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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设计价值！
上世纪50年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矛盾不断激化，身处社会主义的中国也遭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排挤，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均得到封锁。
而且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偏科生，农业生产力非常强大，而工业实力几乎为零。这一点从当时与日本对比的数据就能看出：年日本粮食总产量万吨，中国万吨；同一年日本粗钢和生铁总产量分别为万吨和万吨，而中国只有15.8和25万吨。
中方领导人认识到，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工业体系才能强大自身，于是年开始，中国效仿苏联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工业化建设为重点。因此本篇文章中出现的所有汽车厂都是在这个时间前后出现的。
●第一汽车制造厂——解放CA10
新中国成立伊始，刚刚经受过战争洗礼的祖国大地百废待兴，政府意识到发展现代工业是当务之急，汽车工业更是重中之重。年12月，毛泽东主席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专列，此行的目的除了与苏联结盟，也是为了能在振兴中国经济方面得到“老大哥”的援助。
毛泽东刚一抵达莫斯科，就在斯大林的带领下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看着生产线上一辆辆汽车组装下线，毛泽东对随行人员说了一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这一句话好似吹响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冲锋号，至今在中国的“汽车人”之间口口相传。
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将兴建汽车制造厂的想法列入了“苏联援华项工程”中。3月初，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即后来的一机部）旗下成立了汽车工业筹备组，开始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筹备工作。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莫过于工厂选址，起初列入备选的有石家庄、太原、西安、宝鸡、北京等城市，可由于建造汽车厂需要的相关资源很多：水、电、钢铁、木材、交通等等缺一不可，后来这些城市被逐个淘汰，最终将厂址选定在吉林省长春市，原关东军部队细菌工厂附近。这里拥有东北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又紧邻京哈铁路，便于引入苏联的大型设备。
年6月，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汽车厂即将动工的消息，并请毛主席为汽车厂奠基题词。此前斯大林曾向毛泽东建议：“你们那么大个国家，只建一个汽车厂不行，最少也得搞两个，况且汽车工业是精密机械制造业，可以带动其他很多工业项目的发展。”毛泽东十分赞同：“你说得太对了！我们先建一汽，紧接着就考虑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名字由此得来，年7月15日举行了奠基仪式。
在中苏两方的商议之下，一汽建厂的目标时间被定为三年，这对于当时资源技术都匮乏的中国来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为了能准时完成任务，政府尽最大能力支援一汽建厂项目，同时苏联方面也毫不吝惜地向我国提供帮助，包括吉斯载货汽车的产品设计图纸和整套技术资料、派遣多名行业专家到国内进行指导，以及接纳我国的名实习生到苏联学习等。经过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年7月14日，距离奠基仪式正好三年整的这天，第一批12辆解放CA10型卡车下线，正式结束了“中国造不出汽车”的历史（张学良时代的民生汽车属于旧中国的产物，不在咱们今天文章的讨论范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链接阅读往期文章——《你知道吗？中国第一部国产汽车不是解放》）。
●第一汽车制造厂——东风CA71
为了快速恢复工业生产，政府制定了优先研发卡车的决策，如今卡车有了，该轮到轿车了。解放初期中国的轿车主要来自于解放前进口的美国品牌，后来因为朝鲜战争中与美国打破了关系，后来的进口车主要来自东欧国家，以波兰华沙、苏联GAZ为主。与其每年花费大量的财力在进口上，不如用这笔钱来研发自己的轿车。
年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说了一句话：“哪一天开会的时候，能坐上自己生产的轿车就好了！”正是这句话，掀起了工人们新一轮的热情，年初，一机部向第一汽车制造厂下达了生产轿车的任务。时任一汽设计处处长的史汝楫同志经过搜集和筛选，在众多国外轿车中选中了法国SimcaVedette作为一汽第一辆轿车的设计原型。
年5月12日，代号为CA71的中国第一辆小轿车驶下了生产线，根据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言论，这款轿车被命名为“东风”。
●第一汽车制造厂——红旗CA72/检阅车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东风CA71诞生不到一个半月，一汽又提出了制造高级轿车的计划，这一天是58年的7月1日，高级轿车项目正式启动，一汽喊出了“乘东风，展红旗，八一拿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的口号。
这一次参照的蓝本是一台年款的克莱斯勒帝国，然而V8发动机的铸造难坏了一汽的专家们。尽管当时铸造的缸体件有97件是废品，但专家们还是百里挑一选出了几件毛坯进行加工，最终造出了V8发动机。经过33天夜以继日的努力，第一辆红旗高级轿车的试验样车——CA72-1E组装完成。
高级轿车样车试制成功后，中央紧接着就向一汽下达了制造检阅车的任务，用于年的国庆十周年阅兵仪式。为此第一汽车制造厂又找来了一辆凯迪拉克Fleetwood和一辆林肯Continental，在CA72-1E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增加其稳定性。经过5轮改进，代号为CA72的红旗轿车于8月31日诞生。
检阅车是在CA72的基础上取消了车顶，并对大梁进行加固而来的。年9月28日，距离十周年庆典的头三天，第一辆红旗检阅车装配完成。国庆前夕，一汽如约将30辆CA72和2辆检阅车送往北京。国庆当天，两辆检阅车载着阅兵总指挥和国防部长检阅了海陆空三军，6辆红旗CA72也列队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
●上海汽车制造厂——凤凰
就在年5月，第一台中国品牌轿车——东风CA71在长春问世之后，不仅是祖国北方洋溢着喜悦之情，在长江以南的上海，人民同样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萌生了自己造车的想法。上海汽车厂早在民国4年就已由德国宝昌公司建成，年归属英商利威汽车公司。解放以后整合为上海汽车装修厂，后改名为上海汽车制造厂。当时的上汽虽然有一些老牌技术人员，但设备严重匮乏，生产力极低，所以这次造车计划依然需要像之前东风一样，找一个国外成熟车型作为蓝本。
被上汽选中的是一台奔驰S，当这台车运回厂内以后，包括上海底盘配件厂、上海内燃机配件厂在内的几十家最具实力的工业企业都参与到了这台车的拆解过程中，几乎每个零件都会有对应的部门负责研究开发。经过半年时间，年9月28日，第一辆样车装配完成，起名为“凤凰”。车头凤凰造型的立标是为了和东风CA71车头银龙的造型相呼应。
年2月15日，凤凰牌轿车的样车开进了中南海的大门，周总理试乘以后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一机部当即向上海汽车制造厂下达了任务，要求上汽在年上半年完成凤凰轿车整车的生产，向国庆10周年献礼。研发过程中参照了华沙M20的底盘、普利茅斯Savoy的外形，以及更高档的苏联吉姆轿车的技术，可就在多轮试制全部完成，马上就要投入量产的时候，-年间的“大跃进”严重打乱了中国的经济秩序，赶工下线的几台凤凰轿车因为车门关不严、车内异响等问题也没能如约参加国庆检阅。
年，大跃进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渐淡去以后，上海汽车制造厂重新开工，搁置了5年的凤凰轿车实现量产，只是此时它已经更名为上海牌轿车了。
●长安机器制造厂——长江46
和一汽、上汽两家不同，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汽车厂并不是一开始就造汽车。它的前身是始建于年的上海洋炮局，在历次战争中逐渐发展为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后来几次更名并迁址重庆，解放后开始投入军用汽车研发，后来又涉足民用车，并和日本车企铃木合作，它就是如今我们所熟知的长安汽车。不过今天咱们只聊它在-年之间的那一小段故事。
年3月，中共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北平迁移。毛泽东一行人马驶入北平，并在西苑机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检阅。当时的检阅车是一辆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威利斯军用吉普车。有人建议毛主席换个好车以展示人民军队最高统帅的威严，然而毛泽东则坚持自己的意见说：“乘坐我们自己军队缴获的战利品检阅英雄部队不是更好嘛！”
正是这一句话鼓舞了人民励志造出中国越野车的决心。年，中央兵工总局国营四五六厂接下了生产中国品牌军用越野车的任务，同样的年代同样的艰苦，面对设备技术两匮乏的处境，四五六厂的两百多名员工以我军缴获的威利斯吉普车为参照，拆解、测绘、仿制，用了三个多月终于研制出了中国第一辆越野车——长江46型越野车。与此同时，中央兵工总局国营四五六厂更名为长安机器制造厂。
相对东风、红旗和凤凰，长江46型越野车的产量大得多，诞生当年就生产了38辆。年又有20辆从朝天门码头装船运往北京，作为受阅方队领队车参加国庆10周年阅兵仪式。不过长江46的命数不长，年停产后，将全部图纸资料交给了北京汽车制造厂，这才有了后来的北京。
●清华大学——卫星
