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川藏区是红军长征途经地域最广、聚集人数最多、停留时间最长、所处环境最艰险、最早建立少数民族革命政权的地区，红军在四川藏区期间，积极、妥善处理与藏区广大群众、上层人士的关系，汉藏民族交往进一步加强；积极帮助藏区群众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民族自治政权，努力建构民族平等的新型政治关系；四川藏区人民群众给予红军巨大的支援和帮助，对保存红军势力、支援红军北上作出了巨大贡献。长征进一步加强了四川藏区汉藏民族的密切交往，深化了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对四川藏区社会的政治、社会、血缘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年10月，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开始了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年4月至年9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进入今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康定、雅江、得荣、巴塘、白玉、稻城、乡城、理塘、新龙、色达15个县及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茂县、理县、小金、金川、马尔康、黑水、松潘、红原、若尔盖、壤塘、阿坝等12个县，在四川藏区活动时间长达18个月。四川藏区是红军长征途经地域最广、聚集人数最多、停留时间最长、所处环境最艰险、最早建立少数民族革命政权的地区，在整个红军长征史上实属罕见。红军在四川藏区期间，汉藏两民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发展，红军积极、妥善处理与藏区广大群众、上层人士的关系，帮助藏区群众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民族自治政权，四川藏区各族人民用牦牛、青稞倾力支援红军，不少有志青年还跟着红军北上投身革命洪流，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值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本文拟就红军在四川藏区期间的汉藏民族关系情况进行梳理，并对四川藏区的政治、社会、血缘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红军长征时期汉藏关系的深化发展
年4月至年9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经过四川藏区，足迹几乎遍布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全境，红军与四川藏区所处的主体民族藏族之间的交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一方面，大量红军入藏，打破了四川藏区相对封闭的状态，对传统的汉藏民族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四川藏区长久以来形成的政治格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差异，使得红军开始与藏区群众交往的时候并不顺利，甚至有不少出现矛盾、摩擦、冲突的时候，加之红军在粮食给养困难的条件下需要大量征收老百姓粮食，更容易引起民族之间的误解、嫌隙甚至敌视，增加了红军与当地群众之间交往的难度。另一方面，伴随着红军积极、妥善地处理好与当地藏族群众及藏区土司、头人、活佛等上层人士的关系，并且在有条件的地区帮助藏族群众建立民族自治政权，在唤醒了广大的群众积极支援红军和参加革命的同时，还得到了四川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援，汉藏民族感情进一步加深，汉藏民族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一）红军积极、妥善处理与藏区广大群众、上层人士的关系，汉藏民族交往进一步加强。
一是红军积极争取广大藏族群众的支持。藏族是四川藏区的主体民族，汉藏关系的和谐与否是事关红军生存、发展的重要问题。红军与藏族群众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动态过程。由于国民党政府和部分土司头人、少数宗教上层人士对红军污名化的宣传，红军到达藏区各地时，往往早被贴上了“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灭族灭教”等不实标签，不明真相的藏区群众对红军充满了恐惧、怀疑和戒备，他们基本都是埋藏好粮食、逃避至深山老林，甚至在部分地区，还出现不明真相的藏族群众偷袭零星红军的情况。为了消除群众对红军的误解、争取老百姓对红军的支持，红军通过发布安民布告、散发传单、张贴或錾刻标语、召开群众会议、通过“通司”（翻译）做工作等方式大量宣传红军的政策，使藏区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有所了解。伴随着红军持续、深入地开展工作，在红军长时间驻扎、休整的甘孜州炉霍、阿坝州金川等地，藏区老百姓对红军的态度慢慢由极端害怕，逐步转变为偷偷观望、逐渐接触、真心接纳、倾力帮助。逃避山林的群众逐渐回归家园，他们有的主动协助红军对藏族老百姓宣传党的政策，帮助做群众工作；有的主动给红军腾房挪屋、站岗放哨；有的帮助红军护送伤病员，组织群众、安置红军伤病员；有的还自发组织运粮队，帮助红军筹集、运送粮食、物资，如在阿坝州黑水瓦布梁子，“参加运粮队的藏民均表现积极热心，不辞劳苦，不要报酬，自带‘糌粑’路上打尖！甚至有全家都来为红军运粮者。”[1]通过不懈努力、艰苦工作，藏区群众亲眼看到红军和蔼可亲、爱护少数民族，公买公卖，红军逐渐赢得藏族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之所以群众发生这样的转变，究其原因大概如下：
