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生死博弈
孙中山于年3月12日因罹患肝癌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右派原本就对他的三大政策心怀不满，孙中山死后五个月，8月20日廖仲恺被刺杀。随后，戴季陶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年11月，邹鲁，谢持、林森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会议，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籍，开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中央执委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鼓吹“清党”。这批人被称为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他们在上海设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方设地方党部。
北京也在汉花园一号（注：今天北大红楼附近）设立了“西山会议派”国民党部，开除李大钊的国民党籍，宣布“特别市党部非法”，与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对着干。他们的分裂活动在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受到了严厉谴责。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的决议，取消伪“国民党部”和地方党部；但特别市党部内的国民党右派代表仍然时时想扩充他们的势力。李大钊按照中共北方区委“将权力交给左派”的方针，对特别市党部进行改选，年和年2月的改选中增加了很多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员。年，陈晓岚经吴大有、朱近之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与李大钊同为共产党员的陈晓岚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朋友，如谭荣奎、吴平弟，都在年2月的改选中进入了特别市党部，陈晓岚被推定担任候补监察委员、训练委员会委员。（据北京档案馆京师警察厅李大钊同案审讯记录）
年由北大、美专、师大、工大和中国大学等校的川籍同学联合成立了“四川革命青年社”。该社刚成立的时候，主要成员是陈家伙食团的学生以及谭荣奎、文仲尧等不到三十人，到了北京四川青年社成立时，已经发展到近人。是年，北京四川青年社的成员向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特别市党部集体登记为国民党员。成立北京四川青年社后，陈晓岚被选为常务理事，负责管理青年社的会费和日常费用支出账目。该社的宗旨是：“联络感情，砥砺学行，研讨三大政策，配合北伐，发展北方革命和推动四川革命”。在北大发起成立的四川革命青年社通过谭祖尧、朱近之的关系，到了北京四川青年社时期成为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同年11月他又介绍了何炳烈、尹素凡等加入了国民党。自从先后加入国、共两党后，陈晓岚除了上课外，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来从事革命活动。在北京大学档案馆的学籍卡片上，没有见到陈晓岚因为革命活动而旷课的记录。这一年7月，他的小家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女儿木兰，给他与妻子无穷的欢乐，也在他的肩上压上了家庭的重担。
年春，北方的形势日趋严峻，奉系军阀张作霖加紧策划镇压革命党人。北京各处贴满了“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的布告。此后形势日益紧张，执政府先后杀害了一批国、共党员和群众。在李大钊领导下的中共北方区委，决定于年3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会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联合会等60多个团体、联合80余所学校计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侵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反对美、英、日、法、意、荷、比、西等八国对中国政府下Ultimatum（最后通牒）。
为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中共北方区委事先作了布置和安排。3月18日清晨，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召开了紧急会议，检查游行集会准备的情况，赵世炎、陈乔年、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萧子璋、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刘伯庄，分别报告了组织和发动情况，拟定了标语、口号以及游行的路线等。群众大会上午10时开始，首先由大会主席徐谦报告会议议程，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段祺瑞执政府17日对请愿群众的暴行。大会议决：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会后，群众结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段政府立即驳复八国通牒。四川革命青年社积极组织青年学生参与集会。陈晓岚与许多青年组成的游行大队打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喊着口号，去执政府抗议。当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预伏的军警开枪射击，打死47人，伤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李大钊及谭祖尧、谭荣奎等北大老师和同学五名被打伤，三名同学被打死。走在队伍前列的陈毅、陈晓岚等人幸免于难。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刘和珍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年仅22岁，鲁迅先生为之写了《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并称之为“最黑暗的一天”。没过多久，《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先后被暗杀。
