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来生，男，年出生于歙县杞梓里英坑，年随父母迁至绩溪县，成长于绩溪县。自幼爱好文学与乡土文化，在长期的笔耕中，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文史资料，发表了大量的文学文史方面的文章。年出版第一本文史著作以后，至今已出版（包括与人合作和参加）《中国徽派三雕》、《风采绩溪人》、《名人故里绩溪》12卷、《绩溪地名史话》、《今日凤灵》、《绩溪文史资料》第5集、《荆棘与桂冠》、《宣称名胜古迹》、《宣城名遗》、《水墨绩溪话人文》、《宣城古桥》、《宣城古寺庙》、《徽派三雕话人文》、《中国龙川》、《梦圆龙川》《绩溪县卫生志》、《绩溪县审计志》、《绩溪县交通志》、《蜀马古村落》、《冯村古韵》等著作，自年绩溪县徽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至今已主编出版《中国徽学》33期，总计发表出版约多万字的文学和徽州文化资料文章。现为安徽省徽学会理事、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和黄山学院徽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黄山市委党校徽州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绩溪县徽文化研究会会长。
我们徽州与徽州人，在千余年历史长河中，沙积水冲，沉淀了非常厚重的历史文化，这就是徽州文化。它的形成，与历史上徽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徽商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现在研究徽文化，并形成一门地方显学，其目的也就是传承徽文化，保护徽州文化生态，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一、徽文化的形成有赖于徽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精典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反映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徽州文化的形成，就是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迄至民国的经济发展所使然，没有那时候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就产生不了睥睨后世的徽州文化。
1、徽州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
应该说，学界对于徽州文化的定义基本上是一致的，现在常说的徽文化，就是徽州文化的简称，而非安徽文化或皖文化，这是有鲜明区别的。这个徽州文化即徽文化，就是在原徽州府所属一府六县（绩溪、歙县、休宁、祁门、黟县、婺源）地域及其这些地方的幅射地域所产生的既有普遍性又有典型性的，并且具有一定学术内涵的各种历史文化现象的总和，是中华儒文化徙移徽州这个山陬之地以后，与当地吴越文化碰撞交融，相互吸收后，经历代累积下来的全部文化现象，这里面既有中原文化的精髓，又有当地吴越、山越、新安文化的奠基。徽州地名确定以后，尤其是宋王朝南渡以后，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阶段，更是徽州文化气候大成，统摄徽人心灵的时代，所谓徽文化，只有这个年的时期，才是它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许多的正统的封建文化及民俗文化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都是这个时期所形成。
夏、商、周以迄西汉，并没有什么徽州的概念，即使按照今天考证的成果证明，这里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少有文化可言，老徽州各地这些年大量的经济开发，包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城区的开发，动土之处不可谓少，但迄今并未发现大有价值的西汉以前的文物出土。虽然上世纪五至七十年代曾经发现绩溪的古文明即新石器时代遗物，但那不足以说明后来高度发达的文明承继渊源。杭徽高速公路歙县境内，曾经发现更古时候的恐龙化石，却并没有发现任何西汉以前的史迹，恐怕也是一个见证。我说这些，并非说徽州的历史不悠久，只是想说明这个时候此处还很原始，至少在鄣郡建立前后，这里仍是山越蛮荒之地。依山阻险，不纳王租，几无皇统概念，也许，就是少数民族一样的地方；近人陈去病《五石脂》中有一段话多少可以说明当时这个地方的原始。他说：新安最古老的姓氏应是汪氏，“王氏源出汪芒之后。昔禹会诸候于会稽，防风氏后至，戮之，其骨专车，盖即汪芒也。其国在今湖州山中。楚灭于越，遗黎四窜，汪芒氏入歙，当在斯时，故时号歙曰山越。及秦立鄣郡（故城在今湖州鄣山，原注），彼土日辟，汪芒益有所逼迫，而不得不西窜于歙，居今绩溪境内（因其时吴越皆开辟，惟歙县新立可匿迹），递邅至孙吴，山越始灭（孙权使贺齐讨黝歙分为新都郡），而汪芒之裔，始列于编氓。”这一段话，不仅可以说明徽州汪姓是土著，而且也说明了我们这个地方那时的僻野，直到东汉末，才有“编氓”序列。至于汪氏之外的当地“编氓”是些什么人呢，没有证据来说清楚。
