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香林，字元一，号乙堂，年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宁新镇水楼村。
罗香林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华侨史专家、民族学家及客家学的奠基人[3]，是近现代人文社会学术界的杰出人物，为梅州八贤之一[3-4]。
他首创族谱学，乃继甲骨学、敦煌学、简椟学之后，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其《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客家史料汇篇》等开创性著作，为客家研究之学奠定了基础。
夏，在兴宁县兴民中学毕业后，到上海就读承天英文学校。年夏，从上海政治大学考入北京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兼修社会人类学。先后师从王国维、梁启超、朱希祖、陈寅恪、顾颉刚及美国人韩廷敦等诸名儒治史学，毕生效法诸师之治学精神与态度，成绩斐然。在学期间被举为《清华周刊》总编辑。
年夏，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入研究院，专治唐史与百越源流问题，年春，兼读燕京大学研究院。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华南考察民间问题及客家源流，获第一手资料甚多。返京后，在清华、燕京两校上课。
年，接广州中山大学聘约，任校长室秘书，兼广东通志馆纂修。年春，改任中山大学副教授，兼学校《文史研究所月刊》编辑。年末，整理其历年来收集之客家史料，撰写和出版《客家研究导论》，后来，该书被日本人元刚译成日文出版。其后，又撰写《客家源流考》、《客家史料汇编》、《客家迁移及分布地图》，进一步探讨客家源流、转徙与具体分布诸问题。他是第一位系统研究客家问题的中国学者，被学术界誉为客家问题专家。
年，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同年九月兼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秋，他辞去中山大学各职，执教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兼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审核事宜。
年3月，他与朱希祖的女儿朱倓在南京结婚。9月，兼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
年返粤，任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兼任中山大学副教授，讲授史学，与馆中同仁创办《广州学报》季刊与《书林》半月刊。
罗香林在整理馆藏书籍时，发现林凤超著《坤甸历史》与《兰芳公司年册》，细读之余，始知罗芳伯在西婆罗洲所建大总制，实为共和国政体，而罗芳伯竟为梅县石扇人氏。罗香林认为，如此富有开拓精神又具有先进思想之客家人，实应撰专书志之，乃著《西婆罗洲罗芳伯所建共和国考》一书。这一大总制为共和国政体，始为世人所知。
抗战开始不久，日本侵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州告急，他乃日夜拣选馆藏善本与贵重图籍，舶运广西。甫抵苍梧，广州即告沦陷，旋雇船溯柳江，将图书运抵桂平存放，珍贵图籍幸免战火。此时中山大学各院系亦已搬迁至各后方地区。罗香林短期寄居在重庆岳父朱希祖家，并共同建议国民党当局设立国史馆，并拟定史馆诸条例。
春，罗香林赴重庆任国民党中央专门委员，筹划学术会议及开展经常性学术研究工作，完成《唐代文化史》出版。年末，回粤北乳源中大文学院授课。
年5月，于紫金县中坝的孙桂香家中，索阅《孙氏族谱》旧钞本，始知孙中山上世原居广东紫金（客家地区），以抗清事败，迁居增城，再迁香山，历世义不仕清，以耕读自励。据此，罗香林特撰《国父家世源流考》，此书深得孙中山先生哲嗣、前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之肯定，并为之作序。
年9月，中大由云南迁返粤北。罗香林曾率领文科研究所部分研究员，先抵桂林考察文物古迹，于桂林西山观音峰，发现唐高宗调露元年（）阿佛造像及其有关石刻。嗣后又在广州，将光孝寺内所见前代遗迹，如经典译述、高僧往来、铁塔、佛像以及现在仍然生长良好之柯勒树与菩提树结合起来，潜心研究。发现由海道传入两粤之佛教，无论其所演宗派及艺术发展，皆与西域传入者有其不同系统与独特地位，并由此而察知其与中印海上交通发达之关系。他特将研究成果写成《唐代之光孝寺及桂林摩崖佛像》专著，深为佛教界及日本史学家所推重。
年，发起“中国史学会”。常与中山大学黄现璠教授一道探讨民族研究的问题。