看到很多同学被打伤，陈晓岚和同学们一起，急忙把流血受轻伤的同学雇车拉回家里休息，伤重的医院救治。医院的其中一位同学受到了枪击，子弹从腹部进入，从后背穿了出去。经过医生的检查，这位同学非常幸运，子弹仅仅穿过了二层皮，从肠子的缝隙中穿过，内脏一点都没有受到伤害。医生只是把腹部和后背的二层皮肤进行了缝合，上了点红药水，就让他回家养伤了。否则，三·一八惨案中被打死的就不是47人，而是48人了。
面对严峻的局势，三月底，李大钊率国、共两党的党部机关从翠花胡同8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5月1日，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发布条令，对“宣传赤化，宣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北京党、团、工会组织的活动都转入了地下，很快，李大钊也遭到了段祺瑞政府的通缉。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在奉、直、鲁军阀的联合进攻下，段祺瑞于4月9日被赶下台；6月26日张作霖的部队开进北京，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控制了军政大权。
正如鲁迅的七律《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所说，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年10月，李大钊领导建立了北京左派联席会议，北京四川青年社、新军社、共进社等九团体0余人参加，有力地推动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奉系军阀为了逮捕李大钊，派军警、特务化装成人力车夫，天天在东交民巷四周窥视，对从兵营出来的人尾随盯梢。张作霖政府为了弄清旧兵营内的详情，趁旧兵营内需用听差、车夫之机，派四名暗探化装打入兵营内部，在兵营党部服务历经三月。“所有党中一举一动，无不知之，各重要分子所住房间号数俱已调查明晰，并分别绘图报告”（《晨报》年5月1日）。
这年的11月9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总司令部，他从广州招来了戴季陶、吴铁城等一大批国民党右派，决心实行清党反共，主张“弃俄联日”；在武汉的汪精卫则与苏联代表和共产党打得火热。孙中山死后的国民党内形成了南京蒋介石和武汉汪精卫两派人马趋于分裂的局面，国民党称之为“宁汉分裂”。
年1月20日到25日，蒋介石、戴季陶等一干人马冒雪登上庐山，决定：
第一，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
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
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
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
年3月，北伐军的胜利及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领导的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使奉系军阀惊恐不已，遂以“前方战事吃紧，京师治安至关重要”为由，大肆逮捕革命党人。年3月16日，李大钊的学生、负责使馆对外联络的工作人员李渤海被捕后叛变。李叛变后“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党分子名单供出”；在李渤海的家里，敌人还搜去了一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所属各团体组织负责人名单。此外，法、日公使亦向奉系军阀提供了情报。这样，奉系军阀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了李大钊等人的行踪，并按图索骥，开始大抓捕。为了应付情况的突变，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立即召开了国民党特别市党部紧急会议，要求各个社团停止一切活动，迁移住址，或去苏联大使馆旧兵营暂时躲避。与李大钊共同工作的同志劝他暂时到上海避一避，李大钊坚持留在北京，继续和大家在一起。
到了年下半年，原倾向苏俄和共产党的武汉汪精卫政府也开始清理共产党。国内形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分裂，国民党内南昌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分裂，各地地方势力各行其事的乱局。
4.敌营智斗
陈晓岚回家后，将所有宣传品和密件一部分埋入地下，一部分塞进蚊帐套竿里，并通知有关同志18日晚召开紧急会议。3月18日晚上，在四川会馆召开了四川革命青年社常务理事会，陈晓岚传达了李大钊的指示，紧急通知各校分社停止一切活动。3月19日清晨，第三侦缉大队的四个警察和便衣到陈晓岚家中，陈将尚来不及藏妥的一份组织名单机敏地塞在妻子怀抱着的一岁女儿的棉袍中。警察反复搜查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搜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便将陈晓岚带到京师警察厅（注：大致在现在国家博物馆和公安部的位置），关在作为拘留室的一个四合院内。在带走陈晓岚时，陈认出其中的一个便衣正是头晚拉他去四川会馆开会时乘坐的黄包车的车夫。同时被捕的还有北大学生张挹兰（女）、谭荣奎等。3月21日，《世界日报》刊登消息：“……该校（指北京大学）化学系四年级学生，四川人陈晓岚亦在后局大院住处被第三侦缉队捕去，该校校长余文璨（注：应为“北大总务长、校长代理）闻讯已设法营救”。交通员阎振山在后局大院胡同24号家门口被堵截。3月20日，在国民党特别市党部负责交通的张全印早晨出去送信，在菜市口草厂十条湖南会馆被敌人逮捕。至三月底，各校被捕学生达四十余人。