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北宋，我们徽州由于“世乱不罹兵燹，世治可安耕凿”的地利优势，较之于中原，可以说是世外桃源。所以，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世家大族和平民百姓纷纷携家挈子，南渡新安歙州一隅山陬，以求苟全性命于乱世，延续家族香火于万山丛中，这些中原人氏不仅在此避难，苟延残喘，也把他们在中原的种种文化形态和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带了过来，在长时间与当地人的媾合中，逐步形成了一种适合于当地的文化形态和精神理念，为两宋建徽州以后形成徽州文化奠定前期基础。由于历史的久远和文化的不发达，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文明程度，以及历代的战乱不能给后人留下史料，我们现在已很难进行考证了。
唐以后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新安之地实际上已经成了中原世家大族的殖民地，无论是举家通族南迁的也好，或是宦游长住的也好，他们——中原人是绝对地看好了这片既安全保险又风光秀丽的大好山水，永远地定居此地了。即使是我们现在这些徽州子民，也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都是中原人后裔。因此，学界现在说的徽州文化其实就是中华文化或中华儒文化的缩影，这个话，我认为完全对。徽州文化就是中原人来到这里后，带来的中华正统文明与当地遗留下来的土著文明相结合的历史文明，它的绝大部分就是中原文明，难道程朱理学不是孔孟之道的再传再发扬吗？只不过唐宋以后中原大地仍是不断地战火连绵、瘟疫遍地，而这里却相对安宁静谧，社会经济发展虽然缓慢但却持续地在进行着，它给移徙而来的中原文明以憩息之地，以发扬光大之机，所以，中华文化在这块世外桃源不仅存留下来，而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2、明清之际徽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徽文化形成
胡适先生说：“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食粮，就只有向外地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胡先生把我们徽州人经商的历史大大地向前推出了许多时间，当然，这可能是指徽州山民零星的经商活动史。但到东晋前后，徽州已经有真正意义上的经商习俗了。唐宋时代，徽州经商之风更甚。南宋已经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这个时候的徽商，具有散兵游勇松散形的特点，没有形成“商帮”，更没有儒贾相通之类的徽商文化理念。徽州作为一个真正的商帮重地，商贾之乡，徽州商人真正成为具有国家性或海外性影响的“生意人”，徽州“生意人”真正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商帮群体，纵横捭阖于商业流通领域并执中国商界之牛耳的时代，则在明清之际。从朱元璋定都南京到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为陪都。故四方商贾在此云集，商品货物堆积如山，街头巷尾人群熙攘。至明成化、弘治时期，南京更呈现出“五方幅辏，万国灌输”的景象，南北商贾争来此地贸易。国家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蓬勃发展，明代的农业生产工具已经达到传统农业下的完备，农业的耕作方式得到大大改进，农业的发展为工商业提供了厚实的物质基础。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从金银花的征收到一条鞭法的推行，赋税折征货币的部分日益增加，以致占有赋税的绝大部分。这一变化既是商品经济的反映，又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绩溪县志》记载，明初赋税以当地产品为主，亦可银钱代输，到洪武二十四年（）官民田土粮赋就基本以银钱交纳了。为了北方边防，明初政府又动用浩大人力物力修筑长城，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绵延万里。在边关重兵防守，先后设立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边防重镇，驻军80余万，为了解决军需问题，洪武三年（）实行“开中制”，即利用自己手中的食盐专卖权，吸引广大商人运粮到边境，换取盐引，再拿这个盐引取到的食盐，销到各地去。有点类似于我们前些年实行双轨制时的计划内转计划外，风险小，利润大，是一桩只赚不赔的买卖。这些时候，徽州商人中有些因“输粟赈边”而致富，甚至被授予官衔。但真正赚大发的还是明弘治五年（）实行“开中折色制”以后。这个“折色开中”的制度一实施，对徽州商人可就太有利了。既免去了长途贩运之苦，又因江南地利之便，致使徽商走向了辉煌的顶点。做大了生意，发足了横财，富裕了徽州，终至形成辉煌于世的徽州文化。