抗日胜利后，广东省政府改组，罗香林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1]，创办《广东建设研究》季刊。
年初，倡议设立广东文献馆。9月，广东文献馆成立，他为9人理事会成员之一，对维护和发展广州文献事业，做出显著成绩。此后，他辞卸了广东省政府委员及所兼各职，专任中山大学教授。后来，又出任香港《星岛日报》、《文史副刊》主编兼广州文化大学研究所史学部主任。
年至年，任广州国民大学特约教授。年6月，举家移居香港，先后在香港文化专科学校、广大书院、新亚书院及官立汉文夜校任教[2]。
年秋至年底，先后被邀赴欧洲、日本、美洲、台湾等地作学术演讲，并进行考察，对汉学、史学研究影响巨大。
年至年，任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担任该校中文系主任。[1]
年10月，发表其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的系列讲座资料，他用英语发表题为《中国族谱研究》演讲。这是他首创的研究课题，可说是继甲骨学之后，又一新学科领域。除以族谱中之资料撰著各有关专著及论文外，还就族谱研究之史学意义、中国族谱之源流与特征、中国族谱之流传与保存诸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后补充并撰成《中国族谱研究》一书，从此奠定中国族谱之学术地位，成为历史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这是罗香林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之一。
年，他就任香港大亚洲研究中心管委会副主席，对促进亚洲学术文化研究方面做出贡献。当时香港各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纷纷聘他任职，他只任珠海书院文学院院长一职[4]，重点是考虑研究所博士班计划和学校出版事宜，繁忙之余，多参加客属会议和中外学术文化活动以及编辑兴宁家乡文献。
年底，他任期届满退休，香港大学赠予他终身名誉教授衔。
在退休后的10年间，曾去台湾、美国旅游、讲演，并为乡梓文化和客家文献操劳。晚年因患糖尿病、肝硬化，虽多方医疗效果欠佳，于年4月29日病逝，终年72岁。[8]
罗香林在史学方面具有两大建树
一、开拓了客家研究的先河
20世纪30年代，黄某等学者编著的广东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及某些报刊、志书对客家进行侮蔑，妄称客家“非汉种”，并将客字加上“犭”旁，引发了多次关于客家族属大论争。罗香林积极参与论争，并据其多年对民族史的研究及客家文化的考察，撰写了《客家研究导论》，科学地证明了“客家为汉族里头的一个支系”，有力地批驳了将客家诬为“语言啁啾不甚开化”、“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等种种论调，捍卫了客家人的社会地位。
20世纪50年代初，罗香林推出了客家研究的又一力作《客家源流考》，从中华民族的构成和演进说起，对中华民族中客家的源流和系统、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环境、客家语言的特征四个方面进行详细的剖析和考证，是客家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为客家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撷录《客家源流考》中关于纯客住县和非纯客住县的记载：
（一）江西省：江西一省，纯客住县，计有：寻邬、安远、定南、龙南、虔南、信丰、南康、大庾、崇义、上犹；其非纯客住县，已知的则有：赣县、兴国、云都、会昌、宁都、石城、瑞金、广昌、永丰、万安、遂川、吉安、万载、萍乡、修水、吉水、泰和。
（二）福建省：福建一省，纯客住县，计有：宁化、长汀、上杭、武平、永定、将乐、沙县、南平；其非纯客住县，则有：清流、连城、明溪、平和、诏安、崇安。
（三）广东省：广东一省，纯客住县，计有：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大埔、连平、和平、龙川、紫金、仁化、赤溪、始兴、英德、翁源；其非纯客住县，则有：南雄、曲江、乐昌、乳源、连县、连山、阳山、惠阳、海丰、陆丰、博罗、增城、龙门、宝安、东莞、花都、清远、佛冈、开平、中山、番禺、从化、揭阳、饶平、信宜、潮安、河源、丰顺、鹤山、封川、徐闻、阳春、三水、防城、合浦、临高、陵水、钦县、广宁、惠来、儋县、定安、崖县、化县、澄迈、万宁、潮阳、新丰、罗定、台山。
（四）广西省：广西一省，没有纯客住县，其非纯客住县，则有：桂平、贵县、苍梧、平南、博白、郁林、北流、藤县、贺县、武宣、象县、横县、武鸣、陆川、宜山、柳州、融县、昭平、平乐、永淳、钟山、荔浦、三江、罗成、柳城、来宾、阳朔、蒙山、兴业、隆山、迁江、东兰、南丹、信都、修仁、凤山、那马、榴江、崇善、宜北、绥渌、中波、宁明、明江、河池。