拘留期间，陈晓岚先后四次被押解到京师警察厅的侦缉大队总部（现北京西城区前门外鹞儿胡同5号院，距京师警察厅约2公里）提审。3月21日晚首次审讯，讯问了他的姓名、籍贯、学校和家庭情况，未涉及案件具体内容。23日晚上进行了第二次审讯。京师警察厅的几个警察将被捕的北大学生张挹兰、华少衡、吴平弟、陈晓岚四人同车押至侦察局分别进行审讯。一个自称北大法律系毕业的某律师事务所年轻律师与被捕的学生分别单独交谈，并声称，他是专门来与他们这些被捕的同学研究如何从法律上替他们提出一份详细的辩护词，好让警察厅早点放他们出去。如果是爱国心切，政治上有不慎之处，被人利用，只要如实交待，就可为之辩护，开脱罪责。陈晓岚通过对话，一下子就看出这个所谓的律师就是京师警察厅派来诱骗他们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所以他只承认自己是个学化学的穷学生，埋头读书，对政治不感兴趣，平时很少缺课。四川青年社只是一个联络感情，砥砺学行的同乡会组织。参加四川青年社，只不过为了结识一些四川同乡，将来毕业回到四川好找事做。父亲是个酸秀才，信佛教，哥哥学染布，开过祥麟布厂。家里没有人对政治感兴趣。
审讯完以后，警察将他们四人一起带回拘留所。在警车上他们偷偷地交流了审讯情况。张挹兰说：“这下好了，有人帮我们辩护，可以出去了！”，陈晓岚问：“你们没有说我什么吧？”三人均说没有问过他的情况。陈晓岚觉得张挹兰过于天真，怎么那么轻信那个来历不明的律师，所以又在车里悄悄向张挹兰核实，到底和那个律师说了陈晓岚这个名字没有。张挹兰告诉陈晓岚，确实没有提起你的名字。这时候，陈晓岚那颗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的悬着的心才又放回了自己的肚子里。他知道，没有人供出他是共产党。他暗暗给自己定下五条原则：一、凡涉及政治问题一概装糊涂；二、对家庭情况和学校生活多谈，详谈；三、竭力强调自己是个学理工、死读书的学生，一心想当工程技术人员；四、凡问到朋友关系时，只说同乡的，对相识的朋友只谈老实又不爱活动的人，决不提有革命团体关系的那些人；如：审讯中提到的新军社、共进社的人。只谈四川青年社中无关紧要的情况；五、审讯者故意提出的一些有关进步组织的诱导性问题，或避而不答，或答非所问。在以后的两次审讯中，他的口供和前面的完全一致，牢牢恪守着自己定下的原则。
9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北京档案馆查到了当年京师警察厅侦缉处抓捕有关人员的花名册和陈晓岚、张挹兰的审讯记录。现抄录如下，以作印证。原记录没有标点，不清之处括号加注。
北京市档案馆（一）
侦缉处呈解国民党员姚彦等一案花名册开呈
钧阅
计开
商民部部长兼训练委员姚彦湖南保靖县人年二十四岁中国大学学生
妇女部部长张挹兰湖南醴陵县人年二十六岁
候补监察委员兼训练委员陈晓岚即陈松毓四川武胜县人年二十六岁北京大学学生
训练委员交通委员华少衡四川合川人年二十二岁朝阳大学学生
妇女部庶务郭标一直隶邢台县人年二十九岁回部漫林女校学生
训练委员胡实光湖南保靖县人年二十四岁女师大
吴平地四川江津县人年二十五岁师范大学
北京市档案馆（二）
卷J-17-
北平警察局（也称“京师警察厅”）
（一）
陈晓岚即陈崧（松）毓供
我系四川武胜县人年二十六岁在东安门内后局大院居住在北京大学肄业民国十五年十二月间经吴大猷（有）朱近之介绍入国民党为国民党员我被派为训练委员兼候补监察委员训练委员会成员在最近（大概三星期）始终未召集过会议我也未参加过会议监察委员我是候补当然不能参加会议我是四川人四川是党政府直辖的省我快要毕业一定回四川做事这是我加入党的理由此外希望大厂（注：此处“大厂”疑为记录有误，不知何意）本维持治安的宗旨速将我开释以免遗误（贻误）功课我家有妻女X（注：原文一字不清）家款不能即时兑到此食用皆靠我挪借维持要是久霸贵厂则家小马上发生生活问题这也是要求速即释放的第二理由大厂如恐我个人有如何倒乱（捣乱）治安的行为过去的事实我并无如何倒乱（捣乱）治安的事实并且由我学校的成绩与无有旷课这点事实请去调查也可以证明的我更要进一言像现在这样既不能读书身体亦不自由我要干脆具出申明书一月内离京返川我的话止此
陈晓岚实
右手二指（手印）（注：食指）
（二）
杨清俊（印）
陈松毓供（已制卡）
我系四川武胜县人年二十五岁来京五年现在北京大学校肄业今年毕业去年十二月间经吴大有朱锦（近）之介绍我径入的党今年二月里我终知道选我为候补执行委员我因学校功课忙开会时我没去后又经干部委我为训练员尚未工作我与姚彦吴可谭祖尧均认识我与杨立贤胡世敏孟祥健均不认识今蒙讯问所供是实
民国十六年三月日
陈松毓供
（一）
女生张挹兰供
我系湖南人年二十六岁我来京八年到京后并未回过籍我父亲当过财政部候补佥事我在北京大学本科肄业三年明年毕业常与我往来有女生范西蕴其余我说不清楚我是今年正月经由成啟介绍入党第二届市党部执行委员吴可等九人候补执行委员姚彦等五人检查委员杨立贤等三人候补检查委员燕威等三人妇女部长先是刘青阳现我代理妇女部长女生刘耀希郭林宜是妇女部干事胡保仙是个小孩子接信选举时未到至胡世敏我不认识亦不知他是某校学生今蒙讯问如蒙开释我求交通部秘书萧子森可以作保所供是实
民国十六年三月
曰张挹兰供
（二）
张挹兰湖南醴陵人年二十六岁现在北京大学肄业正月间经友人褚雪松女士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为党员（党部在俄使馆）但至今尚未领得党证惟因余在国民党妇女部所属公开团体妇女之友社担任职务已经数月本届妇女部部长林瓊女士因故出京遂託余代理部务余尚在犹豫间林女士已将部中一切存件送来余家于本月二十日经警察厅侦缉队会同一区警察来余家抄检将国民党妇女部所有一切图章工作报告并收款（？北京，原文字迹不清）壹佰元及向存余处妇女之友社一切职员表公开刊物“妇女之友”等等尽量搜出带来警厅二十一日下午由警厅迁来侦缉队处审问余俱以实相告并愿以后不再担任党务专心读书以便将来效力国家承审官允余所请甚感激焉所供是实
张挹兰押
右手二指（手印）
（三）