其一，是红军积极做好驻地群众工作。年5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向各军团政委、政治部发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针对如何开展少数民族群众工作做出了具体、详尽的要求。训令要求全体战士“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地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必须进行深入的关于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并依据这个发布切合于某个少数民族的具体的宣传品、布告、传单、图画、标语等”。[2]红军部队到达宿营地后，会根据村寨大小、居住民族习惯、群众情况、驻军时间长短等因素，由宣传人员及党员干部，在群众中展开当地群众生活、民俗、宗教、民族心理等调查研究，并开展宣传党和红军少数民族政策的各项宣讲工作，红军还常常帮助群众劳动，与群众一起生活。[3]在红军停留较长的地区，如今阿坝藏族自治州所辖的茂汶、雁门、威州、杂谷脑、马尔康、金川，今甘孜州道孚、炉霍、甘孜等地，红军常常深入农村、学校进行文艺表演，亲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4]经过红军细致、深入地开展群众工作，不少群众开始转变观念，认为红军不同于过去的汉人，是讲民族平等团结，对藏人和蔼可亲的汉人，是“加沙巴”(新汉人)[5]，是“菩萨兵”[6]。
其二，与红军严格遵守纪律分不开。红军在四川藏区期间，在部队中普遍开展了有关少数民族的政策教育，要求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和喇嘛寺以及经书神像，严格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尊重喇嘛信教自由[7]。对于红军最重要的征粮工作，年6月25日中央红军总政治部颁布的《关于收集粮食事的通知》、年7月3日又颁布了《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对征粮工作做出要求，明确了“在收买粮食时，必须很好的向群众做宣传，使群众自愿将自己所有的粮食拿一部分出来卖给红军”、“不应强迫购买”、“必须一律给足代价”等硬性规定。[8]年，红二方面军由云南进入今四川藏区时，贺龙同志在稻城县发布公告，表明“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希望“番民群众以及喇嘛僧侣其各安居乐道，勿得惊惶逃散”[9]。应该说，在红军驻扎时间较长的地区，红军大多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并且对于不遵守纪律的战士给予严惩，毛泽东的妻弟贺敏仁在今阿坝州毛尔盖时就因为进入喇嘛庙拿走了寺院的银元，违反了纪律被枪毙了。对于妻弟的死，毛泽东只说了一句：“红军就应该有铁的纪律，我们应该用红军铁的纪律来要求自己的亲人！”[10]年担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在年出版的《康藏史地大纲》中曾较为客观地评价红军在藏区的政策，他写道“往时红军所至，人多闻风避走。兹入康后，风趣与传闻者大异。所至保护寺院，尊重习俗，爱惜人命，避免磨擦。”[11]年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在其培训西康干部的《建设新西康十讲》中也采纳了任乃强对红军的评价。[12]正是因为红军纪律严明，爱护少数民族，尊重当地群众，慢慢地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红军途经四川藏区部分地区的时候，由于过境时间短，在当地老百姓逃避于深山老林，红军没有时间做动员工作，也没有机会当面支付老百姓报酬的情况下，红军通过在地里、家里留借条、留钱、竖木牌的方式拿走了老百姓许多粮食、牦牛，收割了群众的麦子。特别是年7月至8月，红二、四方面军过草地时，严重缺粮，许多冻、累、饥、疲的红军战士为生存，违反了纪律，私自宰杀了老百姓不少牦牛。[13]在红军战士各种回忆的原始记录里有不少相关记载。对此，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也多次谈及，并高度赞扬了藏区群众对红军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曾对天宝同志说：“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牦牛革命’”，并认为在中国革命的危及关头，是藏区的群众帮助了红军，请天宝回去代他向藏区的群众表示问候和感激，并明确“待到全国富裕起来后，我们是一定要去向他们还债的”[14]。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同志在欢迎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也对红军长征在藏区的事情进行了客观地评价，他指出“红军北上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那时饿慌了，没有办法”，并称赞西南少数民族“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15]