（五）湖南省：湖南一省，亦无纯客住县，其非纯客住县，则有：汝城、郴县、浏阳、平江、宜章。
（六）四川省：四川一省，亦没有纯客住县，惟非纯客住县则较湖南为多，计有：涪陵、巴县、荣昌、隆昌、泸县、内江、资中、新都、广汉、成都、华阳、新繁、灌县。
（七）西康省：客家迁到西康的，仅有非纯客住县的会理县一县。
（八）贵州省：客家迁到贵州的，也仅有非纯客住县的榕江县一县。
（九）台湾省：台湾无纯客住县，其非纯客住县，则有：彰化、新竹、高雄、屏东、苗栗。
二、奠定了中国族谱学的地位
20世纪60年代，罗香林撰写成《中国族谱研究》一书，揭示了中国族谱的撰述对象，阐明了中国民族的迁移，社会演进，文物盛衰，遗传优生，及其与中国历史之关系，中国族谱今后发展方向等，开辟了继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之后的又一史学新学科领域，成为中国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罗香林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执教之余勤于著述，毕生著书42种，发表学术论文近篇。凡所著述，恪守科学态度，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深为史学界所推崇。
罗香林的主要著述，通史类有：《中国民族史》、《中国通史》、《乙堂文存》、《唐代文化史》。
关于宗教及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包括《中国族谱研究》、《唐代之光孝寺及桂林摩崖佛像》、《唐元二代之景教》、《客家史料汇篇》、《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导论》、《幼山府君年谱·一卷》、《明清实录中之西藏史料》、《历史之认识》、《梁诚的出使美国》、《傅秉常与近代中国》、《流行于赣闽粤及马来亚之真空教》、《百越源流与文化》、《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考》、《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蒲寿庚研究》、《陈兰甫与广东学风》、《颜师古年谱》、《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国父之大学时代》、《国父家世源流考》、《国父在香港之历史遗迹》、《国父与欧美之友好》、《民俗学论丛》等。[5]
附录一
罗香林《客家民系的形成》
何谓“客家”？中国史学界历来认为，从中原南迁的汉人称客家。由于唐宋间有“给客制度”，有“客户”之籍，与当地的土著相对而言。《辞海》在“客家”条目载：“相传西晋永嘉年间（4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9世纪末）以及南宋（13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以后遂相沿而成为当地汉人的自称。”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发表不少学术论文，对“客家”称谓的界定有不同的看法，计有下列几种：
（1）“客家”一词，作为民系的称谓，在内涵上有其规定性，是由其区别于其他民系的特征所决定的，并不是与当地原来居住的土著相对称谓。如果“客家”的称谓是与当地原来土著相对称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历史上流落他乡的流民，在定居之后，都可以称为“客家”，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2）历史上的“给客制度”的所谓客户，实际上是汉魏以来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土地兼并下，不堪战乱和压迫而流离失所的农民，称为“流民”或“流人”、“佃客”等，唐朝时更在户籍上有“主户”与“客户”名目。“客户”实际上专指佃客、佃户。主户、客户以是否占有土地为区别标准，主户失去土地即为“客户”，客户能有土地，也成为“主户”。可见“客家”称谓不可能是来自“给客制度”的“客户”一词。
（3）如果“给客制度”的“客户”指中原迁来的民族，那么同是由中原迁来的汉人，定居闽南漳泉一带则称为“河洛人”，其方言为“河洛话”；定居闽东的通称为“福佬人”，其方言为“福佬话”；定居广州一带（包括大部珠江三角洲）的称为“广府人”，其方言是“粤语”。他们并不称为“客家人”。
（4）认为衣冠南渡的汉族是编户齐民，乃是主户，土著不属编户，免纳贡赋，应是客户，所以“给客制度”的客户不是指南迁的汉人。
（5）认为在唐宋以前迁来的汉人是主户，唐宋时迁来的是客户。