确知政治委员会设在俄使馆庚款委员会旧址政治委员李大钊住在该处市党部亦在该处执行委员邓文辉谭祖尧谢伯俞路友予等均住在部内所有印刷物件及其他宣传品均由市党部拟妥发出
张挹兰
三月廿三日
5.侥幸脱身
3月份，奉系张作霖政府抓了国共二党双重身份的陈晓岚、范鸿吉、谢伯俞、杨景山、谭祖尧和国民党左派邓文辉、路友于等人；4月6日又派出大批军警，继续大肆搜捕苏联大使馆及其附属机关中的革命党人，抓捕了李大钊及其妻子赵纫兰、女儿李星华、李艳华；计八十余人。这一暴行使全国震动。4月10日，北京九所高校推定北大校长代理人余文璨、师大校长张贻惠为九校代表，前往拜访军团长张学良，陈述九校意见：（1）未放学生请速放；（2）认为情节重大之学生，请从轻发落，取宽大主义，不再株连；（3）李大钊系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4）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事变，不久就致电张作霖，主张就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一九二七年《北京益世报》（3月～4月？原档案未标日期）载“……除日前已公布之李大钊、路友于、谢伯俞、谭祖尧、邓文辉、寿彭、阎振三、张伯华、刘巨泉、于振瀛、郑培明、韦青云及学生中之方伯务、陈晓岚、华少衡、郭林一、胡实先、吴平地、孟祥、葛覃等，李大钊之妻赵氏、及二女李兴华艳华，亦均在厅。此外XX（字迹不清），因尚未经审讯证实，故不能公布。”
4月28日，奉系军阀为了自身的利益，不顾各界人民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将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北大学生）、张伯华、李银莲、杨景山、范洪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北大学生）、阎振山、李昆、吴平地（北大学生）、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等二十人秘密绞死于看守所。此后北京25所大学联名发表声明，一致谴责军阀张作霖迫害进步人士的暴行，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所有师生。
北大学生陈晓岚因“查无实据”，仅作为嫌犯，6月初与谭荣奎等多名同学一起，由当时的北大校长代理余文璨（实为北大总务长）保释出狱。陈晓岚的机智、“狡猾”，使他逃过了一生中最危险的生死关口。同时被捕的同样是学生的张挹兰，在对付警察厅的审讯时不够机敏，接替奉调出京的妇女部部长刘清扬（注：供辞中为“林瓊”，也许是张挹兰有意为之）的职务，代理市妇女部部长工作尚未及二十天，便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此时，蔡元培已经在、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年，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外，并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命为大学院院长。年蔡元培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另外他还兼任交通大学、中法大学、国立西湖艺术院（后改为杭州艺专）等多所高等学校校长、院长，以及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北平图书馆馆长等职。北京大学的一切校务实际上都由余文璨进行管理。
保释并不等于无罪释放，仍然在警察的监视之下。他东躲西藏，在燕京大学谢念恢处躲藏了近一个月。期间，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吴可经过与陈晓岚当面谈话，了解审查了他在被捕期间的情况和表现后，通知他立即转移到武汉共产党中央机关去。
陈晓岚托好友何炳烈先护送妻子和女儿到天津等候，然后自己化装改名逃出了北京。一家人乘船转道上海去汉口。到达汉口以后，通过在北京相识的廖孟萧介绍，见到了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
6.胜利逃亡
四·一二事变后，各地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机关大部份被破坏，各路退下来的大批干部大多到了汉口。中央规定，凡能返回原籍原地工作的，便回原籍原地；不能回原籍的，派到其他地方工作。其中大部分派到了南昌（这才有了后来的南昌起义），还有一小部分，送莫斯科学习。陈汇报了北京的情况后，李立三要他回四川继续工作。于是陈又乘船溯江而上。三峡两岸山峰接云，逆流而上的船只颠簸不已。想到即将拿到的北大毕业证书，陈不免颇感遗憾；想起李大钊、谭祖尧、张挹兰、吴平弟等并肩战斗的革命同志，生死两别，感叹不已。
据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学籍档案记载，当年报考化学系的26名学生中，准予升级的18人；陈晓岚以平均85分的优等生成绩，顺利升级。到四年级时，化学系只剩下冯式权、靳士林、吴宪祖、罗振福、王增山、陈晓岚这6名学生了。北大化学系6月份的一次教授会议记录是这样记载的：
“学生陈晓岚十六年（年）三月化四未毕业，未有选科。（注：不准确，陈的学籍卡片上升级记录伦理学标注为“A”。按照北大的规定，有选科的学生在学籍卡片所选科目上会有“A”作为标记，陈晓岚的选科是“伦理学”）该生现既经化学系教授会议决准其毕业，自可发给毕业证书。惟须交清欠费。鸿十九、六、十一（国立北京大学用笺）”
以此推断，陈晓岚被捕时还差三个月毕业，六月初被保释出狱，在北京郊外的燕京、清华大学躲藏一个月后，匆匆离开北京，以为北京大学没有发给他毕业证书。但实际上6月11日化学系教授会议已经讨论通过，按照陈的各科学习成绩，决定发给他毕业证书，但须交清所欠的相应费用。当时的化学系主任是丁绪贤，最后的签名“鸿”大概是参加那次会议的什么人，或者仅是书记员也未可知。日期“十九、六、十一”疑为笔误，应该是“十六、六、十一”才对。据此推测，陈晓岚七月份离开北京时没有回北大拿自己的毕业证书，是因为他不敢贸然回城里的学校，而且并不知道学校的教授会议决定之故。
九月，一家人回到了武胜烈面溪老家。经过了大革命的历练和牢狱之灾，又面临实实在在的失业的威胁，但陈晓岚再也不习惯封建大家庭的沉闷生活，整天吹箫解闷；同时多方联系，寻找工作与组织。原想一步跨出再也不回来了，不料命运多舛，不予人愿。