20世纪50年代，国外的汽车厂商纷纷提出制造国民车的计划，中国在东风、红旗等为领导人制造的高级轿车落地以后，也开始考虑要为老百姓造一款车。不过在那个人人高喊打倒资本主义的年代，别说是拥有私人轿车，就是公开谈论私人汽车的话题都是个大忌，但接下来这款车也正是绕开了私人汽车的禁区才得以出现。
周恩来总理曾经做过批示：“用微型轿车代替人力三轮车”。于是这款车的定位一定是制造和使用成本低、能服务公共交通使用的微型车。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一时间“卫星”这个词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民众间脍炙人口的词汇，而且刚好还能和“微型”谐音，于是中国的第一款微型轿车定名为“卫星”。
这项任务交予了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汽车专业的师生进行设计，样车试制工作在当时北京交通局下属的“二里沟汽车修理厂”完成，即后来的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清华师生先后试制了7个车型，而成功驶出二里沟汽修厂大门的是第5个车型。该车长2.7米，宽1.25米，轴距1.4米，两门，重公斤，采用cc风冷对置两缸发动机，最高时速60公里/小时，百公里油耗4.5升。
“卫星”下线以后首先被安排在医院等地取代三轮车运送客人，每公里收费保持人力三轮车2毛钱的水平。不过也正是因为对成本的严苛限制，导致卫星轿车在实际使用中暴露出了各种故障，实际使用感受甚至不如人力三轮车。后来又曾进行过两轮改进，但受到大跃进带来的影响，卫星轿车最终宣告停产。
●北京汽车制造厂——井冈山
年2月，北平市军管会接收了国民党汽车修配厂，与石家庄迁京的汽车修理厂配件部合并，成立了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部“北平汽车修配厂”，抗美援朝期间为军队研制“井冈山”牌重型机踏车。年归解放军总后勤部管理，更名为总后勤部第六汽车制配厂，后又改名为第五汽车制配厂。
年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配合长春一汽和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北京市筹备建立北京汽车附件厂。同时第五汽车制配厂和华北农机总厂一分厂合并成为北京汽车配件厂。年8月20日，经一机部批准，北京汽车附件厂和北京汽车配件厂合并成为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主要生产化油器、汽油泵、车灯等17种配件。
为了加快我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年，中央鼓励地方政府发展汽车工业，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也从零部件制造向整车研发转变。经过工人们的共同努力，这一年的6月20日，“井冈山”牌轿车诞生！
当新车开到天安门广场上时，北京的市民们争相观看，庆祝北京也有了自己的小汽车。庆功大会上，一机部汽车局领导人张逢时在会上宣布将厂名改为北京汽车制造厂，朱德元帅亲笔为工厂题名。自此，北京市有了第一家汽车制造企业。
北汽刚刚成立就接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制造国庆检阅车，其困难就在于8月5日接到任务，验收日是9月10日，仅有一个月时间。不过北汽的工人和专家们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准时将两台北京牌检阅车造了出来。可惜前面我们已经说了，最后这两台车并没有成为国庆十周年的检阅车，获胜者是红旗CA72。后来北汽又曾按照这款检阅车制造过封闭车顶的轿车版本，以发动机代号为其命名为北京CB4，无奈领导们比较喜欢红旗，加之后来北汽又推出了东方红牌小轿车，北京CB4便淡出了视野。
●“大跃进”、中苏交恶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中国工业实现了从0到1的转变。有了成功的经验以后部分领导人过于自信，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全国人民超英赶美的热情高涨，继而开展了之后“大炼钢铁”的运动。人民群众甚至把家中的铁锅和菜刀上交，回炉炼制钢铁。因为当时的技术有限，而且很多都是民间的土炉炼钢，因此炼制出的钢铁成品率很低，导致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并且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秩序。
同时，苏联方面对中国开展的大跃进等一系列“左”倾运动持反对态度，且中国对赫鲁晓夫上台后批判斯大林主义，以及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态度趋于缓和非常不满，于是中苏关系逐渐恶化，导致苏联从中国撤走了之前投放的人才与技术，这一系列事件令中国的汽车工业刚刚萌芽便走向了绝境，包括一汽在内，几乎所有国内汽车厂都在50年代末关的关，停的停。
在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领导人认识到了大跃进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开始调整目标，放缓发展步调。63年经济逐渐恢复以后，存活下来的几大汽车厂如一汽、上汽、北汽等又开始研发新车型，乃至后来在邓小平总理改革开放的政策影响下，中国车企与外国车企合资发展，那些故事将在下一篇文章中提到。
●结语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个当时比较知名的汽车企业，大跃进期间全国兴办汽车厂，还诞生了很多不知名车型，犹如流星一般转瞬即逝。如天津生产的和平牌、红与专，重庆生产的先进牌，以及其他一些连名字都没有过的车，资料有限，在这儿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总之无论后人的评价如何，-的这十年都见证了中国汽车产业从无到有的转变。后来发生的故事，请继续 [汽车之家中国品牌历史]上期我们回顾了自建国以来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变革的十年，解放CA10的诞生结束了中国不能批量生产汽车的历史，东风CA71、红旗CA72和凤凰的相继推出，又填补了我国轿车工业的空白。今天，我们一同了解下至年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历程。
在时代大背景下二汽“难产”
当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方案得到确定后，毛主席随即作出了要建设第二汽车厂的指示，接到指示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一机部”）迅速展开了二汽的筹建工作。然而建立二汽远没有当初建立一汽那么顺利，二汽最初选址在武汉的武昌建厂，但考虑到由于地处平原地区，一旦爆发战争工厂很容易遭到敌方空袭，最终一机部否定了二汽在武昌建厂的提议。
由于在二汽工厂选址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且“一五”期间大型基建项目较多，建立二汽的计划暂时被搁置了，但很快二汽的建立又迎来了一次转机。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志愿军大批回国，如何安置部队成了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毛主席当即提出从归国志愿军中抽出一个师的人员，南下投入到第二汽车厂的建设工作。
在最高指示下，筹建二汽的工作再次被提上了日程，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的李富春提议“长江流域目前只有湖南没有大厂，二汽不如就在湖南建厂！”年4月，一机部同意二汽在湖南建厂的方案，但自年起，国家就面临着三年困难时期的考验，导致二汽项目的启动资金迟迟不能到位，第二汽车厂的建设工作再次陷入僵局没有任何进展。
中国第一辆批量投产的重型卡车——黄河JN
中国汽车保有量从建国初期的5.09万辆、呈逐渐增长态势，截至年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已达到21.07万辆，全年全国汽车生产总量为1.96万辆，其中载重汽车产量占1.36万辆，当时的中国仍处于大力建设的阶段，因此对于载重汽车的需求量极大，解放牌卡车的产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许多重型汽车生产厂就在这一时期发展壮大了起来。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国相继涌现出不少载重汽车生产厂，其中最抢眼的就要属济南汽车配件厂（原济南汽车修配厂）了。年4月，该厂参照苏联GAZ-49越野车试制出29辆黄河牌JN型越野车，也揭开了济南市汽车制造业的篇章。年，济南汽车配件厂争取到了八吨级重型卡车的生产任务，由于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得不到任何资助的济南汽车配件厂只能依靠交通厅划拨的两辆斯柯达RT重型卡车进行研发，其中一辆用来拆解分析，另一辆则用来测绘画图。
这里简单了解下济南汽车配件厂仿制的原型车，斯柯达RT重型卡车是前捷克斯洛伐克利贝雷茨汽车厂最为成功的一款重型卡车，作为斯柯达的卡车制造部门，其产品使用斯柯达车标进行销售。载重量八吨的斯柯达RT从年开始设计，年正式量产。作为R的改进型产品，最显著的变化就是长鼻子设计改为平头，六缸柴油发动机采用机械泵直喷技术，以确保行驶性能和稳定性。
仿制对象说完了，回过头再聊主角。年国庆前夕，上海汽车装配厂成功试制出两辆八吨载重量的猛狮牌汽车，后将全部技术资料转交给了济南汽车配件厂。后者经过两个多月的绘制后，图纸绘制工作基本完成，但济南汽车配件厂当时的生产条件非常艰苦，因为没有冲压机，工人们只能用六个大型千斤顶压制出卡车的大梁，驾驶室用土办法手工敲出车壳，然后覆盖一层水泥，水泥硬化后把里面的车壳取出，这样就制成了一个简单的水泥模具，据说这套模具在那个艰苦的时期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尽管条件艰苦，但济南汽车配件厂还是在年4月15日成功试制出八吨级重型卡车黄河牌JN，这款车配备了上海柴油机厂生产的Q发动机，这台发动机是在船用发动机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12L直列六缸柴油发动机最初最大功率马力，最大扭矩N·m，最高时速80km/h。这款发动机的缺点是体积和自重过大，但在当时已经能满足批量投产的标准了。后期黄河牌JN经过技术改进，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为马力，动力水平与原型车斯柯达RT相近。