总之，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我们认为，客家人的界定应根据科学的尺度，既不能完全从源流来确定，也不能抛弃历史事实来臆断或推理。尽管源流说在一定意义上能解释中原民族南迁形成客家人这一史实，但还说明不了汉民族多民系的复杂演变成客家人这一史实，但还说明不了汉民族多民系的复杂演变问题，尤其南迁后的演变结果。“……界定客家人，应该全面地、本质地对客家人进行科学概括，即应从民族概念的内涵共性和构成民众的特性即个性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科学概括，特别是对客家民系的个性特征作出科学概括，给予准确的定义……那么，什么叫做客家人呢？我认为可概括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稳定性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
“客家民系作为汉民族共同体中的一个重要民系，在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除其所具有的本民族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外，又有着自身的诸多特征，从而与本民族的各历史、文化特征既同又异、同中有异，呈现出共性与个性统一，一般性与特殊性共存的关系。""南迁的中原汉族、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在迁徙过程中和在自己民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种种挑战，自然不同于中原地区。一方面，客观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对自身原有的心理素质要作些适当调整；另一方面，迁徙过程中心然发生的与客居地土著、他族的相互影响、融合乃至争斗，也会以这样或多或少那样的方式，改变着他们原先的心理因素。这样，在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融合以及迁居地经济生活等诸多作用的相互影响下，南迁的中原汉族在心理素质方面，自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调整，改变和重新整合。一旦这种调整、改变和重新整合得以完成，客家民系也就最终形成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客家语言至今仍作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而流行于粤东、闽西和赣南等客家地区，并成为现代汉语中一个独立的方言系统。这种独特的方言系统的最终形成，也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故客家民系的形成亦应是以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四大要素为其标志。“当然，形成民系的第一要素是人，要有优势的人群势力，才能形成自我优势的环境，才能酿成以自我祖源为本，又同新环境相融合的个性，并继续保持和发展。”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为五代至赵宋年间，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总的说来：
1、客家人是汉民族（中原民族）独特稳定的民系之一。在古代历史上，中原民族南迁后曾与百越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相融合，历经千年，但其形神气质还是中原民族而无变异，有独特的稳定性。
2、客家话是客家人的独特语言。闽粤赣三省相连的客家人，语言基本上相同或相通（只是有个别县的语言受其他语系的影响，但也还保留客家话的基础，只是语调上有所差异）。如长汀城与宁化治平人的语言完全相同；长汀城客家话与广东本系梅县、江西赣南的客家话完全可以相通。离别家乡五六十年归来的华侨，完全不会忘记而且能很自然流利地讲家乡客家话。客家话与粤语（广府话）、福佬话（闽东）、河洛话（漳泉）方音都无关系，而与河南中州（郑州一带）音韵却有不少相通的地方。美国耶鲁大学韩廷敦教授说："客家话源出北方，他们的方言……像中州河南的话。"中州话为河南郑州的土话，与客家话非常相似。
3、客家人有特殊的客家文化和习俗。从明清遗留下来的永定圆形、四方形土楼群，结构厚实，高峻雄伟。宁化安乐、安远，长汀涂坊、宣城，广东兴宁、梅县的多层围龙屋，长汀的九厅十八井，标志着客家的的建筑艺术，其结构独特，是客家人客居他乡聚族而居，群体式的"客家大屋"的见证。尤其永定土楼独特的建筑引起了世界建筑学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