7.赤心未泯
年的四川由军阀杨森、刘湘、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等控制，他们都是北洋政府任命的将军。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以后，他们又得到了国民革命军的委任；杨森为20军军长，刘湘为21军军长，刘文辉为24军军长，邓锡侯为28军军长，田颂尧为29军军长。他们都抱骑墙的态度，直到年4月才通电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军长职务，并希望国民政府派人来帮助改组军队。蒋介石决定各军设立政治训练委员会，于是四川这些军阀部队纷纷设立政委会；但他们又不想让蒋介石派员来控制部队，就自己设法聘请政治教官。当时，恰好陈晓岚的北大同学，也是四川同乡——陈治勳（即“陈茂”）的哥哥陈离在邓锡侯部下任国民革命军28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陈治勳知道陈晓岚是国民党员，就介绍他到哥哥陈离的部队当政治教官。年冬，陈晓岚到广汉、新都一带找到了陈旅长，即被委任为广汉旅部政治训练委员会政治教官。
陈离，四川省安岳县人，年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堂。陈离、陈谷生、陈治勳（陈茂）、陈进修兄弟四人，三弟陈治勳与陈晓岚是北大的同班同学，他们都是北大足球队的队员。当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陈晓岚与妻子没有在北大的学生宿舍里面住，所以寄到北大的陈的家信都是陈治勳代为转交给陈晓岚的（注：据北大档案馆档案）。在四川军阀混战中，陈离不断升迁，到年升任旅长，率4个团驻防广汉、新都两县。年开始接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改造旧部，建设防区。陈离曾四次被罢官，均是因为“与共产党接触”，他也因此得了个“桃色将军”的外号。但作为邓锡侯将军亲信，他每次都能得到邓的保护。红军长征时经过邓的防区，邓锡侯部假追真放；陈离部提出：红军过境，互不相犯；萧克率领的红军由此得以顺利通过川境。陈离年任师师长，率部出川抗日。在台儿庄战役中，由陈离率领的师在滕县与日军激战。在作战中，师长陈离右腿负重伤。年以武器弹药支援新四军李先念部队，事泄。年调回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被免去军职。年9月任四川防空副司令，年任成都市市长。年因拒绝执行省主席张群查封《华西晚报》的命令被免职。年6月任泸州行政督察专员。年1月，回到川西农村，做川军策反工作；并在年与邓锡侯将军等一起促成了川军起义，成都和平解放。年后加入民革，任民革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副省长，后任中央农林部副部长等职。家住北京，陈晓岚与之往来密切，成为生死至交。此是后话。
年冬，陈离接受了该年四月事变后的第一批共产党员——陈晓岚、邓作楷、曹仲英、沈首群等四人。他委任陈晓岚为第一团政治指导员，邓作楷为第二团政治指导员。邓作楷是在参加杨闇公、朱德、刘伯承领导的顺（顺庆，即南充）泸起义失败后来到混成旅部的，也在政治训练委员会当政治教官；陈同生、黄霖（又名“罗直方”）、曾学圃都是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或重庆三·三一惨案后来到这里的共产党员；陈毅早在北京三·一八惨案后的年8月就被派到杨森的部队，担任兵运工作；从法国回来的朱德这时也被派到杨森的部队工作。
由邓作楷介绍，陈晓岚见到了该旅第二团团部书记车耀先（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会委员），恢复了组织关系。陈晓岚与邓作楷、刘福均、陶宗伯为同一个党小组，车耀先为组长。川军的这几个团，团以上军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陈晓岚在部队内外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活动，特别是在他每周所授的两个小时政治课内，十分注意向官兵们介绍新思想。他讲解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三民主义、北伐战争等。他原来准备讲一讲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内容，由于邓锡侯的反对，未能公开讲述。共产党在广汉驻军中所做的工作，为后来年11月6日的广汉兵变奠定了基础。共产党左倾盲动主义路线造就的轰动全川的广汉兵变由廖恩波、曹荻秋等在广汉中学内指挥，曾学圃和黄霖均参加了这次兵变。如果不是年的变故，陈晓岚也一定会是这次兵变的领导者。
年春末，28军接到蒋介石“关于取消各军内政治部或政治训练委员会”的命令之后，逐步取消了下属各旅的政治训练委员会，中华民国十八年（年）二月陈晓岚被调到成都市郊的新都县（现为“新都区”）任职。当时的知事致新都市（县）市（县）政公所公函全文如下：（原文无标点，下文中的标点为作者添加。）
“知事闻(?)奭（原签名字迹不清）中华民国十八年三月
民国十八年三月一日收公函
新都市市政公所公函第三七号
迳啟者窃，敝所向为所长独裁制。施行以来，往往得人则政举，失人则政息。创举时异常艰难，败坏之则易于反掌。前任兴之而后任败之，独裁制之流弊如此，中外古今未有例外。敝所成立已四年，而成绩无足观者，莫非此独裁制所牺牲耳。且值此全国政治统一训政开始之时，人民均应练习用政，以作实行民权主义之准备。市政为纯地方自治机关，不能长此以往由他人代治而自处于被治之下，但又不能遽归政于无训练之人民，徒滋纷扰。因人因地暂改独裁制为委员制，参加大多数地方人士为委员。实行训政工作，以备将来归政市民。业于一月十四日拟具暂行条例，呈请二混成旅旅司令部改组市政委员在案，一月二十三日奉旅部指令，准予改组。二月二十三日復奉到。旅部委令委任晓岚、东虔、鸿泗、直方、炳南为委员，同时復训令晓岚兼委员长。各等应奉此，晓岚等遵于三月一日就职视事。除分别呈报暨布告外，相应函达贵会，烦为查照；并希时赐箴言，以匡不逮，实欵公谊。此致
新都县商会。
市政委员会委员长陈晓岚
委员魏东虔
莊鸿泗
罗直方
范炳南
中华民国十八年三月一日”
（资料来源：成都市新都区档案馆）