同年5月，毛主席来到山东视察，在得知济南汽车配件厂成功试制八吨重型卡车后，提出要来厂里看一看。当毛主席看到披红挂彩的黄河牌JN后亲自上车坐了坐，面对填补我国重型汽车空白的JN，毛主席笑着说“很好！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中国人有志气，工人阶级有能力！”此后为了达到批量生产的要求，技术小组在第一轮试制的基础上对黄河JN进行了技术改进，将支援阿尔巴尼亚的卡车零件用在之后的试制车上。
年时，黄河JN进行了2.5万公里的路试，测试结果表明该车已达到预期设计目标。年11月，一机部批准济南汽车配件厂（后更名为济南汽车制造厂）可批量生产黄河牌JN重型卡车，从研发到批量生产的四年时间里，多少人为黄河JN的成功试制付出了无数个日夜的艰辛劳动，在那个靠着敲敲打打的艰苦岁月里，这样的成果来之不易！
军用越野车成就了北京汽车制造厂
年底，一机部向北京汽车制造厂下达了中高级轿车的试制任务，试制车型选定为当时苏联生产的伏尔加轿车，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接到任务后的北汽划拨了一辆年生产的伏尔加M21轿车作为仿制样车。年初，赶赴海南试验伏尔加轿车的苏联五人专家小组来到北京参观北汽厂，在与厂领导探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相关问题后，专家组对试制工作给予了一定的指导和建议，临走时还留下了一套伏尔加轿车的生产图纸供北汽参考。
苏联专家留下的生产图纸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在那个敢拼敢想的年代，所有技术人员和工人干劲十足，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攻克了诸多技术难题，终于在年4月成功试制出第一轮三辆东方红BJ的样车，其间邓小平还视察了北京汽车制造厂，对北汽的试制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时任汽车局的彭淦局长亲自为东方红轿车剪彩。
年11月，东方红轿车进了2.5万公里道路测试，试验结果表明东方红轿车最高车速可达km/h，最低油耗9.8L/km，平均油耗14L/km，与当时苏联生产的几款车型相比，东方红的性能指标是比较理想的。有了东方红轿车的试制和批量生产经验，为日后北京汽车制造厂一款明星产品的诞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新任苏联领导人的赫鲁晓夫突然抛出了那份震惊世界的“秘密报告”，导致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开始急剧恶化并最终破裂。无法继续引进苏联装备的情况下，我军战术指挥车一下子失去了供应来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尽快开发出部队装备用车，以满足国防建设的需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提议以成功研制东方红轿车的北京汽车制造厂为基地，生产我们自己的轻型越野车。
年初，国防科委批准了上述建议，确定新型越野车的生产代号为。该车仿制美军威利斯越野车的外形特点，只是水箱格栅由威利斯的竖条式改为横条样式，发动机盖也采用了弧形线条，车辆底盘和车身结构与威利斯相仿，“车门”也只是留了一个缺口。动力部分仿制GAZ-69的直列四缸70马力发动机，驱动桥结构和东方红轿车相同，变速箱和分动箱都借鉴了GAZ-69的设计。
截至年4月，北京汽车制造厂先后试制出多辆BJ-型越野车，经部队试用后得到一致好评，但一部分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部队首长和高级将领参观并试乘了BJ-越野车后，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和建议，比如这款车只有前排“车门”处有缺口，在战场上面对紧急情况后排人员上下车极为不便，而且BJ-车身尺寸偏小，不符合军用指挥车的实战需求等。
年，时任我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上将指示，以BJ-为设计基础，打造一款车身尺寸稍大、四门、双排座且宽敞舒适的军用指挥车，其性能指标不能低于GAZ-69。仅过了六个月，北京汽车制造厂就先后试制出BJ-和BJ-两款越野车样车。恰逢当时正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对两款样车进行了综合评定，最终大家一致认为BJ-各项性能较为突出。
年，BJ-越野车正式定型，分为BJ-和BJ-A两种型号，BJ-采用可拆卸软顶设计，作为指挥员乘用和武器运载平台等多用途军用越野车。这款车采用前后硬轴钢板弹簧悬架，轴距短且离地间隙高，具有较为出色的越野能力。通过严格的测试和检验工作后，BJ-终于在年5月实现了批量生产，我军各部队陆续装备BJ-。
同年8月，毛主席在北京多次接见红卫兵，并在11月10日和26日乘坐BJ-沿东西长安街和西苑机场跑道行驶，沿途“检阅”了汇集在街道两旁的百万名红卫兵。也正因如此，极具时代特色和历史烙印的BJ-成为那个时代权利和地位的象征，毛主席坐过的国产越野车被人们热议，BJ-也因此红遍全国，北京汽车制造厂也因BJ-这一车型开启了长达40多年的辉煌历程。
年底，国务院正式批准北京汽车制造厂的扩建改造工程，生产纲领为年产能辆，其中BJ-越野车0辆，东方红BJ轿车辆。这是国家批准的北京第一个整车生产项目。然而文革爆发后，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谢富治来到北汽工厂，以“不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由下令停止生产东方红轿车，同时拆除了轿车生产线，大量工装设备别废弃，要求工厂之后专门生产BJ-越野车。就是这一项错误的指示，导致一款凝聚了北汽人智慧与汗水的轿车就此从人们视线中消失，东方红轿车产量最终定格在辆。
东方红轿车的停产，让北汽可以专注于BJ-的生产，当时只有县级以上级别和团级领导才准许配备这款车。尽管整车配置简陋，但北京汽车制造厂此后年产量辆仍远不能满足需求。BJ-凭借坚固耐用、价格低廉、便于维修和越野性能良好等特点，受到广大官兵们的青睐，这款越野车更是作为援助物资被无偿捐献给越南等当时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军营里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也成为当时中国汽车工业的骄傲。
中国轿车鼎盛时期——“国车”红旗
红旗CA72在建国十周年庆典现身后，一汽就收到全国各界对这款中国高级轿车源源不断的用车需求。年，一机部汇总了需求后向一汽下达了生产辆红旗CA72的任务，据说此后需求量又增加了辆。同年3月16日，红旗CA72轿车运抵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参展，正是从那时起，《世界汽车年鉴》中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栏，红旗从此成为世界名车。
红旗CA72登上莱比锡参展的同时，一汽开始着手研发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CA72的缺点显而易见，技术上的不成熟、发动机和底盘性能不稳定、车身自重过大，研发三排座轿车的目的源于CA72没有供领导随行人员使用的中间可折叠座椅。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共经历了三轮样车设计，第一轮样车的外观与CA72有明显区别，第二轮样车在CA72的基础上加长了轴距，增加了中间可折叠的座椅。
年，红旗三排座轿车第三轮样车试制完成，整体造型回归CA72风格。同年9月，在一汽狠抓质量的精神下，40辆红旗CA72开赴北京进行半个多月的路试，在与苏联吉姆和吉斯等车型的对比测试中通过检验，最终CA72经中央决定定为“国车”，参加10月举行的国庆迎宾活动。前面提到的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则由于当时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展开而被叫停。
被定义为“国车”的红旗CA72也是命运多舛，当时不少领导人配备了红旗CA72，但四清运动的展开对红旗CA72的生产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不过正因为红旗CA72的排产受到影响，一汽才能将工作重心放在新车型的研发上，此前被叫停的三排座高级轿车项目再次提上日程。
红旗CA72并未达到原先规划的2辆生产计划，截至年仅生产了辆，一汽决定借此契机对CA72进行一次升级换代。此前的红旗三排座轿车被定名为CA。一汽要求新车外观和动力系统全都要重新设计，当时贾延良、程正、艾必瑶、邱良彪、张祥瑞和吉林工业大学两名学生每人制作了一个1：5的油泥模型，最后七个方案中贾延良的设计方案中选，当时的他年仅25岁。
年9月19日，第一辆红旗CA三排座轿车的样车送到了北京，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在试乘了红旗CA后，对新车给予肯定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年底，红旗CA正式定型并投产，首批计划共生产20辆，作为北京的领导人专车使用。CA的外观设计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也改变了CA72外观偏向当时美国车设计的影子。
红旗CA配备了参照凯迪拉克V8发动机自主研发的5.65LV8化油器发动机，最大功率马力，最高车速km/h，百公里油耗20升左右，传动系统为2速自动变速箱。在一汽研发CA的同时，中央还下达了在CA基础上生产保险车的任务。该保险车定名为CA，整个研发工作都是一项机密任务，参与研发的人员都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
年4月，第一辆红旗CA试制成功，保险车车身采用4-6mm的防弹装甲，防弹玻璃厚度为65mm，轮胎被子弹击中后可继续行使公里。由于整车重量达到了惊人的kg，所以一汽为CA保险车配备了排量为8L的马力V8发动机，使其最高时速能达到km/h。CA保险车样车最初由林彪试用，林彪从北戴河驻地前往山海关机场出逃时所乘坐的就是这款车，在与警卫部的交火中，子弹仅在CA的车窗上留下了浅浅的弹痕，由此也验证了这款保险车的安全性。
CA的诞生让红旗迅速被海内外各界所熟知，除了在CA的基础上开发了CA保险车，一汽还在年4月和年12月成功研发了衍生车型CA和CA。CA的使用对象主要为省级、部级和军区领导，因此一汽在CA的基础上对外观和内饰做出简化修改，车内空间也更加紧凑。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红旗轿车的研发工作受到影响，红旗的设计人员被下放到车间劳动，总装车间的部分工人只得在CA的基础上对车型进行改进，CA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复产后填补国产轿车市场空白的上海牌轿车