二是红军妥善处理与藏区上层人士关系。早在红军进入四川藏区之前，红军就已经针对其他少数民族区域的情况，提出要积极争取当地上层人士以支持红军。如红军经过广西时，红军明确提出“我们苏维埃红军不拒绝而且欢迎同瑶民的上层代表发生亲密关系，同他们订立各种政治的与军事的联盟，经过他们去接近广大的瑶民群众，去推动广大的瑶民群众，进入革命斗争的阵线”[16]。进入四川藏区以后，红军针对四川藏区特殊的民族宗教、政治格局情况，又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民族统战政策，进一步提出“在民族运动上有革命意义的土司、头人、喇嘛，我们仍然不放弃与之联合或使之中立”、“政治机关应当注意收容投诚土司、通司及一切活动分子等，委以相当名义。这些人在号召群众方面，常能起很大作用。”[17]红军通过与藏区土司、头人、宗教界人士建立友好关系、达成协议、结成联盟等方式，积极争取、努力团结藏区上层人士，获得他们的支持，为红军在四川藏区的休整、北上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方面，红军积极与藏区爱国宗教人士结成统一战线。红军进驻四川藏区后，严格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团结藏区宗教界爱国人士。为切实保护喇嘛和喇嘛寺，红军及各级博巴政府颁布了许多保护寺庙和喇嘛的告示，还专门颁布《关于喇嘛和喇嘛寺暂行条例》，规定“信教自由”、“喇嘛寺土地不没收，可以出租”、“保护喇嘛和喇嘛寺以及经书佛像”。[18]红军的政策，逐渐得到了爱国宗教人士的理解、支持，他们积极、主动地愿意帮助红军。年3月下旬，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进驻炉霍时，康北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寺院寿灵寺总管家相子·益西多吉被红军尊重宗教的行为所感动，主动与红军合作，协助宣传红军政策、动员逃离人员回来。3月29日，红军进驻炉霍朱倭时，觉日寺的扎日活佛亲自骑马到朱倭迎接。在相子·益西多吉和扎日活佛的影响下，炉霍的泽仁贡布、曲吾太、罗绒多吉、罗绒泽翁、洛泽仁等宗教、上层人士也与红军真诚合作。[19]年4月12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与甘孜寺仲萨活佛、白利寺格达活佛签订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甘孜喇嘛寺、白利喇嘛寺互助条约》(简称《互助条约》)，明确了要在甘孜建立博巴人民共和国、召开康藏番民代表大会、保护喇嘛寺、喇嘛寺负责供给红军粮食和一部分物质资材、号召未回来的人民回来安居乐业等事宜[20]。年5月，红二军团经过巴塘时，对于阻击过红军前进的兵巴寺、仁波寺，红军晓明大义、不咎既往，宽大为怀，积极与仁波寺的阿帮活佛交朋友，解除其顾虑，协助红军通过巴塘县境。[21]
另一方面，红军通过谈判、宣传教育等方式与藏区土司、头人、宗教上层建立友好关系。年6月，红四方面军向四川藏区阿坝黑水地区挺进时，派政治部副主任曾传六与黑水大头人苏永和谈判，顺利借道过境阿坝黑水。年4月中旬，甘孜德格土司调集辖区五县的余名士兵，由军事涅巴夏克刀登率领，在甘孜西部绒巴岔驻防抵抗红军，红二五六团俘获带兵官夏克刀登和邓柯林葱土司大头人雀多吉登。夏克刀登被俘后，红军对其进行抗日反蒋宣传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教育，并通过他说服德格土司与红军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甘孜绒巴岔为界和平共处。年5月，红军俘获了企图煽动、利用当地土司、头人、寺庙上层武装力量，阻击、消灭红军的“西康宣慰使”诺那，对其进行耐心地教育，并派医护人员对因年老生病的他精心治疗，经救治无效圆寂后，红军延请僧人按宗教仪轨诵经火化，并同意其弟子护送骨灰回内地葬于庐山。红军在四川藏区艰苦细致的统战工作，为红军顺利通过四川藏区、继续北上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红军积极帮助藏区群众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民族自治政权，努力建构民族平等的新型政治关系。
红军长征时期，四川藏区各族人民在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双重残酷压迫剥削下，受尽了深重苦难。为了更好地发动藏区广大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红军积极帮助藏族人民建立自己的民族自治革命政府，反对民族之间的歧视和压迫。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阿坝州小金县）会师后，发布《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要在藏区准备开展的各项工作，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号召“康藏民族自决建立人民政府”。[22]年11月18日，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在绥靖（今阿坝州金川县）建立，克基（藏族）担任主席，杨海山（藏族）、孟兴发（藏族）、马显文（回族）担任副主席。格勒得沙共和国以绥靖为中心，包括今甘孜州丹巴县，阿坝州小金、金川、马尔康以及壤塘、阿坝等县的部分地区。下设绥靖、崇化、丹巴、懋功、绰斯甲、阿坝6个县级革命政府。[23]
年5月1日，在甘孜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政权。同日，举行了“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博巴第一次代表会宣言、政府组织纲领等。除甘孜州10多个县的余名代表参加此次会议外，还有同普（今西藏昌都江达县）和大金（今阿坝金川）等县的代表。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隶属中央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下辖道孚、泰宁、炉霍、甘孜、瞻化（新龙）、雅江几个县级博巴政府。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下辖县级苏维埃政权8个、乡级苏维埃政权个、村级苏维埃政权20个，总计个。博巴政府建立后，大批红军干部被派到农牧区、集镇、部落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组织“百姓联合会”、“青年队”、“姊妹团”等群众组织开展工作。