任政公所市政委员会委员长，主管卫生、街道和桂湖公园的维护，以及通俗教育等工作；陈晓岚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兵运和民运工作。有了较固定的工作，他将家属接来新都，并积极筹建新都地下党组织。年6月，中共广汉军事特支将在唐家寺的的温吉久等人的组织关系转到新都；同时，中共新都军事特支中的地方党员刘履冰等人的组织关系也转到了新都地方系统，从而组建了新都县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新都特别支部，由陈晓岚任特支书记，黄霖（罗直方）任委员。年6月至10月，新都特支隶属共产党川西特委领导；年10月以后至年12月属共产党四川省委领导。年10月下旬，黄霖向洪沛然提出，可以利用国民党新都县指导委员会成员分属蒋介石、汪精卫两派的矛盾以及新都县内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搞瘫县指委。洪沛然觉得他的提议很好，但必须得到特支书记陈晓岚的同意才可以实施。洪沛然与罗直方约定，第二天上午到商场茶楼向陈晓岚汇报此事。
第二天三人见面商议后决定，利用国民党派系矛盾，把国民党新都县指导委员会搞瘫痪。黄霖派人捣毁了新都县国民党员登记处，逼走了新都国民党组织部长李琢仁：陈晓岚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官兵的政治宣传和调查农民情况上。他利用士兵的识字教育，与他们一起排演文娱节目、谈论时事，宣传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宣传破除迷信，讲解农民疾苦，从而提高了士兵的思想觉悟。他协同一营的车耀先、三营营长曾学圃（中共广汉军事特支的创建人之一）等先后在军中发展了多名党员。他利用市容整顿的机会，请军中善书者在很多墙面上用土红写上“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三民主义”和“破除封建迷信”等大标语。他还专门购买了一台石印机，利用印刷工人中发展的共产党员，印刷标语及其它宣传品；有些极为秘密的小标语，则由他自己散发。同年，他介绍政公所秘书，好友何炳烈加入了共产党，并安排他在平民夜校教课；由他负责复写材料、将秘密文件送到新都和广汉军中，还安排他到农民中了解情况。这年的“双十节”，在新都政公所新建的土舞台上，陈晓岚和曾营长担任主角，演出了活报剧“山河泪”，很受欢迎；大家希望以后多演这类爱国戏剧。在剧中，他扮演的是一个女角，连二岁的女儿也没有认出他来。在此期间，中共四川省委派负责宣传的刘波（化名“方策”）、刘方（中共六大候补代表）将文件送到陈晓岚处，然后由何炳烈送入军中，汇集在陈晓岚手中的党费也由他们带回成都。新都政公所实际上已成为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点了。
年夏，新都共产党特支书记陈晓岚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了唐家寺：他大力宣传减租减息和破除迷信，号召民众把唐家寺一带的八座庙宇里面的菩萨神像全部砸毁，并将庙宇改作工场和官学，禁止神坛仙乩。这一过激做法触怒了新都团阀张永宜等诸多土豪劣绅，引起了新都各派反动势力的仇视，成了各方攻击的焦点。张邀集40多人联名向28军军部控告陈晓岚是共产党，应立即逮捕法办。
陈离历来同情和靠拢共产党，陈晓岚又是弟弟陈治勳介绍来的，他得知此事后，预先透露消息，叫陈晓岚在上级命令没有到达之前，立即转移躲避。陈晓岚将此事报告了曾学圃和车耀先，车耀先通知陈先去成都避一避，等候指示。陈到成都后，与陈离商议，陈旅长建议他去德国与其弟——陈晓岚的北大同学陈治勳一起留学（注：陈治勳北大毕业后即去德国）。陈离写信给驻扎在合川、武胜的邓锡侯部属陈书农，让武胜县从公费留学名额中拨一名额，陈离自己拿出银元，资助路费。陈晓岚推荐黄霖接替原由他担任的政公所工作，陈离表示同意。黄霖在年8月至12月还担任了共产党新都特支的负责人。两年之内，陈晓岚再一次逃亡。趁逮捕令尚未到旅部，在合川，他找到28军3师师长陈书农。接到陈离的信后，陈书农立即联系武胜县教育局拨出公费留学名额，并从县教育经费中拨出银元作为三年的留学费用。陈晓岚在家稍事准备，匆匆告别了父母兄长和妻子女儿，乘舟东去，去闯荡另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从此脱离了党的组织。
这一次渡过难关全靠碰到一个好人陈离。陈离不仅救了陈晓岚，后来年广汉发生兵变，那是陈离的部下，陈离因此受到处分；而策动兵变的领导人之一——共产党员曹荻秋，军部下令缉拿。陈离谎称“该人已经潜逃”，暗派秘书送至成都，并赠送路费让其离川。
8.留学之路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短暂的经济繁荣，即被称为“柯立芝繁荣”的一种虚假繁荣。年，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并很快扩散至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经济危机。危机随即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世界经济大雪崩。
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暴跌。从那时起至年，纽约股票价格跌掉大半，全美证券贬值总计亿美元。纽约股市跌暴后，美国经济陷入危机。美国大量抽回对德国的投资，德国经济跟着全面崩溃。英国在德国也有大量投资，英国证券市场应声倒地，英国经济陷入危机。法国经济的独立性相对高一些，但也摆脱不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而且此前法国经济本身也早已出现投资过热；到年，法国终于陷入危机。这样，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拉开了帷幕。
～年危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是之前历次危机所从未有过的，国际贸易额的实际贸易量也出现历史上第一次的下降。不仅生产下降的幅度惊人，而且，其延续时间也异常持久。在以前的危机中，生产下降的延续时间不过几个月，而这次却是几十个月。它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大幅倒退，使整整几十年生产力的发展成就付诸东流。“一战”前的各次危机通常使生产水平倒退一、二年，倒退四年或四年以上的情况极少。而～年的危机却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水平后退到了几十年以前。其中美国退到、年，德国退到年，英国退到年。