中国汽车工业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步履艰难，大跃进的展开导致一系列事件直接对中国汽车工业产生了冲击，原定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凤凰牌轿车也因质量问题未能实现。由于生产汽车所需的资源极度匮乏，上海错过了发展汽车工业的良机。上海轿车项目总算在年得以重新启动，当时上海多家有实力的企业联合成立了上海汽车制造厂，原先生产凤凰牌轿车的技术人员也被请回了工厂。
有之前试制凤凰牌轿车的经验，加上上海重型机械厂等大型企业的支持，工人们加班加点研发，在全厂各部门的鼎力配合下，终于在年2月生产出凤凰牌轿车的升级换代产品——上海牌SH。不同于红旗轿车庄严的形象，在当时那个年代，上海SH的车身涂装大胆采用了鲜艳的配色，特点鲜明。上海SH最初配备90马力的2.2L金凤QK直列六缸发动机和4速手动变速箱，最高时速km/h。
当时只有副总理以上级别的领导才能坐红旗，而副总理以下级别的领导则只能乘坐华沙等东欧老旧车型，上海SH的出现填补副总理以下干部公务用车的空白。虽然上海SH最初和红旗车一样是政府公务用车，但红旗的产量有限且只有高级别领导才能配备，而上海SH就很“接地气”了，作为政府公务用车的同时也面向普通百姓销售，但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上海牌轿车并没有准确的售价，因此私家车也被看作是天方夜谭。
中国汽车工业遍地开花、硕果累累
面对三年困难时期，中国老一辈汽车人也并未放弃制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汽车的梦想。在成功推出解放CA10后，一汽参考GAZ-53KA在年开始自主开发解放的换代产品，两年后的年底成功试制出了载重量为5吨的解放CA，因该车有许多自主设计，所以被视为是中国第一款真正自主研发的卡车。
作为CA10的改进型，CA的车头更短，货厢的载货面积得以增加，发动机经过技术改进后，最大功率至马力，从而可以实现满载行驶时还能牵引四吨半挂车的性能，此外，该车配备带有同步器的5速变速箱。解放CA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生产的汽车摆脱了引进与仿制的阶段，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推动作用。
一汽并未对CA进行投产，而这款自主研发的卡车却以另一个身份驶下了另一家汽车厂的生产线。年，毛主席再一次提出建设第二汽车厂的构想，这次一机部迅速响应并开始对二汽建厂的选址工作进行评估，期间二汽选址工作又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经过不懈的坚持和努力，第二汽车厂年终于在湖北十堰成立了。
在得到中央“以军为主、先军后民”的指示，二汽决定生产两款军用车型，但苦于没有专业技术人才，项目启动陷入困境。此时中央号召从全国各地的汽车厂抽调技术人员支援二汽。在团结一心援建二汽的号召下，一汽、北汽和南汽等全国大型汽车生产企业的技术人才涌向湖北。为了完成援建二汽的任务，一汽甚至将本该用于换代的解放CA无偿提供给了二汽。有了大量技术人才的加入，加上一汽提供的整套解放CA图纸和技术资料，二汽在其基础上于年推出了东风EQ型五吨载重汽车。
由于上世纪60年代中国制造的车型较少，炮兵部队面临无特种牵引车和重型越野卡车可用的处境，出于战略需求考虑，中央提出了布局和建设大三线的战略方针，正是基于这种特殊需求，一机部又确定了组建第三汽车生产基地的构想，决定将北京新都汽车配件厂迁建至西北地区。年，陕西汽车制造厂开工建设时北汽和杭汽等车企也相继参与到建设中。
由北汽试制的第一辆陕汽重型卡车样车，延安牌SX五吨军用越野载重车在年底完成试制，该车是陕汽厂制造的第一辆汽车，缓解了中国部队“有炮无车”的紧张局势。SX的驾驶室参照了法国贝利埃公司的GBU15军用卡车驾驶室，是当时国外同类卡车流行的平头多成员驾驶室设计，配备马力12L的6Q发动机，6X6的驱动形式也符合当时部队对越野载重汽车运输和牵引任务的需求。
在“大打矿山之仗”的口号下，全国掀起了一股制造重型卡车和自卸车的热潮，国家计委在年1月23日发函，同意一机部关于安排上海市试制生产特重型汽车的报告。同年3月，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要求市机电一局、农机公司、上海汽车厂、上海货车厂以最快速度和最好的质量进行试制和生产，向建国20周年献礼。仅仅用了半年时间，上海货车制造厂就成功试制出交通牌SH型15吨载重车，此后不到半个月时间里，全国第一辆32吨矿用自卸车上海SH型试制成功。
重型卡车遍地开花的同时，轻型载货车型的研发和生产也成为当时全国不同规模汽车厂的重中之重。为了改变60年代北京市的市容市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提出用轻型载货汽车代替马车运货的构想，名为BJ的项目由当时北京市交通局所属的北京汽车修配厂二分厂参与研发。该厂技术工人有着丰富的修车经验，不少人还参与过汽车的试制工作，在自制零部件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
技术人员借鉴了丰田第二代Dyna轻卡的外观设计，师傅带着徒弟们一榔头一榔头硬是敲出了样车的车身外观件。年4月，北京汽车修配二厂成功试制出两辆载重量为两吨的BJ轻型载货车。样车虽存在不少问题，但作为首轮设计还是相当成功的，其动力系统采用了GAZM21轿车的75马力2.4L四缸发动机。技术人员在样车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二轮设计，并在年小批量投产BJ，但同样是因为文革的爆发而被迫停产。
BJ从年恢复生产，在之后的几年里一直是畅销的“国民轻卡”，在提高产量的同时，该厂还组织技术人员对BJ加以改进，陆续将载重量提升，还开发出了道路工程车、洒水车和消防车等多种特种车辆。北二厂还为全国各地的其他汽车厂无偿提供了全套BJ的设计图纸。据说当时只要有一机部的介绍信，全国具有汽车生产能力的企业都可以向北汽二厂无偿领取BJ的技术资料，此后的若干年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汽车厂都在投产自己的“”卡车。截至年停产，全国系列车型的总产量高达50多万辆。
与BJ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热销不同，有一款卡车却不为人所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来到天津市考察，在天津干部俱乐部召开的会议中他提到“当时国际上流行的转子发动机都只是用在了小轿车上，还没有在货车上使用的先例，中国要制造自己的转子发动机汽车，国外把转子发动机装在轿车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要把转子发动机装在货车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催生出全世界唯一一款采用转子发动机的货车——TJ。
众所周知，转子发动机技术难度极高，马自达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才得以将其投入量产，而中国的转子发动机卡车竟然出自一个汽车修理厂。在李先念的号召下，天津动力机厂顺利得到一辆转子发动机汽车后开始着手对其拆解、研发。与此同时，天津市货车修理厂对TJ的车身制造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年，国产转子发动机研制成功，整车制造也在同年11月基本完成。
TJ货车在成功试制后就开始进行路试工作，据参与路试的司机刘福贺介绍，测试从天津出发，途径郑州、成都最终抵达拉萨。因为转子发动机的特殊性，发动机可以达到很高的转速，最高时速可以到km/h。到达成都后，成都军区特意派出一辆道奇和十辆解放卡车进行护航，此后的路试中，TJ的各项技术指标与道奇卡车不相上下。遗憾的是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加上转子发动机磨损严重和油耗高等技术难题难以攻克，TJ最终只生产了40辆，天津动力机厂投产的转子发动机也不足百台。
结语：
中国汽车工业至这十年，是蓬勃发展的十年，其间由于全国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对载重汽车的极大需求量催生出许多重型汽车厂的诞生。除了文中提到的黄河牌JN和解放CA外，全国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车型有待我们去了解。中国轿车也在这十年红旗的辉煌成就下达到了历史巅峰，无奈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政治因素也让中国汽车工业艰难前行着……下期，我们将为您讲述中国汽车工业至年的变革，敬请期待！（文汽车之家李昊鹏/图片来源于网络）
[汽车之家中国品牌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个十年中，我国汽车工业发展迎来了第二次热潮。这一时期，一汽、上海、北汽、南汽等有实力的大厂，在投入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能力的同时，纷纷支援三线汽车厂建设；而地方汽车工业的发展几乎全部是仿制国产车型，但产量大多不足千台，并且陷入了“缺重少轻，轿车基本空白”的局面，产品结构亟待调整。本文，就让我们一起回顾至年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历程。
二汽由以军为主，转为军民结合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三五（66-70年）”计划、“四五（71-75年）”计划时期，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被放在了第一位。尽管在政治运动影响下，三线建设造成了空前规模的资源浪费、经济效益低下等重大问题，但也建成了一大批骨干企业、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位于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简称“二汽”），正是三线建设中军民两用的代表项目之一。
二汽于年开工，当时正值中苏交恶，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加之西方国家的严密封锁，我国汽车工业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建设。根据苏联斯大林汽车厂援建第一汽车制造厂（简称“一汽”）的经验，二汽采取了由国内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的厂家分别包建的方法。包建单位实行“四包”，即：包设计、包生产准备、包人员培训、包生产调试。