胡适先生又说，“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了小市镇了。”读着胡先生的这段话，我们就会感到一种做为徽州人的自豪，一种文化的成就感，一种不灭的精神 ，就是徽骆驼精神。一个地方从村落变成集镇，有那么容易吗？那是一个漫长的变化时期，它不仅有量的变化，即表面的繁荣，如人口的密集，商业的兴旺，店铺民居的大量增多，物流的频繁等等，更是这个地方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低素质到高素质，社会公共服务系统健全的过程。徽商的儒贾思想观念，程朱阙里遗风，徽州宗法组织系统演变成的商帮传统，崇文重教的习惯等等，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徽商落脚地的每一处细胞，影响所至，这些地方几乎成为徽州人的殖民地。如上海的松江，当时便有人惊呼，松民之财，几为徽人所有。近人陈去病指出：“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徽州商人不仅在这些地方落脚谋了生，发了财，而且创造了盛极一时的徽商文化，促进了当地社会文明的发展。乾隆皇帝六下江南，那种豪华的接待场面，那种笙歌艳舞，那种文化品味，若无实力雄厚的徽商支持，岂能撑得下来？
再说徽商的大本营――徽州各县，由于众多的出门人即徽商在外打拼多年，赚了钱，拿回老家置田买地、造屋修祠、捐资助学、建路补桥等等，又带动了徽州本土的社会经济发展，伴随着本土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促进了当地各种文化的生成和繁荣，最典型的莫过于现存的徽州建筑、古道古桥、徽州契约文书、徽州谱牒、文房四宝、徽菜、徽墨、徽戏以及一大批文人书画等等，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上层建筑的徽州文化，就失去了生存发展的空间。
3、徽文化是徽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起着巨大的作用。长期积累起来的徽州文化精髓，是中华文化的徽州沉淀，徽州之所以地称吴头楚尾，文誉东南邹鲁，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根脉的。明清以后，由于徽商经济在外埠的长足发展，不仅发达了他们所在之地的社会和文化，同时也推动了生养他们的徽州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徽州许多世家大族早在唐以前就从中原迁徙而来，他们的子孙骨子里仍浸透着中原古老的历史和深厚的正统文化渊源，由于徽州的地瘠人贫，在他求生存求发达的前期，这种润浸在骨子里的文化传统难发表出来，而一旦他们解决了自身的温饱，取得了社会地位以后，富贵思淫逸，那些潜伏在骨子里的精神理念、文化诉求便都找到宣泄的渠道和手段，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孔孟之道、程朱理学都以各种适宜的载体发散到整个徽州的各个层面，成为统治徽州千年的文化思维。宋人罗愿指出：“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明理学即新儒学兴起以后，更大大加深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学观念和儒家礼仪影响社会各阶层的程度。新安《茗州吴氏家典》中有一段话说：“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持，而以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从这段颇具自我标榜的话语看来，程朱理学实际上是徽州人的共同意识，也是徽州文化的精髓所在，是徽州社会经济发展到宋元明清之际必然的产物和体现趋势。
伴随着徽商经济的繁荣，徽州经济社会的发展，雄厚的商业资本为徽州的文化、艺术、医学等提供了坚定的经济基础，于是在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徽州大地上便出现了商业兴旺、人文荟萃、经济与文化良性互动的情景，经过三四百年的孕育，这个地方终于成为遐尔闻名的文化之邦、东南邹鲁。