从年到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亿美元降为亿美元（按年价格计算），降幅高达30%。工商企业倒闭多家，工业生产下降55.6%，进出口贸易锐减77.6%，企业利润从亿美元下降至10亿美元。危机最严重时，美国主要工业企业基本停止运行。汽车工业开工率仅为5%，钢铁工业15%。农业也惨遭劫难，谷物价格下降三分之二，农业货币总收入由年的亿美元减少为47.4亿美元。银行系统首当其冲，破产数高达家，占全部银行数量的49%。黄金外流，存款被挤兑，到年3月时，整个银行系统陷入瘫痪。失业率（不含半失业者）高达25%。年以后，美国经济进入长时间的所谓“特种萧条”时期。尽管有罗斯福“新政”等缓和危机的措施，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一直到第二次大战爆发以后的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危机前的年。
德国是危机的主要受害者。从年到年，德国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36%，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40%，对外贸易额下降60%，物价下跌30%。其中，主要工业品产量下降幅度更大，铁产量减少70%，造船业产值下跌80%。工业危机反过来又导致了金融危机。年7月，德国达姆斯达特银行倒闭，引发银行挤兑风潮，国家黄金储备由23.9亿马克减少到13.6亿马克，柏林九大银行减为四个。失业率急剧上升，年高达43.8%，加上半失业者22.6%，则年德国全失业和半失业人数高达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奇高的失业率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
应该看到，正像年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样，希特勒政权对外取消债务，对内实施国民经济军事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确使德国的工业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经济迅速发展，失业率迅速下降，年时失业率降低到1.3%。从年到年，德国生铁产量由万吨上升到万吨，钢产量由万吨上升到万吨，而铝、镁和车床的产量均高于美国。从年到年，德国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2.1倍，消费资料生产也增长了43%。虽然德、美两国的政权性质和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大不相同，但就摆脱市场激烈竞争产生的萧条而言，却有着内在的共同性：停止经济战争，统一调配资源，社会各阶层所得比例相对稳定。位于欧洲的德国作为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传承者，不论是他的工业体系，还是政治体系，在当时的世界上，其先进性是毋庸置疑的。
一战失败之后并受到英、美等战胜国压制的德国能够最早从经济大萧条中得到快速恢复，与他的国家政治体系和思维模式有着必然的联系，并因此而使德国经济迅速恢复，有能力在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希特勒得到全体德国人民的拥护成为德国总理之后，全力开动了战争机器，为报仇雪恨做着各方面的准备。
年11月中旬，陈晓岚在上海搭上了运送法国士兵回国的3万吨货轮赴德留学，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旅程。因为要通过英、法口岸，所以除了德国签证之外，他还申请了英国和法国两国签证。货轮取道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前往欧洲，12月中以后才能到达法国。
从上海刚上船时，因为不知道船上餐厅只要凭船票换餐具，然后就可以免费用餐。一连二天，他只在自己的铺位上倚着。睡在他旁边的一个法国大兵看到他一天光躺着，也不去餐厅吃饭，感到很奇怪。二天了，看到这个中国人还是不说不笑也不去吃饭，终于忍不住了，就连比划带问，为什么你不去吃饭，是因为哪儿不舒服吗。陈在北大读书时的法语成绩不错，长时间不用还是有点生疏了。陈晓岚用不太流利的法语告诉他，我法文不好，你会不会英文。那个法国大兵告诉陈，他稍微会讲一点点英文。陈晓岚告诉他说，不知道到哪里用餐，到什么地方去领餐票。这位好心的兵哥哥这才明白，对陈说，到用餐的时候你跟我走。
到了吃饭的时间了，陈晓岚跟着这位好心人，用自己的船票从大副那里领了一套刀叉餐具，到船上的餐厅，吃上了登船之后的第一餐。在船上历经一个多月，途中的辛苦自不必说。在法国马赛港，陈晓岚见到了来接他的北大同学陈治勳，二人搭乘火车到了德国柏林。
怀着实业救国理想的陈晓岚见到了那时正在欧洲学习的陈毅元帅的堂兄陈修和，便请他简单介绍德国大学的情况，并讨教学习什么专业好。陈修和建议，你是北大化学系高材生，学化工涂料专业吧，这个专业对以后发展中国的工业大有用处。回到住处，陈晓岚考虑再三。他想，造纸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现在中国的现代化造纸工业一片空白，还是学习造纸吧。
到德国后，在先期到达的陈治勳的帮助下，一面学习德语，一面打短工；先去了芬兰的科第卡化学木浆厂做学徒半年，顺带多积攒一点学费。
家信中，妻子告诉他生了一个儿子，公公、婆婆十分欢喜。他说：就叫他“柏林”吧！。