一汽是包建的主力军，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十几家企业也承担了二汽专业厂的包建任务，在湖北省内外安排新建、扩建了：总装配厂、发动机厂、车桥厂等共计26家重点协作配套厂。二汽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广泛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通过聚宝的方式取百家之长，把一汽及全国机械行业和科研单位的先进技术及科研成果，移植到二汽的生产建设上来。
二汽筹建期间，新车型的研发工作也在用芦席和油毡搭建的临时厂房内同时展开。为了满足作战需要，二汽最初的任务是打造一款2吨载荷军用越野车（代号20Y）。后来由于牵引重量提高，军方要求二汽重新设计一款2.5吨载荷军用越野车（代号25Y），即EQ。为了完成参加建国21周年纪念游行的任务，二汽组织人手边设计、边绘图、边施工、边生产，硬是靠锤子、榔头等工具，加工拼凑出了第一批EQ样车。
EQ以一汽解放CA-30A型6×6越野车为技术基础，第一批样车没有经过严格的试验验证，因此质量并不可靠。年，这批车被送到武汉参加国庆节庆典活动，同时厂里派出多名工人，带上各种工具以备临时抢修。最终，车辆虽然顺利通过主席台，但驶上长江大桥时还是坏在了桥上。EQ在使用中暴露了很多问题，当时人们以“远看摇头摆尾，近看龇牙咧嘴，停下来漏油漏水”的顺口溜来调侃该车，EQ也因此被戏称为“25歪”。
年，EQ总装配线竣工，二汽由此结束了纯手工制造汽车的历史。随后，为了改进EQ的缺陷，技术小组经过数年攻关会战，共解决了项关键质量问题，涉及修改零部件多个。年，东风牌EQ越野车正式定型并投入量产，次年进入我军装备体系服役。年底，大批EQ牵引mm口径重型火炮，赴广西云南边境前线，准备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
对越作战中，一段关于EQ的佳话广为流传：开战后，一辆EQ不慎从山崖摔落，导致驾驶室严重变形，但就是这样一辆重度摔伤的车，仍然坚持完成了战斗突击和人员物资抢运任务。并且在整个战役中，没有一辆EQ因为质量问题出现事故，被前线将士誉为功臣车、英雄车。为此，一级战斗英雄史光柱曾专门题词：“东风载我上前线，凯旋回敬造车人”。
然而，随着战争硝烟逐渐散去，军队每年对于EQ的需求只有0台左右，二汽产能大量闲置，一度成为湖北最大的亏损单位。为了扭亏为盈，粉碎四人帮后，二汽在“以军为主、军民结合”的原则上，全力投入到5吨载荷民用载货车，即EQ的试验和生产中。该车由一汽开发，原计划作为CA10的换型产品，后经过适当改进，将技术成果无偿转让给了二汽。
年，EQ经过五轮试制试验正式投入批量生产，当年共制造了5台，首次向国家上交利润万元。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还有0台EQ开赴前线。不料刚刚闯过亏损难关的二汽，却在年遭遇了一场严峻考验。由于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已开建10年、投资16.7亿元的二汽，被列入停缓建名单。危机之时，时任厂长黄正夏提出“自筹资金，量入为出，分期续建”的方案，为二汽赢得了生存与发展的机遇。
大力发展重型载重汽车
自力更生兴建二汽，反映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成长。与此同时，各地在重型载货汽车领域也有新突破。随着经济建设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国家提出“大打矿山之仗”的号召，加快矿山开发成为当务之急。不过中苏关系破裂后，矿用自卸车失去了进口来源，为了缓解紧缺局面，年，上海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SH型32吨矿用自卸车。随后，长春、天津、常州、北京、白银等地，陆续开发出15-60吨矿用自卸车。
年，湘潭电机厂与鞍山冶金矿山公司、一汽、美国WABCO等企业合作，试制成功我国首台百吨级电动轮自卸车韶峰SF-3，可载重吨。改革开放后，由于国产矿用车仍然难以满足需求，各厂矿企业开始寻求从海外进口载重车辆。年，江西德兴铜矿首次从美国引进了10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载重量为吨的电动轮自卸车。
上世纪70年代，四款重型军用越野车：东方红LT、红岩CQ、延安SX和黄河JN相继定型。其中，年试制成功、年投产的东方红LT由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分厂研制，以法国贝利埃GBC6×6越野车底盘、捷克太脱拉马力风冷柴油发动机为基础，它的推出填补了我国自行研制生产重型军用越野车的空白。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东方红LT曾作为mm加榴炮的牵引车，其性能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
年试制成功的还有红岩CQ，该车由西南三线兵工厂重庆四川汽车制造厂（简称“川汽”）打造，其原型同样是法国贝利埃GBU×6越野车。因为中法建交后，法国贝利埃汽车公司向中方转让了GBU15等重型汽车的技术专利和生产设备，而四川汽车制造厂正是合同的受让方。与东方红LT不同，红岩CQ搭载了马力水冷柴油发动机，年改进后命名为CQ，并于投产。
另一家三线兵工厂宝鸡陕西汽车制造厂（简称“陕汽”），在年试制成功延安SX6×6重型军用越野车。由于北汽承担了包建陕汽的任务，因此延安SX实际上是由北汽研制的。该车将苏联乌拉尔、法国贝利埃GBU15作为参考车型，搭载了马力水冷柴油发动机。延安SX于年投产，它是历史上第一款开入中南海的重型军用越野车，还在年获得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奖。
8×8高机动性重型军用越野车黄河JN，是年全国科技大会奖的另一个获奖者。该车由济南汽车制造总厂研制，为第二炮兵部队导弹系统武器配套，采用了马力水冷柴油发动机，配备独立悬架，带防滑差速器，具有重心低、自重轻的特点。黄河JN于年试制成功，年正式定型。除了供给二炮，国防科委使用该车做导弹试验，另一部分由舟桥部队使用，搭载机动浮桥。
第二次地方造车热潮：仿制为主重复生产
年，地方上掀起了一股制造汽车的热潮，全国汽车厂的数量迅速增长。当年，江西汽车制造厂“生产辆井冈山牌汽车”的报道，刊登在当时极具权威的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柳州机械厂与柳州农械厂参考匈牙利布切齐卡车，试制成功飞跃牌2.5吨载重汽车。昆明工学院机械专业多名毕业生研制出云南省第一辆昆明牌载重汽车，海南汽车修理厂还打造了海南牌载重汽车。
地方汽车工业在摸索成长中还出现了国产汽车共享技术成果、仿制生产的局面，仿制车型主要包括解放CA10、跃进NJ、北京BJ、北京BJ、天津TJ等，但各地厂家平均产量不足千台，大多数在低水平上重复生产。年，青海省汽车制造厂仿解放CA10B，制造了青海湖QH-，该车主要销售和服务青藏高原及邻边省份。
同年，重庆动力机械厂以解放CA10A为基础进行平头化改装，将解放公交车的车头从发动机盖后面切断，再加上一排座位，成为山城牌平头双排座卡车。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造出来的车根本不愁卖，但这种拼凑而成的车质量不过关，令使用者苦不堪言。当时还有人笑称山城牌汽车“除了喇叭不响，全身都响。”
跃进NJ是南京汽车制造厂以苏联嘎斯51为参考，在年试制成功的2.5吨轻型载重汽车。合肥江淮汽车制造厂参照跃进NJ，设计试制出自己的2.5吨平头载货汽车HF，这是安徽省制造的第一辆汽车。此外，武汉、广州、江西等地的汽车企业，也展开了跃进型产品的生产。由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的BJ轻型越野车，各项性能全面超越原型车嘎斯69，沈阳轿车制造厂参照该车，试制出辽宁4号CN轻型越野车。
年，天津客车厂生产的TJ轻型客车被一机部确定为“是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大众化交通工具，应迅速发展。”河北红星汽车厂、成都沙河汽车厂、北京丰台汽车修理厂等曾仿制该车。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用天津TJ参与接送代表团。
年，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借鉴丰田第二代Dyna轻卡设计生产的BJ轻型载重汽车，在长沙、长春、郑州、上海、成都、天津、河北、广州等47个轻型汽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参加的汽车经验交流会上，受到了一机部汽车局的肯定，并要求全国2吨级轻型载货汽车统一按北京BJ的设计图纸进行生产。
红旗、上海衍生车型
说到国产轿车，我们从上期内容了解到，起初我们采用进口方式，曾引进了美国车与东欧国家汽车，后来一汽开始逆向研发生产了中国第一辆轿车“东风”。紧接着，一汽一鼓作气提出生产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的方案，很快代号CA72-1E的首辆红旗轿车诞生了。从此中国开启了自主生产轿车的篇章。
接下来的10年（年-年），中国自主生产轿车的厂家可以说只有两家一个是“上海牌”，另一个则是代表了国家面貌的红旗汽车。年红旗首款量产车CA72问世，之后又经历了几次改款，到了年迎来了换代车型——CA，这款车拥有更纯粹的中国元素设计，尺寸也更大，非常符合祖国的大气风范。
新车的诞生立刻成为了国家级别独一无二的指定用车。然而在60年代末期，红旗又根据CA推出了三款衍生车型，其中代号CA的车型是根据国家要求所生产的防弹车，剩下的CA和CA两款车则是根据使用级别，修改或减少了车辆部分配置，不过这些都是根据CA所改变的成果，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新车。
在经历了政治运动之后，红旗的发展受到了影响，不过一汽并没有放弃发展，年开展了研发下代车型的工作。开始之前，他们制定了新车目标“必须要达到世界先进汽车水平”。果不其然，由CA设计师贾延良带领的团队，在2年时间里生产了四辆试制车，代号CA的新款红旗轿车完全脱离了上代车型的影子。
相比CA系列，新一代的CA变得更加扁平，不再使用圆形大灯，棱角分明，前后风挡与侧玻璃面积更大，内饰材料全面更换，更重要的是采用了四速自动变速箱（CA为二速自动），承载式车身结构配合四轮独立悬架，配备转向助力等。无论是外观设计还是配置功能CA都与CA存有很大区别。不过，经过层层审查之后认为，CA硬朗的外观丢失了原本具有的严肃感，车身刚性不足导致安全性下降等一系列问题，最后这款车没有被一汽认可。
未被认可的新车导致红旗陷入了尴尬时期，转年间到了年，伟大的毛泽东主席逝世，一汽接到了中央下达的指令，需制造一辆运输主席灵柩的灵车。几个月后，根据红旗CA所打造出了加长版灵车，车辆具有制冷恒温功能，用于运输毛泽东遗体至新建成的毛主席纪念堂。在这之后的年，红旗继续改进换代后的CA，但由于各种原因以至于没能被重视，最终CA未能投产。在70年后期，红旗开始走向下坡路。