[24]博巴政府为红军筹备粮草物资，抢救、掩护、转移红军伤病员；成立自卫队帮助红军保卫根据地；举办各种培训班，大力培养藏族干部；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给红军当通事（翻译）、给红军带路等，为红四方面军在藏区的休整，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以及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物资粮草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四川藏区人民群众给予红军巨大的支援和帮助，对保存红军势力、支援红军北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红军在四川藏区要维持庞大的队伍生存，主要依赖于各级革命政权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帮助。对于人烟稀少、物产不丰、气候恶劣的四川藏区，数万红军的筹粮工作及后勤补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广大藏族同胞在自身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仍然竭尽所能地支援红军，他们节衣缩食、忍饥受寒，“节省一粒粮食一寸布，来帮助红军，鼓舞红军”[25]，与红军同甘苦、共患难，为红军保存主力、支援红军北上抗日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今阿坝藏区，红军在阿坝黑水瓦钵梁子、汶川县的宝子基和涂禹山等地设立收储粮食点，各地苏维埃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借粮、售粮、献粮支援红军，并组织人力、牲畜和运粮队将粮食运给供应区。在阿坝茂县，“每天有上千人从北川、土门为红军背、驮粮食”，在汶川、茂县两县3个多月期间，征集粮食多万斤；在黑水瓦钵梁子组织了余人的红军运粮队，为红军运粮食。[26]据初步统计，红军在今阿坝州红军筹粮万斤以上。在今甘孜藏区，除了老百姓积极支援红军外，一些土司头人和喇嘛寺也支援红军大批粮食，如甘孜孔萨土司德钦汪姆家将家里9万公斤粮食全部支援了红军。据现存于四川省博物馆内的甘孜寺支援红军粮食登记簿记载，甘孜寺及其下属的7座寺庙共交给红军经理部青稞斗、豌豆斗，共计10万公斤。[27]甘孜白利寺支援红军青稞3万多斤，豌豆0多斤。[28]据不完全统计，甘孜白利寺、甘孜寺、巴塘亚日贡寺、仁波寺、竹瓦寺、白玉呷拖寺、新龙益西寺、俄日寺等，共捐送红军粮食达14.8万公斤。红二军团经过甘孜得荣时，龙绒寺堪布支援红军7.5万公斤，并派喇嘛在群众中购粮2.3万公斤。[29]
红军在四川藏区部分地区筹粮、征粮统计表
征粮地点
筹粮、征粮数
资料来源
阿
坝
地
区
汶川、茂县
万斤
《阿坝州志·粮油志》
黑水
万斤
《阿坝州志·粮油志》
芦花
60万斤
《红军长征在四川》
绥靖、崇化
0千石
《红军长征在四川》
马尔康、卓克基、草登、达维
50万斤
《阿坝州志·粮油志》
甘
孜
地
区
丹巴
50万斤
《红军长征在四川》
道孚
余万斤
《尘封的往事——红军长征在道孚》[30]
炉霍
40余万斤
《炉霍县志》
甘孜
万斤
《甘孜县志》[31]
瞻化
4万余斤
《红军在新龙》[32]
得荣
19.6万斤
《甘孜州志·粮油志》
同时，四川藏区人民群众还积极承担了为红军当通司、向导，修路、架溜索、索桥，抬运、护理伤病员，熬制土盐等工作，确保红军在藏区的生活及顺利进军。为了帮助红军战胜困难，各革命政权发动群众为红军缝衣服、做袜套、打草鞋、缝子弹带、捻毛线、织毛袜、做皮衣、熬茶膏、磨糌粑，开展各种拥军活动。金川和康北藏族妇女曾开展迎亲人活动，教红军指战员们捻毛线、织毛衣、做皮衣、熬茶膏、做肉干等，以解决衣着、食用等问题。[33]
二、红军长征对四川藏区产生的深远影响分析
红军长征进一步加强了四川藏区汉藏民族的密切交往，深化了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对四川藏区社会的政治、社会、血缘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红军在四川藏区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在四川藏区具备了雏形，为新中国成立后在藏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打下重要基础。
中共中央和红军政治领导机关在四川藏区制定和发布了包括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自决、建立少数民族人民革命政府、建立人民革命党、番人革命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加强民族团结、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等一系列重要的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理论在四川藏区具备了雏形。年5月1日，红军在甘孜县成立了我国藏区第一个地区级少数民族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早期实践，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经验和借鉴。邓小平同志新中国成立后主持西南局工作时对在西南实行民族自治提出指示，他指出应该首先在康东开展民族区域自治，因为在康东藏族同胞集中、历史上有工作基础。[34]正是有了红军长征时期在四川藏区的工作基础，同时遵循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年11月24日，全国第一个地区级的民族区域自治政府——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康定正式成立。