年春末，他考取了坐落于汉堡的以工科著名的德国寇顿工业大学(StadtischeGewerbe-HochschuleKothen)造纸专业，学制4年。三年在校学习基础课和专业课，至少一年半到有关的工厂实习。学校规定必须拿到四家以上的工厂签发的实习合格证书，才能获得毕业证书。由于他在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习成绩优秀，学校批准免修基础课及一些相关课程，这样缩短了二年的学习时间。陈晓岚利用寒、暑假时间到工厂去实习。年秋仅仅二年不到，陈晓岚就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严苛的德国工程师联合考试毕业。他的同寝室同学，高中毕业留学德国的谈致中入学四年后，到年才毕业回国。郭开始、朱尊民、钱子宁这些第一代中国现代造纸工业的开拓者都是陈晓岚的同学。
在芬兰实习期间的年6月，应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部之约，陈晓岚撰写了关于芬兰国情的文章，刊登在该年第11期上。文章详细介绍了经历了严重经济危机后的芬兰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百姓生活。（原文见附录二）
到德国后，有二件让陈晓岚印象深刻的事情。他发现德国的公共汽车的车轮与野战炮的轮子规格一致，可以互换，甚至某些零件也可以通用。
当他来到德国的鲁尔工业区，他又看到了国内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烟囱林立的工厂区，厂房密集，各种工厂林林总总，一个挨着一个；但这些工厂的烟囱里面并没有多少烟被排出。进一步考察发现，上游工厂的废渣、废气都用管道或者传送带输送到下一个邻近的工厂里。原来德国人把前面工厂的废料当做了后面工厂的原料，这样既减少了废气废料的处理费用，又为后面的工厂提供了原料。这样的安排，肯定是政府统一规划的结果，德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严谨的态度可见一斑。
同在寇顿大学造纸系上学的谈致中与陈晓岚同班又同住，学校放假，他们就到工厂去打工或实习。他们到过德国、芬兰、捷克等国家十几个工厂实习和参观，芬兰的思索古采化学木浆厂、科第卡化学木浆厂、德国的西门子电缆纸及高级印刷纸厂、朗格造纸厂、捷克的平西特亚硫酸化学浆纸厂都留下了他们的汗水和足迹。艰苦的学习和工厂实习操作使他完全掌握了现代造纸技术理论；通过在不同国家造纸工厂每一个工位的实践，又使他深刻完整地了解了现代造纸工艺的整个运作过程。同时他还联系在欧洲学造纸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造纸学术团体——中国造纸研究会。
谈致中与陈晓岚在德国学习期间，为了节省开支，俩人合作开伙，轮流做饭。谈致中是上海人，不习惯吃辣椒。轮到陈晓岚做饭的时候，陈偶尔有意捉弄他，烧菜的时候故意多放辣椒，弄得谈致中这个上海人哭笑不得。
刚进德国工厂实习的时候，陈晓岚根本不了解德国人工作时的严谨风格。在造纸车间，工人师傅向这些实习学生交代工厂的各种规定，然后就带领他们开始每天的实习工作。一天早上陈晓岚到车间后，发现他每天都要使用的工具箱不见了。他问带班的工人师傅，见没见到那个工具箱。那位工人师傅很干脆地答复他，“没有！”之后，有知情人悄悄对陈晓岚说，你昨天把工具放哪儿了，你好好想想。陈想了一会说，我就把工具放在工具箱里了，记得很清楚呀。那人提醒他，你再好好想想，是怎么放的。陈说，就是堆着放里面的。那个好心人说，昨天你走了之后，我看见你师傅生气了，把一个工具箱一脚就踢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但我不知道那是谁的工具箱，你再好好找找吧。陈晓岚这时才醒悟过来，感觉是有点不太对劲，开始满车间找他的工具箱。这时他才发现，各个角落零零散散地散落着一些他的工具，在车间的一个角落找到了他的工具箱。
当天下班之后，他仔细地观察他的师傅是怎么样收拾自己的工具的。他看到，师傅干完自己的工作后，不是把自己用过的工具随意扔进工具箱就算数了，而了整整齐齐地码放好，不但把工具码放到工具箱的相应位置，就连方向都不弄错。比如，螺丝刀的手柄向右，刀头向左；每天如此，绝不马虎。在这次的教训之后，陈晓岚再也不敢把工具往工具箱里乱堆了。在德国工人师傅严谨的工匠精神的熏陶下，陈晓岚逐渐养成了极其严谨的工作和生活习惯，任何物品绝不随意乱放，哪怕是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他的钢笔、铅笔一定是依次放在右边最顺手的位置，笔头总是朝向前方的，以便拿起来就可以书写，不必调换方向。喝茶的茶杯一定是放在离左手较远的位置，以免打湿其它办公用品和纸张。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德国奔驰汽车的随车工具和奔驰汽车4S店的维修车间，如果仍然保持着德国的工匠精神，工作完成之后，必定是这样非常有序地码放工具的。正是这样严谨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才造就了德国产品的高质量，德国工人的高素质，德国工业和德意志民族的品格。
经过二年的艰苦学习生活，拿到几家实习工厂的考核合格证明后，陈晓岚在年7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寇顿工业大学的毕业考试和严苛的德国工程师联合考试，提前二年拿到了毕业文凭。毕业当时，正值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年经济危机时期，德国工厂关门，工人大批失业；根本别想找到像样的工作，到瑞典实习的梦想也成泡影。
“屋漏偏逢连阴雨”，家里来信告诉他，儿子柏林因病早早地离开了人世，父亲也因孙儿夭亡，伤痛不已，不久即驾鹤西去。陈晓岚想立即回国又没有路费，走投无路。情急之下只好向哥哥求助。陈绍岚变卖田地，寄去银元。这才使他于年4月，搭乘德国货轮回国。
在途中，他因着凉发起了高烧，病得起不了床。船长怕他患的是传染病，每天亲自拿个体温表让陈晓岚量体温，并以最后通牒的口气通知陈晓岚，还有一周就要靠泊马来西亚科伦坡港了，如果到科伦坡你还不退烧，那就对不起，请你下船看病。陈晓岚向船长苦苦哀求，并承诺七天之内一定想办法把烧退掉。船长离开后，陈晓岚想到，中国的中医说发烧要多喝开水，就在这几天里，每天大量喝开水。果然，到第四天船长来量体温的时候，体温恢复正常了，总算没有被赶下船。
货轮在海上辗转于各口岸装卸货物，耗费了不少时日。陈晓岚在海上漂泊两个多月后，终于回到了上海，回到了久别的中国。
从早期革命者到中国造纸匠记中国现代造纸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陈晓岚（连载）预览时标签不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