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桦甸历史》
第一卷
（连载三十二）
桦甸党史人物——郑墉
郑墉（１９２０—１９４７），化名裘生。出生于吉林市蓝旗堆子依将军元号，官宦世家，祖籍河北省丰润县。８岁时在省立模范小学读书，１９３３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吉林毓文中学。当时，日本侵略者派去两名日人，以教授日语为名控制学校。校长李光汉组织“救国会”，开展反帝爱国活动，进步学生秘密张贴“反满抗日”标语，日本宪兵逮捕进步师生。师生的革命行动使郑墉受到熏陶。１９３４年底，日本侵略者控制学校日趋严重时，郑墉终止了在毓文中学的学习。不久，日本人逮捕了校长李光汉，强行关闭了毓文中学。
１９３５年春，郑墉到唐山找到任车站站长的父亲郑焕。当年７月，郑焕支持郑墉考入北平中山中学土木建筑工程班学习。该校校长李纶三（锡恩）是吉林舒兰县人，曾任吉林大学校长。该校招收的都是东北流亡学生，大多数学生主张抗日救国。郑墉和同班同学刘云鹤、曹恭和等经常读一些革命进步书籍，激励了爱国情操，立志振奋民族精神。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郑墉参加了北平广大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
１９３６年２月，郑墉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组织，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１０月，日本侵略者控制了北平。中山中学南迁至南京板桥镇，后又迁到湖南璜壁镇，郑墉随校南迁继续学习。
１９３８年５月，郑墉从中山中学毕业。７月，他和刘云鹤等７名同学，经在长沙的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徐特立（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介绍，从长沙出发，经沙市、重庆、西安赴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四期、五期学习。
１９３９年５月，郑墉加入中国共产党。７月，党组织分配他到抗大直属二队（东干队）学习。为了革命需要，起别名“裘生”。抗大直属二队队长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队中学员８０多人，大多数是东北青年。郑墉任学习班长，在营建校舍、砍柴烧炭中带头苦干实干，从不叫苦喊累。
抗大主要有政治、军事两门课程，政治课由中央领导讲。郑墉听过毛泽东、王若飞、吴玉章、艾思奇等人讲的课，提高了自觉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觉悟。
１９４０年底，党中央决定直属二队到抗日第一线去。张学思率队从延安出发，过黄河，经晋西北八路军一二０师师部中转，到冀中军区吕正操部队工作。郑墉任冀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统计科干事，随吕正操部队在冀中农村抗击日寇。
１９４２年，日军在冀中进行“五一”大扫荡，吕正操部队进入山西。郑墉被调到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受训，后被派回东北。
１９４３年５月，郑墉受党组织派遣，经北平、唐山回到吉林市。在伯父郑火良的帮助下，找到职业，在德胜区永远分区区公所当户籍员，以此来掩护自己。在这里，郑墉与１９４２年先期从延安党中央派回吉林的地下党员李维民相遇。当时李维民为了谋到“合法”职业，也来到永远分区任义勇奉公队队副。经秘密交谈，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１日，苏联红军进驻吉林市。９月初，李维民和郑墉与随苏军进驻吉林市的原抗联领导人王效明取得联系，建立了中共吉林特别支部。由李维民任书记、王效明任副书记、郑墉任组织委员。吉林特支创办了《前进报》（油印八开小报），郑墉通过弟弟郑垲从长春请来革命文人李之白任主编。１０月７日，吉林特支在苏军支持下接管了《吉林日报》社，１０月１０日，出版了吉林《人民日报》。
郑墉在吉林特支负责组织工作，竭力抓好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他注意在斗争实践中培养干部，吸收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并注意派得力干部抓武装，组建工、青、妇群众团体。由于郑墉积极抓干部工作，所以党在吉林市各个系统、各个部门都有了较为坚强的领导骨干，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完全控制吉林的局势奠定了组织基础。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５日，东北局陈云同志派袁任远来吉林，任永吉地委书记，将吉林特支改为吉林市委，李维民任市委副书记，郑墉任组织部长。
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８日，由于国民党进攻，我党、政、军主动撤出吉林市，郑墉随吉林市党政机关领导一起撤至吉南。
１９４６年７月，吉林省委决定成立吉南地委和吉南专署。地委、专署机关与吉南军分区司令部均设在桦甸县松花江以东的夹皮沟。郑墉任吉南地委组织干部科副科长兼地委、专署机关党支部书记，在夹皮沟、老牛沟工作一年余。
１９４６年底，郑墉因工作需要调任专署财粮科长兼专署机关党支部书记，并兼负责夹皮沟金矿局工人群众发动和党组织发展工作。由于郑墉注意抓组织发展工作，在矿山培养发展了大批工人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后来，夹皮沟金矿党支部、老牛沟金铜矿党支部均在此基础上成立起来，不久又都分别发展为党总支部。
