升庵弟子，其实非也。”又说：“盖升庵戍滇，所在多文人学士与游，而于七子尤为莫逆。七子中惟吴高河从学古字。”这个见解是符合事实的。所以赵藩论诗说“何曾六子尽杨门，唱酬不必皆私淑”。
刘大绅在《寄庵诗文钞》中的《兰溪遗稿序》中说：“然杨门七子皆自有其轹古陵今之学，掀雷抉电之才，年若道似，并立争雄，固非以太史为指南，亦非以太史为主盟也。”
陆复初先生《被历史遗忘的一代哲人：论杨升庵及其思想》说：“他(指杨慎)与李元阳的思想针锋相对，分别属于不同营垒，而仍相友好。……中溪与升庵也存在着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后人对不甚了了，妄以苏东坡门下六学士来比拟他们之间的关系。清人师范在其所著《滇系》中说：‘析考杨门六学士，乃吴高河懋偶为升庵言之，升庵笑曰：得无增子而七乎?高河乃中溪之婿，行辈甚幼，是升庵亦不以为然也。后世遂传为典故。’又说：‘今惟唐池南、胡在轩著述零落，禺山间用杨体，然如晋楚之争，亦各树一帜，王钝庵寥寥数篇，独往独来，绝无依傍。至宏山、元阳，全集俱在，何尝与升庵子随声附影?盖滇自有文，得诸公之酬唱而升庵不孤矣!’”
李元阳
第三，六子各具个性，并非同出一师门，毫无师承渊源可言。他们诗文各有特色，风格迥异，并非同操一腔，共弹一调。他们与杨慎的关系和“苏门六学士”与苏轼的师承关系完全是两码事。
张含为“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所知，以其为师，终身执弟子礼。张含的诗，沉雄雅炼，力追杜甫。杨慎称他为“少陵家之鲁男子”。袁文典、袁文揆评曰：“今读集中忧时、感事、咏怀、投赠诸什，千锤百炼，体格苍老，何其酷似杜也?盖性之所近，学复渊博，目击时政之敝，感愤无聊，故发言为诗，得杜之沉郁苍凉、雄杰奇丽者居多。且由学杜而不仅从杜入手，所以自成一家。”赵藩《重刊明张禺山先生诗文集序》谓：“先生于为诗，法唐以上，而归宿于杜少陵。为文不肯作秦汉以下语，皆守献吉家法。”
而杨慎反拨七子，“作诗不名一体，言诗不专一代，兼收并蓄，待用无疑”，其“沉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推崇六朝、初唐诗风。可见，张含作诗，并非源出于杨慎，从未主动袭取杨慎。
李元阳的诗，清新雅正，近于白居易体。初彭龄评曰：“中溪学虽不逮张、杨，才亦远逊文襄，然所为各体，触绪生新，言中有物，人谓其学香山、长公，颇有似处，亦风雅正宗也。”卷七李选《侍御中溪李公行状》云：“先生作诗文，初不经意，援笔辄就，世以白香山、苏东坡拟之。”张履程谓其词旨清隽，风格流美。
杨士云的诗，古雅遒劲，初彭龄称颂道：“杨弘山学博力大，古今各体亦从汉魏、杜、韩中来。其创意造词，不肯稍落凡近，尤足以挽柔靡枯淡之习。”卷六袁文典、袁文揆云：“宏山先生五古有宗《选》体处，面目太肖其宗杜、韩者，自能独树一帜，五七律则出入于三唐、两宋间。”赵藩《重刊杨弘山先生存稿序》称其“古近体诗亦典雅高亮，不趋时好”。杨士云对文学创作，主张“学诗别有门庭”，“不可阨于义例，局于训诂。要须洁净胸次，反复吟哦，随文寻义，使此心有所感发兴起处”。至于评诗，主张“须于味外辨咸酸”。
王廷表的诗，婉约清朗，初彭龄评云：“诸体坚洁深秀，明之边(贡)、徐(祯卿)外，罕有其匹。”“清言隽旨自足以当一面。”卷五“遗篇本色存”的非虚语。胡廷禄的诗，“篇裁绮致，思入清新”，“诗亦节短韵长”。
“杨门六学士”在诗坛上各自精彩，各占有一席之地。仅吴懋的诗，如著名的《写韵楼歌》确实摹拟杨慎诗的体格，“笔意全似升庵”卷五恽燮跋，但他已非“六子”，实在“六子”之外。
他们与其说是“杨门六学士”或“杨门六子”不如说是“杨氏六友”。余嘉华先生就说：“其中张含、杨士云、李元阳、王廷表、胡廷禄、唐锜、吴懋相与交往甚密，被称为‘杨门七子’，其实，称之为‘七友’也许更切近实际。”钱方《明代滇黔桂作家研究》亦云：“吴懋亦与杨慎相善，其将杨氏诸友譬之苏门学士，列六人，称杨门学士。其实，六人与杨慎几乎都为同辈，与其说六人为杨氏门中学士，不如说为学友，他们之间，既有各自的文采特点，又互相切磋交流，故‘友人’的成分更多于‘师徒’。”
值得玩味的是，杨慎嘉靖三十七年()被云南巡抚王昺指派的四个指挥从江阳(泸州)械押回滇，第二年病寓昆明西山而殁。械归的真正原因，似因“杨门七子”之说流传广、名声太响，杨慎如日中天，被看作代表当时云南一代文风的名家，而遭到滇中某士人的嫉妒，向俗戾的巡抚举发了杨慎返蜀长期不归。于是王昺执行朝廷谪戍的谕旨，派人将杨慎以锒铛锁来押回昆明。名声太大，损折也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悲乎!