上海牌汽车作为当时全中国第二个轿车生产品牌要比红旗更加平易近人，因为它不像红旗那样只提供高级别国家领导人乘坐，曾经那些乘坐东欧国家汽车的低级别领导干部，在上海汽车恢复生产后（年）车辆全面更新。虽然起初仍属于政府用车，但老百姓们见的更多，接触的也多，自然而然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依旧是以服务国家为目的的上海汽车，在60年代中期基于上海SH打造了敞篷款式的检阅车型，但是，配置更高内饰更豪华的上海SH敞篷检阅车，就在即将投入生产时，恰好赶上文化大革命爆发，因此该车直到年总共才生产了10余辆，之后便夭折了，非常可惜。
然而就在红旗防弹车CA诞生之后，上海汽车制造厂为此车代工生产的同时，他们也运用了红旗防弹车的技术，打造了代号SH的上海牌防弹轿车，车身使用的防弹钢板全部经过严格测试，保证车辆每一处都能禁得住机枪的攻击，如此强悍的防弹设计，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几乎无所畏惧，因为在民间社会中没有什么武器可以对它造成伤害。以至于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中国访问时，上海牌轿车与红旗汽车共同完成了国事接待任务。
到了年，上海汽车决定将SH轿车进行升级改造，对，那时候还谈不上换代这个概念，改款后的车型被命名为SHA，重新设计后的新车更符合中国人审美，外观变得更严肃、庄重。与此同时，上海汽车制造厂似乎看到了国家和社会对他们的认可，当时还着手打造了一款旗舰型轿车，类似红旗CA，但这款上海牌高级轿车仅仅试制了若干辆便停止研发了。
随着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有很小一部分人开始富有起来，就在这个时代转变的时期，大家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满了期待，而汽车正是触手可及新时代产物。很多人拿着现金找到上海汽车制造厂要求购买一辆SHA轿车。在70年代中期，尽管上海汽车制造厂已经具备年产量余台的势力，但面对全国市场，包括国家和个人，这个数量无法满足大家的需求。
上海牌汽车就这样开始走进了中国百姓的家庭，但在当时先不说拥有，如果结婚时能动用关系借到一辆作为婚车，那简直比现在开辆劳斯莱斯还有面子。对于全国想要购买上海牌轿车的消费者，无一例外只能前往上海工厂进行购买。举个例子，如果北京人民的话，买车的往返时间几乎需要一周，这种购车心情是我们不曾感受的那种喜悦。
截止到年，上海牌小轿车生产量已将近两万辆，它是真正走进中国百姓生活的首款国产轿车，是民族汽车产业的骄傲。接下来，中国汽车市场正式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进口车合资车开始在中国大陆蔓延。
中日建交促进我国汽车工业引进先进技术
上世纪60年代，在街头能见到的国产车型种类有限，进口车以东欧车型为主。日系车真正进入中国市场还要从年说起，当时一位参观者在广交会上一次订购了10辆丰田皇冠轿车用于商务接待专车。据悉，年丰田向中国出口了60辆皇冠轿车，这批车被用于国宾接待用车使用。神秘顾客一次订购10辆皇冠，这一举动对日后日系车进入中国市场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年9月，以加藤副社长为团长的丰田汽车代表团率先访华，丰田方面随后便发出邀请函，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许可证，促成了中国汽车考察团访日，这也被视为丰田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日系车进入中国市场在年迎来了曙光，年9月25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到访中国，在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四次会谈后，中日双方于9月29日在北京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中日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中日建交后不久，中国汽车工业总局12人的考察团访问日本，进行对丰田公司长达一个半月的考察。期间，时任丰田社长的丰田英二向胡亮提出将Dyna轻型货车引入到中国生产的方案。虽然最终因各种因素的制约，该方案没能实现，但丰田英二以此次考察活动为契机，就中日双方就整车进口和面向中国汽车市场的新车型开放等话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虽然中国引进生产轻型货车的计划泡汤了，但在70年代后期已有一定数量的日系车通过不同渠道经港澳地区流入到国内市场，也是从那时起，以丰田和日产为主的日系车在国内积累了一定的口碑，那时一条“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丰田广告语更是深入人心。年6月，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刘守华和副厂长李刚带队考察日本，正式拉开了中国学习日本造车模式的篇章。一汽20人的考察团在丰田公司考察时间为一个半月，对丰田的汽车生产线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学习，考察结束后还向丰田提出对一汽制造厂进行工厂技术验证的请求。
随着日方对中方技术考察的不断开放，丰田也在持续推进其车型在中国引入生产的想法。同样是在年，丰田公司与北京汽车工业公司进行磋商，丰田希望以CKD形式生产Corona轿车，中日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后便签订了合资协议，然而因当时中国外汇储备不足，最终Corona轿车项目未能获批。除了丰田之外，日产也在中日建交后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年11月，日产向中国市场出口第三代Cedric（公爵）轿车，开启了日产进入中国市场的大门，此后多款日产车型相继出口到中国。
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日本政府邀请抵达东京，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访日期间，邓小平参观了松下电器、新日铁和日产汽车三家日本企业的工厂，在参观日产座间工厂后，邓小平说：“来到这里，我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近代化。感谢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产业界对我们的协助。”访日后的两个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项决策对于促进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和与海外企业技术合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与中美建交：提出合资经营概念
随着中日建交后大量日本汽车被出口到中国市场，美国车企望着中国这片广阔的市场也跃跃欲试准备大展拳脚……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于年访华，新中国成立后中美隔绝的局面终于被打破了。年1月1日中美建交后，福特率先向中国出口了辆F系列卡车，这是自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汽车第一次正式进入中国销售。
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汽车工业迅速与世界接轨的进程，当看到了海外车企许多新技术后，中国车企也清醒的认识到了自身与海外汽车大国间的差距。向中国进口整车的同时，引入海外先进技术才是解决自身发展的重中之重。以一汽为主的中国汽车生产企业开始寻求与海外车企的技术合作，随着多次专家团赴海外车企考察和大量进口汽车零部件，我国车企与海外车企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众多中国汽车生产企业中，北京汽车制造厂率先迈出了技术合作的脚步。
然而北汽寻求技术合作的道路可谓坎坷不断，面对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在完成了支援对越自卫反击战任务后的北京汽车制造厂显然还有些手足无措，为了快速更新自家产品，北汽四处寻求合作伙伴。在著名企业家沈坚白的引荐下，北汽与当时的美国AMC汽车公司建立了联系，两家车企在多次会晤后逐渐加深了了解，最终北汽向AMC表达了合作意向。
然而美国AMC汽车公司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在70年代两度经历石油危机后，日系小排量经济型轿车逐渐受到美国消费者的追捧，原先美国人眼中无比高傲的大排量轿车面临无人问津的窘境，急剧萎缩的市场让多家美国车企措手不及，AMC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营状况也出现了严重问题。在与北汽洽谈合资事宜之前，AMC就已出现了连续14个季度的亏损，与北汽合资成败与否可以说直接决定了AMC公司未来的命运……
年初，在“媒人”沈坚白先生的牵线搭桥下，北汽和AMC两家公司走到了谈判桌前，开始了马拉松式的合资谈判。由于中美两家车企都存在对合资项目经验不足的情况，双方谈判过程中很多问题都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以至于这场合资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4年之久。这四年间AMC公司的谈判代表共到访中国18次，北汽代表3次前往美国推进谈判事宜，为了促成谈判，中方共向各级领导汇报近次，期间双方几次处于谈崩了的危险边缘。
不断的拉锯战导致美方的耐心即将被消磨殆尽，北汽最后终于下定决心成立合资企业。年，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汽车公司组建了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BJC），这也是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家合资企业，其他未参与合资的部分仍为原先的北京汽车制造厂（BAW）。
结语：在-的十年间，我国汽车工业继续以制造载重汽车为主，一方面满足战备需求，另一方面也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一时期，地方上出现了第二次造车热潮，一时间涌现出众多以仿制国产车型为主的民族汽车品牌，但大多难以形成规模。随着中日、中美建交，国外的先进造车技术及车型被引入国内，年改革开放更是让“合资经营”成为可能。后续发展，敬请 [汽车之家中国品牌历史]中国汽车工业70年变革，故事继续，这一期我们将要讲述年-年的那段历史。在这十年里，曾经举国骄傲的红旗被勒令停产，日后不可一世的上海大众则刚刚开始自己的旅程，那些被称作“蝗虫”的“面的”正在悄然占据中国的大街小巷……