（二）红军长征中带动了一批藏族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后来成长为党的第一批少数民族干部，为藏族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红军长征经过四川藏区时，积极吸收和培养藏族青年加入红军，一大批藏族青年积极踊跃参加红军，协同红军作战。据天宝同志回忆，仅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巴底乡参加红军的就有人，他的家乡阿坝州马尔康县党坝乡参加红军的少先队员就有72人，红军在四川藏区有了第一批藏族战士[35]。年1月中旬，红军在丹巴县还组建红军藏民独立师，马骏（藏族）任师长，全师3个团，兵员最多时达余人，这是红军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藏族人民自己的革命军队。据不完全统计，年5月至年8月，在今阿坝州境遇内参加红军的人数达人以上，其中金川县有余人、茂县近人、理县人、汶川县人、小金县人、马尔康余人、松潘县近人、黑水县50人参加了红军。[36]红军还在甘孜、炉霍、金川等地举办藏族干部学校培养翻译、宣传、后勤和群众工作方面的少数民族干部，学员毕业后积极参加筹办给养、组织骑兵等工作。后来，参加红军的一些藏族青年跟随红军北上，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血与火的洗礼，逐步成长为党和国家优秀的民族干部。据初步统计，在红军长征经过四川藏区途中参加工农红军，后来锻炼成长为领导干部就有天宝、杨东生、扎喜旺徐、净多·孟特尔、沙纳、王寿才、胡宗林、索南等人。其中，天宝同志曾被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赞誉为“藏族革命的先驱者”。这些在长征中成长起来的藏族干部为后来西藏及其他藏区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或担任国家管理民族地区部门的领导职务，或直接在藏族地区担负着重要的领导工作，为藏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三)红军长征在四川藏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各级革命政府工作人员、幸存的留散红军为四川藏区的解放、建政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军北上后，虽然在四川藏区建立的各级人民革命政权遭到国民党、土司头人的无情扼杀，但是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却深深埋入了藏区人民心中。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四川藏区后，许多当年留散在四川藏区各地的红军、各级革命政府工作人员立即予以响应。年12月，长征时期给予红军巨大帮助的藏族爱国人士格达活佛、夏克刀登、邦达多吉派出柏志、汪甲、泽朗3位代表，从西康玉隆出发，经甘肃、陕西、河南等地辗转前往北京向毛泽东、朱德献旗致敬，并盼从速解放康、藏地区。[37]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藏区后，他们积极协助解放军宣讲中共政策，主动做藏族上层人士的动员及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以极高的革命热忱重新投入到四川藏区的解放和革命事业中来。年西康新中国成立后，格达活佛、夏克刀登等人又在西康藏族自治区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为全力维护康区稳定、支援十八军进藏解放西藏发挥了积极作用。[38]在今阿坝州，许多留散在各地的红军在阿坝州的解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抵黑水芦花界拉寨时，留散红军吴双九(藏名格新日基)与部队取得联系积极配合黑水的解放工作，留散红军陈康林除了自己为解放军当通司、向导，宣传群众外，还动员能说3种藏族方言的女儿为部队工作。[39]
参加红军的部分藏族干部简况[40]
姓名
籍贯
长征期间任职
新中国成立后任职
天宝
阿坝州
马尔康党坝乡
格勒得沙革命党中央党部青年部长、格勒得沙革命青年团中央团部长
曾任中顾委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等职
杨东生
阿坝州金川县
格勒得沙革命党周山区委书记，博巴革命政府巡视员
曾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
扎喜旺徐
甘孜州新龙县
第四方面军甘孜骑兵连连长
曾任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政法司司长、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等职
净多·孟特尔
阿坝州马尔康县阿底村
藏民游击大队队长、格勒得沙革命党中央党部部长等
曾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藏事组组长
沙纳
阿坝州马尔康县党坝乡尕兰村
党坝格勒得沙革命政府委员、党坝二乡苏维埃搜索队长
曾任西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甘孜藏族自治州州长、州委书记、藏民团团长
仁钦多吉
（王寿才）
甘孜州康定县
任道孚县扎坝莫洛宗寨博巴政府主席
曾任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中共四川省委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
胡宗林
理县薛城乡甲米寨
红三十三军政治部新兵大队传令兵
曾任西藏自治区民政厅厅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等职
（四）红军长征促进了汉藏民族间人口、血缘的进一步交融，对今天四川藏区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红军长期驻扎、休整的炉霍、金川等地区，红军提倡汉藏通婚，红军各级领导干部纷纷带头与当地群众进行通婚，汉藏民族间人口、血缘的融合进一步加强。如中共大金省委书记邵式平带头与当时担任翻译的藏族姑娘杨秀英结婚。[41]中共大金省省委宣传部部长、独立二师政委李中权与当地姑娘三郎切木初结了婚。红军给三郎切木初和其他4位藏族姑娘举行了集体婚礼。[42]格勒得沙中央政府藏族主席克基，与红军妇女独立团的汉族姑娘唐连长（潼南人）相互爱慕，结为夫妻。[43]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甘孜州委书记的沙纳同志，也与红军女战士张子清结为连理。[44]