王昺画像
三、“六子”非“派”
“杨门六学士”的文学与学术活动曾经盛极一时，影响很大，是故后世学者以“流”“派”称之。
白建忠先生在《“杨门六学士”漫议》中说：“‘杨门六学士’是一个趣味相投、情操高尚、怀抱救世拯民理想的诗文流派。”“但由于地处边陲以及其它种种原因，今人几乎不了解这个诗文流派。”王志彬先生说：“‘杨门七子’是杨慎被谪戍云南后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的诗文流派，代表着明代云南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是考察明代云南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雷磊《明代六朝派的演进》称：“所谓‘杨门六子’，在‘重学’等方面进一步发展了六朝派理论。虽然不再介入主流，但是杨慎六朝诗派仍产生了影响。……六朝派是明代中期诗学发展的重要环节。”戚薇承袭其师雷磊之说，并敷衍道：“杨慎是六朝派的倡导者，而‘杨门六学士’是明代云南一个重要的诗文流派，是云南六朝派的核心。”
杨慎与六学士或七子曾一起游宴赏景、饮酒赋诗、征歌度曲、砥砺气节、切磋学识。郭绍虞先生的《明代的文人集团》，在论“以师门关系称者”的集团时提出：“杨门六学士张含、杨士云、王廷表、胡廷禄、李元阳、唐绮(应为唐锜)”。姜晓霞《杨氏与杨门诸子研究》说：“这些名士均‘从杨慎游’，形成以文会友、诗词酬唱和学术交流的地方性文人结社，即杨门诸子。”
“杨门六子”曾结社倒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但是否就成了流派呢?笔者不敢苟同。文人结社与文学流派关系密切，它对文学流派的产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易于形成流派。但并不是所有的文人结社都能促成文学流派。文学流派有其特殊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社约主张。
愚以为，“杨门六子”或“杨门七子”充其量就是个松散、无组织原则的文学团队，远不及“流派”。一个流派的成立，概不外乎三大要素：流派统系、“宗主”或“社盟”以及流派风格。诗派统系形成有两大途径：一是有意识地归属，主动模拟或袭取；二是无意识地归属，即一种文学风格的渊源导向，即“源出于某某”。杨门六子风格各异，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主动模拟或源出于杨慎的可能。他们的创作在题材和风格上除个别人之外，并未见出受杨慎多大的影响，或接近于杨慎。
诗文流派的形成，一个决定性的要素就是诗人的审美观点、审美趣味、创作方法及其诗歌艺术风格。既为诗派，则有共同的比较明显的特点，成员须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换言之，一个诗派要有自己的理论学说与精神追求。杨门六子在此点上均无涉，既没有纲领性的文学口号，也没有趋同性的创作倾向，硬将杨门六子归为流派，诸子之心未安也。
另外，杨门六子基本没有全体成员一起开展雅集，无共同结社集会的时间和地点，他们只是三两成群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交游。他们天各一方，分别身处迤东、迤西、迤南，“会面安可知?”有案可稽的小范围唱和也仅有：
嘉靖九年()二月，杨慎与李元阳同游大理点苍山，寓感通寺二十日，门生董难侍笔砚，杨慎著《转注古音略》。
杨慎《转注古音略》书影
嘉靖十二年()杨慎西游大理，便道回永昌，会张含于霁虹桥，同年四月张含又至大理感通寺写韵楼看望杨慎，期间殆与李元阳有交游。
嘉靖十五年()，杨慎至喜洲，访杨士云，复寓点苍山感通寺写韵楼，与李元阳同游赏。
嘉靖二十一年()，杨士云与李元阳修《大理府志》，杨慎应其所请，撰《大理府志序》。
嘉靖二十五年()七月，杨慎徙居大理，与李元阳及门生董难至浪穹，游罢谷山，寻洱水之源，经喜洲，会杨士云，诸公唱和。
嘉靖二十八年()，杨慎居高峣，夏秋复偕简绍芳与滇乡大夫叶道亨(叶泰)、胡廷禄、唐锜等同游昆明西山太华寺，登一碧万顷阁，数游滇池，饮酒赋诗，相与唱和，有《池赏诗社集》纪其事，等等。
四、结语
杨慎在滇交游甚多，失载不少，“杨门六子”不过其中尤为莫逆者罢了。除“六子”或“七子”外，南文士与升庵交情笃厚者还有董难、杨南金、简绍芳、木公、叶瑞、叶泰、贾惟孝。门生弟子，还有安宁丘文举、张子中、李世芳，永昌汤琮、张必焕，剑川李东儒，蒙化左正、左明理、朱光霁、朱寰、张璧，大理梁佐、高可观、杨达之等，不一而足。
杨慎谪戍云南期间，讲学、结社、赠答、题跋等文化交往成为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通过文化交往，他与云南文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文友们的追随相伴，给杨慎难耐的孤寂生活带来了短暂的欢乐，在精神上获得了很大的安慰，促进了他们创作。可以说是滇云的特殊环境、生活经历和温馨的友谊醇美的人情玉成了他。
杨慎对云南文化的影响和贡献巨大，李朝正先生认为：“他通过文化教育、结社、讲学、题赠、序跋，借助他状元、学者的感召力，云南人士齐集左右；用文士中坚的影响力去实现不同层次的文士的普及和提高；为众多文士题赠和文集、诗集作序，鼓励作品出版面世。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与提高倾尽全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杨慎与滇云文士的交游问学，对云南学术文化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云南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作者简介：周雪根，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文//选自《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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