正式开始前，先允许我进行一点点倒序：年，安徽凤阳县遭遇旱灾，眼看生活难以为继，当年11月24日夜晚，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一份“生死状”上按下手印，约定如果带头人坐牢杀头，其他人要将带头人的子女抚养到18岁。签署“生死状”的原因是他们要做的事——包产到户（大包干），还处于当时的政治“禁区”。一年后，小岗村的粮食产量超过过去五年的总和，人均收入则达到上一年的20倍。大包干非但没有遭到禁止，反而受到中央的鼓励，“生死状”上的18位农民无一坐牢杀头，他们无意间见证了一段激荡岁月的开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这个词可以拆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小岗村那份带着悲壮色彩的“生死状”无疑属于对内改革的部分，而这一时期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则更多地在演绎着对外开放的那部分。上一期的结尾我们已经提到了北京汽车与美国汽车公司（AMC）的合作，下面我们就从这里接着聊。
走进合资时代
北汽和AMC合作成立的北京吉普是中国第一家合资车企，但第一并不是那么好当的，当时的谈判过程可谓旷日持久。不管是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中方，还是已经践行市场经济多年的美方，合资都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无章可循，无典可考，因此在谈判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和分歧，几次陷入僵局。
经过4年的漫长拉锯，合作协议终于敲定，年5月5日，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AMC）在人民大会堂签署协议，成立北京吉普公司。北汽以厂房、设备和资金入股，持股68.65%，而AMC则以技术、知识产权和资金入股，持股31.35%。
北京吉普谈判过程之所以漫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生产车型的选择上。本来北汽引进技术的初衷是借助国外先进技术研发第二代军用吉普车，因此当时要引进的车型是和北汽吉普车定位更接近的CJ系列（CivilianJeep，牧马人前身）。然而在北京吉普成立之后这个方案却被放弃，至于原因，一是因为CJ面临换代，新车型（即后来的牧马人）又还未开发出来；另外还因为美军已经研制出更宽大更多功能的悍马军车（Humvee），中国军方对下一代军车的设计方向还没有确定。
北京吉普最终引进的是代号XJ的第二代切诺基，这是一款刚投产的新车，同时也是一部新概念车——它采用承载式车身，相对于传统越野车有着更好的公路性能和经济性，因此被普遍认为是史上第一台现代意义的SUV车型。不论是技术还是设计，第二代切诺基都是AMC一流的产品，可以说从产品角度来看，北京吉普的起点并不低。
合资经验和政策支持的缺少使得北京吉普走出的每一步都相当艰难，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却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合资时代。既然说是一个时代，那么自然不可能只有北汽在搞合资，实际上当时国内几乎所有车企都在试图通过合作来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其中就包括后来在国内举足轻重的上海大众（现上汽大众）。
即便不考虑上汽大众后来在国内车企中的地位，也还是必须要说说上海大众的故事，因为它同样是国内合资车企的开创者。早在年，上海就提出引进轿车装配线来改造上海轿车厂，只不过当时谁也没预料到日后中国市场对轿车的需求会如此旺盛，因此计划中从这条生产线上开下来的汽车大部分是要进行出口创汇的。
一机部和国务院很快批准了上海的申请，接着就是到各国考察谈判，当时的考察对象包括通用汽车、标致、雪铁龙、丰田、日产等全球主要车企，但这些企业要么觉得中国市场前景不明，要么觉得中国配套基础太差，要么只愿提供过时淘汰的旧车型。独具慧眼，或者说敢于冒险的车企实在不多，德国大众是其中之一，当时大众在全球汽车业的地位尚属第二集团，正想打开亚洲市场，以期对抗风头正劲的日系品牌，于是接过了上海方面的橄榄枝。
北京吉普的合资谈判旷日持久，上海这边同样困难重重。前面说过，北京吉普的初衷是研制新军车，而上海方面要生产的轿车则是代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奢侈品，能不能合资生产轿车，在国内产生激烈的争论。申请层层上报，最后竟然送到了邓小平的办公桌上，年6月，邓小平做出批示：“轿车可以搞合资”，终于为轿车合资铺平了道路。
当时中德双方决定合资的产品是桑塔纳轿车（第二代帕萨特），这款车刚刚在年问世，是大众最新最高级的轿车产品。有点不合常识的是，上海大众的产品桑塔纳轿车下线时间竟然比公司成立时间还早：在签署协议之前，大众提出要先在上海以CKD形式组装一批桑塔纳轿车，这似乎有点考验中方的意思，不过上海汽车人在年利用上海牌汽车的老厂房成功完成了桑塔纳轿车的组装，显示出了自己的诚意和能力。
年10月10日，有“中国汽车工业之父”之称的中汽公司董事长饶斌和德国大众汽车董事长哈恩博士在人民大会堂签署协议，成立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2.55亿元人民币，其中德国大众持股50%，上海汽车拖拉机联营公司（后来的上汽）持股25%，中汽公司持股10%，中国银行下属投资公司持股15%（后来中方股份全部被上汽集团收购）。
上海大众中外双方各占50%的持股比例成为了后来中国合资车企的范本。此外，年通过，年发布实施条例的《合资法》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和条例都是以上海大众的谈判过程作为参照的，可以说上海大众的成立不仅推动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甚至也为中国法律体系建设提供了动力。
和北京吉普、上海大众同属首批合资车企的还有广州标致。广东省一直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但多年以来都是轻工业发达，重工业薄弱。据说当时有机械部领导来视察时曾经讲到：“广州这边满天星斗，就是没有月亮。”广州标致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
年3月15日，中法双方在广州签订协议，成立了广州标致公司。法国标致以技术转让和生产设备入股，占22%，同时广汽持股46%，其余股份则由金融机构持有，其中中信公司占20%，国际金融公司占8%，巴黎国际银行占4%。
改革开放初期，轿车还属于被严格管控的商品，于是广州标致决定“曲线救国”，先从皮卡搞起，因此率先引入并开始CKD生产的是标致的四门皮卡版本。不看货斗的话，这种车和一台轿车区别不大，内装、操控也和轿车无异，因此在轿车奇缺的时代，也受到了广东等地富裕起来的生意人的追捧。
年广州标致的产量是辆，到年提升到辆，并且已经开始实现盈利。在这期间，又从法国引进了标致，它是的继任车型，但这次不是皮卡了，而是8座旅行版的SW。到了年9月，三厢轿车SX也被引进国内。
由于当时国内轿车供应极少，因此标致上市后销售情况异常火爆，一车难求。关于标致的热销，甚至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话说有人因为买不到车，跑到广州标致，抄起一块砖头就砸坏了一台新车，然后对工作人员说：“这车卖不出去了吧？我买了！”
需要说明的是，广州标致直到年才拿到国家计委关于轿车二期工程的批准，也就是说此前的轿车都是边申请边生产的，不过也正是由于这种“抢黄灯”的行为，才让生产广州标致获得了跻身“三大三小”序列的机会。
微型车大军的到来
前面讲到的北京吉普、上海大众和广州标致是中国第一批合资车企，不难发现这三家的外方都是欧美品牌，并没有日系车企的影子，因此也有不少声音说日系品牌错过了中国最早的合资热潮。其实上世纪80年代初期日系车企也曾到中国进行合资考察，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达成合作。不过也不能因此就说日系车在当时的中国汽车工业中没有存在感，实际上80年代也有不少日本车型在中国生产，只不过表现形式不是合资，而是技术引进。
日本国土面积小，资源有限，在微型车制造方面独树一帜，而这种经济实用的小车很适合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年年初，天津汽车工业公司派团赴日本进行考察，很快就将目光锁定在了遍布日本街头的微型车身上。经过进一步接触，天津汽车决定与善造小车，并且愿意提供技术的大发汽车进行合作。
年3月，中日双方在人民大会堂签署技术转让协议，率先引进的是大发Hijet面包车。和合资车企一样，天津汽车计划先期进口散件进行CKD组装，然后逐步加大国产化率。天津汽车国产的新车型有自己的品牌，叫做华利，不过人们更熟悉的名字还是天津大发。
天津大发经济省油，车身小巧，很适合在老城、胡同中穿梭，别看尺寸不大，但却可以乘坐7人，实用性极佳，因此一经面世就成为了国内出租车市场的宠儿。由于大部分车型都成为了出租车，因此这种微面在国内又有一个又时髦又土气的称呼——“面的”，即“面包车的士”。
当时遍布中国大街小巷的“面的”绝大多数都是黄色涂装，因此也被市民们称为“蝗(黄)虫”。“蝗虫”遍布大街小巷，数量极大，而生产厂家远非天津汽车一家。实际上当时引进日系微面的企业还有很多，其中就包括重庆的长安机器制造厂（后来的长安汽车）。
长安早在80年代初期就从广州购买了两台铃木轻卡进行仿制，但仿制过程中在发动机、仪表等关键部件遇到难题，于是决定直接从日本铃木引进产品和技术。年3月，长安与铃木签订合作协议，引进铃木CarryST90系列三款车型。同年11月，长安CS微型货车下线，两年之后长安CS微型客车问世。
同样引进铃木Carry技术的还有哈飞汽车，当时它生产的松花江面包车同样是红遍大江南北的“面的”。值得一提的是，哈飞引进技术是在80年代中期，比长安要晚几年，它的的原型车是第七代和第八代铃木Carry。
正当这些企业用引进的技术生产微面的时候，还有些企业选择使用更加简单粗暴的方法——直接“皮尺”日本车，然后自行生产，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如今的“神车”品牌五菱。年初，柳州拖拉机厂购入一台三菱L微型车，然后将这台车作为原型，拆散、测绘……年第一台五菱LZ微型货车试制成功，年LZ通过国家技术鉴定，年柳州拖拉机厂正式更名为柳州微型汽车厂，正式转型为一家车企。
一口气讲了四家制造微面的车企，其实这还没讲完，当年引进或仿制日本微型车的还有很多品牌，比如昌河、吉林等。80年代中国还没什么人能买得起私家车，即便是相对便宜的微面。这些车大多数都进入了出租车行业，此外由于将座椅放下或拆除座椅后能提供较大的拉货空间，所以也受到了很多个体经营者的青睐。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微面成为了无数中国人养家糊口的工具，不夸张地说，这些简陋的小车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讲完微面，还得再提一下天津汽车的另一款车——夏利。这款轿车也是当年和华利（天津大发）一样从大发汽车引进的车型，它的原型车是大发Charade。年，天津汽车先以CKD形式小规模生产了一批大发Charade，而后在年正式推出量产车型夏利TJ7。