红军离开四川藏区北上时，留下众多伤病红军，其中除一部分被博巴政府转送内地外，其余红军大多选择留在了四川藏区，被当地群众领养或由村集中供养。伴随着红军与群众感情的增进，红军与当地群众之间通婚也成为普遍情况，汉藏民族间人口与血缘的交融也进一步加强。红军与藏族亲人在恶劣的环境中，在广大群众掩护下、困苦地求生存[45]，他们同甘共苦、养儿育女，不仅磨炼了自己的革命意志，保持和发扬了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同时通过汉藏结合、血脉传承以及几代人持续的努力，孕育了一批至今还活跃在藏区各界的“团结族”。以甘孜州炉霍县为例，红军北上时，留炉红军达1人，其中一部分红军被转送内地，一部分被迫害致死外，余名红军与藏民结婚成家。据调查，到年解放初期时，留炉霍红军幸存者尚有人。[46]据笔者年在甘孜州炉霍县的调查，炉霍县全县有大概10%左右的人口均是红军后代，集中居住在虾拉沱和新都片区，据不完全统计，年红军后代在炉霍不同岗位担任副处级以上的干部就有10多位[47]。这些留在藏区的红军及其后代为今天四川藏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结语
民族关系的深化、发展，依赖于民族之间的深入接触和持续交往。对于文化形态特别、经济水平落后、社会发展缓慢的四川藏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接触、融合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尤其明显。四川藏区藏族与其他兄弟民族长期和谐共处，唇齿相依，相互交融，共同开发了这一片地区，创造了四川藏区社会发展的历史，红军长征在四川藏区过程中汉藏等民族共处交融、相互依存的历史即是其中宏伟的篇章。藏族群众对红军无私地支援、帮助，远远超过了局部的排斥与战争;同时，红军长征经过四川藏区过程中汉藏民族间形成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的和谐民族关系，对今天四川藏区民族间和谐共处、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贾拓夫:《布瓦梁子》［A］，刘统编:《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第页。
[2]《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A］，中央档案馆编:《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Z］，北京:学习出版社，年，第—页。
[3]中共炉霍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红军的光辉照炉霍》［C］，内部印刷，第30页。
[4]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在四川》［C］，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年，第页。
[5]扎喜旺徐：《从奴隶到红军》［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C］（8），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年，第26页。
[6]王寿才：《回忆波巴政府的日子》［A］，四川省道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组编辑：《道孚文史资料选辑》［C］第2辑，年，第32页。
[7]《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A］，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年，第页。
[8]《总政治部关于收集粮食事的通知》［A］，《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第页。《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A］，《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页。
[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布告》［A］，《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页。
[10]张民主编：《毛泽东家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年，第70页。
[11]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M］，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12]《建设新西康十讲》中，刘文辉评价：“红军入康以后，想以政治手腕，化导康人。所至保护寺院，尊重习俗，爱惜人命，避免摩擦。”见刘文辉：《建设西康新十讲》［A］，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Z］（下），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年，第页。
[13]中国阿坝州委党史研究室、阿坝州地方志办公室编:《阿坝州志之红军长征在阿坝》［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年，页。
[14]《难忘的记忆——老红军天宝谈长征与解放四土》［A］，载马尔康县地方志办公室主编：《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四土》［C］，成都：巴蜀书社，年，第页。
[15]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16]《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A］，《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页。
[17]《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政治部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年3月）［A］，《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页。