首先是教育的发达。徽州人向来崇奉儒贾之道，亦儒亦贾，儒贾并举，贾为利厚，儒为名高。由于有了物质保证，徽州人投资教育毫不吝啬，以至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徽州的教育也就成为徽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标志了。因为教育的发达，徽州千年以来，人文蔚起，名人辈出，汪华、胡仔、朱升、胡宗宪、程大位、戴震、金声、江天一、渐江、吴鲁衡、胡雪岩、胡开文、詹天祐、陶行知、胡适、黄宾虹等等，这些灿如星斗的历史名人，每一个人都是一部文化大书。即以休宁人胡正言和祁门人马氏兄弟而言，正是他们为当年的徽州文明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遗产。胡正言前后经过27年的精心磨砺，总结前人经验，创造了饾版、拱花等制版法，开彩色套印之先河，他的套色版画《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把徽派版画艺术推向新高峰。祁门人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二人，因是徽商巨富，而又为人慷慨好义，故能广结四方名士如全祖望、厉鹗、郑板桥等，以千金刻朱彝尊《经义考》。校刊许氏《说文》、《玉篇》、《广韵》、《字鉴》等书，时称“马版”，家有丛书楼，藏书甲大江南北。乾隆三十八年（）北京四库馆开办，马氏藏书楼进书种。乾隆帝钦赐《古今图书集成》1部，《平定伊犁金川诗图》1幅，并亲题《鶡冠子》以赠。固为一时之文化盛事。
黟县境内现存明清两代古民居约幢，其它各县现在也都还有数量不少的明清至民国期间的古民居，散落各个乡村之中，虽然它们现在都已风雨飘摇、斑驳陆离、垂垂老矣，但就是这些破旧的古民居，依然承载着当时徽州社会经济的那份殊荣辉煌。我家的老屋，至今算起来也有百余年历史了，24根银杏树撑起一派五马朝天的徽式墙檐，室内雕梁画栋，门楼飞檐翘角，砖雕精美，历经数十年自然侵蚀毁损，到我幼年时还有些模样，文革时自家革命“革”掉一部分，还残留一部分特别是门楼，前几年月黑风高之夜，被一班文物盗贼偷了个精光，我父一气之下，把还剩的一点木雕，拆下来拿去当了酒喝了！呜呼哀哉！这虽是一个丧气的小故事，可就这样的一个老躯壳，仍旧还是一种古徽文化的顽强遗留与表现，难道不是吗？至于黟县汪定贵的承志堂，那更是一份完整的古徽文化遗存，价值连城。还有数十万计的徽州文书以及徽州谱牒资料，包括古徽州的民情民俗、谣谚俚语、徽戏唱词等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遗产，都是中古时代徽州社会的文化现象反映，也是我们今天足以形成徽学的研究对象，这一切，就是如今我们津津乐道的徽州文化生态。
二、徽文化与现代经济的互动
徽州文化是中古社会在徽州这一特定区域与徽州经济社会互动的产物，是徽州中古社会一切意识形态的总和，它既是以强大的徽商经济作为物质保证而发端，又反过来服务于那个时代的徽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二者互为依存又互为作用，相互促进，从而推动了徽州社会的发展和繁荣，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
1、徽文化研究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首先，滥觞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的徽州文化研究，经过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叫作徽学。徽州文化成为与藏文化、敦煌文化等齐名的地域文化，徽州学也成为与藏学、敦煌学并驾齐驱的三大地方显学。作为浩瀚的徽州文化，它囊括了徽州地域历史的方方面面，研究这个浩瀚文化的学科也就成了一门伟大的工程了。数十年来，徽州学研究所结出的累累硕果，已经成为现代徽州区域或泛徽州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力补充，很好地服从服务于这些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些年来，黄山市、婺源县和我们绩溪县，就受惠于徽州文化研究，许多研究成果，都被很好地利用到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促进旅游发展中去。西递、宏村、江湾、理坑、屯溪老街、歙县徽园、西园、斗山街、雄村、棠樾牌坊群、休宁状元文化博物馆、古城岩、徽州区的潜口民宅、唐模、呈坎、绩溪的龙川胡氏宗祠、湖村门楼巷、上庄胡适故居、棋盘村等等，既是现存完整的徽州文化活化石，又是各地方的现代旅游热点。有时候我很感叹，徽州古人真是想得长远，替后人留下这么多遗产，子种孙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知道我们这批现代人，能给后人留下点什么来，供他们去挖掘传承呢？
其次是徽州人的精神，也就是文化理念，尽管现在不再信奉程朱理学，不再长袍马褂，但是徽州人那种坚忍不拔、顽强拼搏、讲究诚信、团结奋斗、低调做人、勤俭持家、崇文重教、睦邻亲友、乐于助人、谦恭和谐的精神始终在现代徽州人中传承。努力做徽骆驼，胡适先生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今天闯荡于五洲四海的徽州人，无论其成功与否，他们的身上必定有着这种精神的体现。徽骆驼精神鼓励着这些当代徽州人，在家乡创业，在外地创业，为国家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贡献。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徽骆驼精神是我们今天进行创新发展的不竭源泉。