夏利TJ7全长0mm，车重kg，“身材”非常袖珍，它搭载的1.0L三缸化油器发动机最大功率52马力。这种车的定位无疑是家用，然而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还是无力负担近10万元的车价，另一方面公务车使用者又看不上这种小车，因此夏利最初也和微面一样进入了出租车市场。至于夏利走进普通人的家庭，那就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进口车依旧是主力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逐渐放开了单位公车的限制（年以前县团级干部不能坐轿车），国内对轿车的需求呈现出井喷态势。当时尽管已经有了三家合资车企，两个品牌的合资轿车问世，但合资企业的产能非常有限，另外由于国产化率极低，售价也没有太多优势。此时轿车市场的主流力量，还是各种各样的进口车。
那时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汽车品牌都蜂拥来到中国，不过要说最有影响力的还是近水楼台的日系车。经过战后30余年的发展，日系品牌已经成为了全球汽车市场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家用车方面。当时进口到国内的日产阳光、蓝鸟这类的车型都属于经济家用轿车，但对于习惯了上海牌SH和北京BJ的中国人来说，有着时髦车身和精致内饰，用大把外汇换来的进口家轿已经算是绝对的高档车了。
80年代初刚进口到中国的阳光是代号B的那一代，当时它还叫达特桑阳光，采用前置后驱布局，生产周期为年-年。相对来说，蓝鸟要更先进些，年进入中国的蓝鸟是前一年才问世的新车型，这台车代号U11，采用了更轻更简单也更经济的前置前驱布局，这在当时的家用车中还算比较新潮的设计。
真正的高档车也有，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丰田皇冠和日产Cedric（公爵）了，奔驰毕竟离老百姓太远，当年很多国人都是通过皇冠和公爵了解什么叫高档车的。除了公务用车，它们也是高档出租车的代表，不过和满街乱窜的“面的”不同，这两种车大多出现在机场和高档酒店门前，是众多男孩们心中的梦想之车。后来冯巩和牛振华的小品《“面的”与“皇冠”》就讲述了这两种代表性出租车司机的故事。
和日系车一同进入中国市场的还有大量的苏联和东欧品牌车型，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外汇紧缺，于是通过以货易货的方式进口了大量苏联和东欧轿车。这些车尽管大多是仿自欧美的老旧车型，但在供不应求的中国市场上也得到了热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苏联的伏尔加、拉达，以及波兰的波罗乃兹。另外，像“吃鸡”游戏中的达契亚，捷克的斯柯达等车型在国内也有一定的保有量。
以上提到的是8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进口车型，实际上进口车远不止这些，像雪铁龙CX、福特天霸、沃尔沃等欧美车型也曾进入国内，成为很多人记忆中的一部分，只不过保有量和影响力都不如前面那些车型。
说进口车的时候还不得不提一下走私车，当年国家对进口汽车的数量有着严格的管控，而且关税很高，为了获取暴利，很多人开始铤而走险。当时汽车走私活动猖獗，走私手法包括克隆汽车、转卖“汽车进口许可证”以及切割走私等多种手段。年海南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汽车走私案，当时岛内汽车走私情况可以用疯狂来形容，一时间甚至买光了部分日系车企的现货库存。后来国家重拳治理，才遏制住了这种势头。
红旗车停产了
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进口车出现在中国人的身边，它们让我们知道了世界水平的汽车产品到底是什么模样。俗话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在见识了时尚精致的进口车之后，市场对曾经风光的国产轿车表现出了残酷的一面。
为了适应竞争，上汽对上海牌轿车进行现代化改进，在年推出了SHB。然而由于缺少技术积累和资金支持，这次的改变只是换装了塑料进气格栅和桑塔纳尾灯，并且提升了一些动力和喷涂工艺。显然这些改变对一台50年代末诞生的老车来说实在太微不足道了，苦苦支撑了几年之后，SHB在年正式停产，上海这个品牌也成为了历史。
与此同时，相对来说比上海牌更有实力和影响力的红旗牌轿车，日子过得反而比前者还要更惨淡一些。红旗诞生之后一直作为高级领导用车，但却屡次因为质量问题受到质疑。当年鼓励小岗村进行“大包干”的中共安徽省第一书记万里就曾遇到过一个尴尬事：车子走在路上突然抛锚，作为全省一把手的万里不得不坐公交车回去。后来为了不影响工作，只得换掉了红旗。
据说年丰田汽车的代表到一汽考察，说出了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50年代中国就造出了这样水平的高级轿车，当时丰田也造不出来；二是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红旗还是那个水平，一点也没变。年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提到红旗时，一位中央领导说：“红旗生产这么久了，质量还是上不去，这样的车还生产它干什么？”至于以后高级领导用什么车，领导表示“以后就进口吧。”
作为中国轿车工业曾经的代表和骄傲，红旗轿车的停产让一汽人心里非常难受，然而他们并没有放弃，为了让红旗复产，一汽一直坚持着新车型的研发工作。年，一汽以日产C为基础开发出了红旗CA及其加长版CA；年又以道奇为蓝本开发出红旗CAF，然而因为与外方合作谈判没有谈成，因此这两款车型没能成功引进。
后来红旗还在CA的基础上进行了现代化改进，研制了CAD三排座轿车。期间还在年接到任务，研制年35周年国庆阅兵上使用的阅兵车。新检阅车基于CA打造，内饰得到升级，并且按照要求安装了可活动的防弹敞篷。年10月1日，邓小平乘坐这台检阅车检阅了三军部队，然而这个插曲并没有让红旗得到转机，停产状态依旧继续。
在坚持研发的同时，一汽也在积极申请轿车生产的政策支持，有同样想法的还有二汽。80年代中期，国内展开了该不开发展轿车工业的大讨论，经过一汽、二汽等车企以及众多汽车从业者的争取，中央在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决定发展轿车工业，并决定轿车生产“主要依靠一汽、二汽、上海”，同时“北京、天津、广州也可以利用地方财力，在已引进的微型车和吉普车的基础上，适当生产一部分变形的轿车和民用吉普”，至此影响中国汽车工业多年的“三大三小”格局正式成形。
外国人还带来了什么？
尽管从各种渠道进口的轿车还占据着很大比重，但正如前面所说，80年代中国汽车工业最重要的是开启了合资时代。当时我们建立合资企业最主要的目的是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来发展自己的汽车工业，然而红旗停产，上海SH苦苦支撑，北京的BJ虽然以低价优势卖得不错，但计划中的第二代军车却始终没能出现，这么说我们的汽车工业反而倒退了？外国人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其实这些合资车企建立之初，国家就对国产化率有要求，目的就是带动中国汽车工业的整体发展。在这方面，上海大众的故事最值得一讲，话说上海大众桑塔纳最初和其他合资企业一样都是以CKD方式组装的，然而CKD搞了两年多，桑塔纳的国产化率才只有2.7%，车上只有车轮、收录机和天线是国产的。
国产化率如此低的原因是合资合同规定国产零件都要送到德国经过大众的技术认证，而当时国内的零部件厂根本达不到德方的技术要求。于是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是德国人在“卡脖子”，逼我们不得不进口他们的零件。进而出现了对中方管理层“大权旁落”、“洋买办”，甚至“丧权辱国”的批评。
上海大众的国产化率问题甚至惊动了中央，年时任国家经委常务副主任的朱镕基来到上海大众考察，当时的上海大众总经理王荣钧向朱镕基解释我们的零部件厂设备和工艺落后，跟德国差距起码30年，要想达到德国标准需要引进设备和技术，需要时间。通过实地考察，朱镕基了解了事情全貌，结束考察时，他说：“桑塔纳零部件的国产化，要坚持德国大众的标准，绝不搞‘瓜菜代’。桑塔纳的国产化要%合格，降低0.1%我们都不要。”（注：“瓜菜代”指三年困难时期使用“代食品”充饥的临时措施。）
为了提升国产化率，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共同体成立，上海大众从年开始对桑塔纳轿车加收额外的国产化基金，用这笔钱来解决共同体零部件厂引进技术、设备的资金问题。此外，德国大众还曾组织百余名退休专家到中国帮助解决技术和管理问题。
然而即便如此，国产零部件的提升过程也非常漫长痛苦。从前方向盘的测试指标只有六个，而上海大众对方向盘的测试指标竟有一百多个。面对前所未有的高标准，国内零部件厂边骂娘边攻坚，而当它们脱层皮一般终于得到大众的认可之后，其他车企就会纷纷上门订货，德国人的认可变成了高质量的代名词。
不夸张地说，上海大众的国产化过程，也带动了整个中国汽车零部件配套体系的提升。尽管整个80年代红旗、上海牌的表现都在“大踏步的后退”，但这却为日后中国品牌“大踏步的前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了解了这些，对于日后大众系在国内车市中呼风唤雨的大哥地位，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总结：
年-年，是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中国人首次从汹涌而来的国外汽车中认识到世界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也认识到了自己有多么不足。中国汽车工业正式进入了合资时代，同时中国汽车配套体系也逐步提升完善，这是这十年里最具意义的事情。
限于篇幅，这十年里还有很多没有讲到的故事：年，一位名叫赵志刚的退伍军人在石家庄创办工厂开始仿制BJ吉普车，这就是双环汽车的前身；年一位浙江台州人在家乡成立了北极花冰箱厂，这个人名叫李书福；年河北保定人魏德良创办了一家汽车改装厂，他有个侄子，名叫魏建军；年一汽红旗轿车厂迎来了一位名叫尹同跃的新工艺员；年，进入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攻读的硕士人中，有一位王传福。这些后来在中国车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在80年代还都默默无闻，他们的故事要留到下一个十年来讲了。（文汽车之家王勐；参考资料《车记》、《中国汽车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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