[18]《关于喇嘛和喇嘛寺暂行条例》［A］，《道孚文史资料选辑》［C］第2辑，第15页。
[19]炉霍县党史办征集:《红军进驻炉霍概况》［C］，内部资料。
[20]《格达活佛成了红军的挚友》［A］，周锡银编著：《为西藏和平解放而献身的格达活佛》［M］，北京：民族出版社，年，第62页。
[21]巴塘县党史办征集:《红军长征过巴塘的相关材料》［C］，内部资料，年。
[2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A］，《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页。
[23]《红军长征在四川》［C］，第页。
[24]刘瑞龙：《难忘的征程》［A］，《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C］（下册），人民出版社，年，第15页。
[25]《全国主力红军大会合（）》［A］，《民族问题文献汇编》［Z］，第页。
[26]《粮油志》［A］，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阿坝州志》［C］中册，民族出版社，年，第7—8页。
[27]孔萨益多：《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与孔萨土司家族》［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C］第46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页。
[28]邓珠拉姆等提供资料、来作中执笔：《为西藏和平解放献身的甘孜格达活佛》［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第页。
[29]《粮油志》［A］，甘孜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甘孜州志》［C］中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30]中共道孚县党委史研究室编:《尘封的往事——红军长征在道孚》［C］，年，内部刊印，第52页。
[31]其中，各寺庙、家庙为红军筹粮21.51万公斤，群众筹集粮食60万公斤，见《中国工农红军在甘孜》［A］，甘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甘孜县志》［C］，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年，第页。
[32]新龙县委党史办：《红军在新龙》［C］，年，内部资料。
[33]《红军长征在四川》，第页。
[3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页。
[35]天宝:《红军长征过藏区》［A］，载王长龙主编：《红军全记录——长征人话长征》（第8册）［C］，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年版，第页。
[36]《阿坝州之红军长征在阿坝》，第页。
[37]柏志：《代表格达活佛上北京》［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甘孜州文史资料》［C］第12辑，年，第59页。
[38]《夏克刀登》［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5辑，年，第页。
[39]中共阿坝州委党史研究室、阿坝州地方志办公室编:《阿坝州志之红军长征在阿坝》，第页。
[40]根据蓝宇翔、周锡银主编：《四川少数民族红军传》［C］（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版）和其他一些资料整理。
[41]王乾联、牟清:《女红军战士杨秀英的自述》［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C］第48辑红军长征在四川。
[42]《三郎切木切——藏族姑娘从军记》［A］，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妇女联合会编:《女红军在雪山草地》［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年，第页。
[43]《克基》［A］，金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金川县志》［C］，民族出版社，年，第页。
[44]《李富德——金川省委少共妇女部长》［A］，《女红军在雪山草地》［C］，第66页。
[45]据新龙县档案局藏民国26年5月30日档案记载：红军“离康时流落道炉瞻等县男女‘匪’共千余”，“皆散居乡间为康民雇用，因其能刻苦耐劳，康民多不肯报，故未查获。”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主任顾根未位党代渝电开》［A］，《红军在新龙》［C］，年，内部资料。
[46]炉霍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炉霍县志》［C］，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47]炉霍县寿灵寺寺管会主任李长友提供的数据，在此特表示感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年青年项目“近代四川藏区民族交流与社会发展研究”（13CZS）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何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民族与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载《中国藏学》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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