第三是现存的徽州文化生态环境为我们这块吴头楚尾的东南邹鲁提供了优良的生态空间和发展模式。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黄山市和宣城市的绩溪县现在的建筑符号，就是徽州符号，看着这种五岳朝天的马头墙，人们便知道这是哪里了，因为它相融于这一片大好河山啊！再说绩溪县，现在正在创国家级生态县，正在进行“三区一廊”建设，而这个“廊”，即是一条徽州文化的历史隧道。欲识金银气，须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生态徽州与文化徽州的水乳交融，已经成为这个地方主政者的共识。百里文化走廊将会让人们真的痴绝于这一片如梦如幻的钟灵圣地。
在这里，古徽文化已经同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无缝对接。
2、趁势而行，做好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工作
现在，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已经建立，安徽省文化厅受省政府委托，正在主持编制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可以说，徽州文化生态的保护，徽州文化的研究传承，有了国家层面的关心支持，无疑对于促进徽州文化及泛徽州地区徽文化研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前路还很漫漫，但是徽文化生态保护包括徽文化研究利用的春天已经来临。我们要抓住这个天赐良机，趁势而行，认真扎实地做好徽州文化生态区实验区的保护工作。
一是要积极协助各级各地政府，做好徽州文化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当好政府保护徽州文化生态工作的参谋。徽州文化的物遗和非遗涉及人文、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作为有志于这一方面的徽学专家、爱好者，都应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贡献才智。
二是建议各地各级政府充分利用国家重视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良机，因地制宜，结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规划，建立专门组织，抽调专门人才，开展专项工作，先抢救性地保护一批行将灭失的徽州文化遗产，然后全面展开徽州文化生态的常规保护工作。
三是建议国家针对现行的具体情况，理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体制机制，这个问题已是老生常谈，不再重复了。
四是各地各级政府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抓紧制订出台保护徽州文化生态的法规政策，使各地的保护工作走上法治的轨道，长效的机制。
五是动员民众力量，投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工作。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他们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他们本身就是徽州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和受益者，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全民投入，一来减轻了政府投入的压力，二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活态承传的模式，他们中，有许多本来就是徽文化物遗和非遗的所有者，本来就是传承者，土生土长的东西，还是土生土长的方式存在下去，才是生态的最好保护。
六是加大宣传力度，加大投资力度，现在，这个问题还停留在上层或一批徽学爱好者当中，投资则更无从谈起，这样不行，要起而行之，不要坐而论道。这就需要广泛地宣传，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事，造成一种势才行。至于投资，各地真要想把这件事当个事做，则从现在起，就要在每一财年的经费预算中，明列上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经费项目，视财力状况，逐年有所增加，才能体现出政府主导这项工作的决心，才能让人们树立起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信心来。
本文系安徽省徽学会学术年会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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