１９４７年初，夹皮沟成为江东根据地重要的兵站之一，吉南军分区后勤部、医院就设在夹皮沟金矿区内。郑墉日夜忙碌，为组织人力、物力支前，不辞辛苦地工作。
１９４７年５月，我军对敌展开夏季攻势，吉南军分区部队先后解放桦甸、磐石县城。６月，吉南地委、专署机关从夹皮沟迁至磐石镇。
７月１８日，郑墉奉专署之命，带专署管理员纪念国乘两台马车从磐石镇出发，经桦甸、红石、到夹皮沟接专署在夹皮沟金矿留守的乾金波科长（夹皮沟金矿局经理）和警卫排。出发时，天正下雨，１９日下午才赶到夹皮沟金矿。当他们将在留守处存放的物品、金子等装上车以后，天已经黑了。郑墉为尽快返回磐石，又带队连夜冒着大雨往回返。走了一宿，天亮时，赶到红石砬子渡口。
２０日早晨，天已放晴，由于连日暴雨，松花江水猛涨，江潮咆哮奔腾。上午８时许，郑墉命艄公开始摆渡。大船是两条木船连起来的“Ｈ”型，船上除郑墉带去的专署两台大车，还有部队１台拉盐的生产车，同船过渡的还有专署警卫排和一些支前的担架队，共百余人。水深流急，又因超载，艄公冒险奋力摆渡，将要到达彼岸（松花江西南岸）时，船触礁撞翻。郑墉、乾金波等专署４名工作人员为抢救物资而溺水牺牲。郑墉时年２８岁。
噩耗传出后，吉南专署指示桦甸县政府派人将郑塘和同难者尸体打捞上来，专署将郑墉等４人安葬在松花江红石砬子渡口北岸的山坡上。１９４８年，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郑庸等为烈士。
桦甸党史人物——黄霖
黄霖，原名罗永正，字直方。１９０４年１０月１８日出生于四川省新都县桂湖乡督桥河村。幼年入私塾，其后读小学、中学，１９２３年在成都联合中学毕业。１９２４年考入四川陆军讲武堂，１９２５年结业后，在四川杨森部任少尉排长、上尉团部副官。为救国救民，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３０日在夔府上船脱离川军，只身赴武汉投奔北伐革命军。１９２７年１月考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宣传员训练班学习，半个月后，任政治宣传员。１９２７年４月随军北伐河南，攻克开封后，６月中旬离开封，下旬回到武汉。７月１日经四川讲武堂同学、共产党员刘力劳引荐，到贺龙部队暂编二十军任特务营第一连连长（即警卫连），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９日黄霖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黄霖参加了震撼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１９３７年１１月，黄霖到达延安后，曾任中共中央机关总务长、马列主义学院研究室支部书记、中共中央秘书处材料科长、鲁迅艺术学院院务处长、中共中央管理局副局长等职。
１９４５年东北光复后，蒋介石企图抢占东北，挑动内战。党中央决定派大批干部随军进入东北开辟革命根据地。同年１０月，黄霖随干部大队千里跋涉，赴东北工作。１９４６年３月长春第一次解放，黄霖任长春市东荣区委书记。５月２２日我军撤出长春，黄霖随省委转移到蛟河，６月初派往驻桦甸县江东根据地的中共吉南地委工作。
黄霖到达吉南根据地后，中共吉南地委书记杨尚奎组建以黄霖为政委、李晓林为队长的西进支队去磐石境内寻找撤退时失去联系的磐石县委。并指示黄霖，如果找不到磐石县委，就任他为磐石县委书记，就地坚持斗争。６月中旬，黄霖率１０５名干部战士从桦甸县夹皮沟出发，渡松花江后奔磐石的黑石，又渡辉发河，终于在江南找到了磐石县委。他把来意说明后，又接受磐石县委书记雷鸣玉的建议，去辉南县委联系磐、辉两县联防问题。黄霖不顾个人安危，只带一名警卫员，一名饲养员，经过一个土匪出没的地区到了辉南县，但因辉南县无力联防，他只好回磐石县委作交待。７月末，黄霖根据地委指示回到桦甸，不久，吉南地委决定其去桦南任桦南工委书记。
桦南在桦甸县东南部山区，是吉林省后方东满与前方南满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控制桦南，北可牵制国民党军队袭击，南可保护前后方通道的安全通畅，东可作为江东根据地的屏障。１９４６年９月，中共吉南地委决定在此设立中共桦南工委（县团级），领导桦甸二区和靖宇五区（那尔轰区）两个区，并成立了桦南游击大队。
９月初，黄霖到桦南任工委书记并兼桦南游击大队政委。当时桦南地区土匪猖獗，敌军骚扰，人心恐慌，情况复杂。为了站稳脚跟，开展工作，黄霖到桦南后，首先抓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干部训练。他在工委所在地那尔轰一连办了四期党员、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训练班，每期一周左右，５０—６０人，多者一期上百人，黄霖亲自讲形势、任务、党的政策和革命道理。他还把训练班的青年组织起来，配合游击大队打敌特。
９月下旬，驻县城的敌军两个营在公吉乡保安队的配合下向桦南发起进攻，占领了治安村后，抓民夫，修工事，准备长期固守。为了消除危害，拔掉这根钉子，黄霖请示地委、军分区，在七十一团的配合下，指挥游击大队向治安村发起反攻，敌人伤亡惨重，狼狈逃回县城。此后，国民党军队再也没敢进犯桦南根据地。
黄霖率桦南党政军人员，经３个月的艰苦工作，终于在桦南站稳了脚跟。随后，根据斗争形势，黄霖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加强武装斗争，建设桦南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并在全地区开始了一系列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加强区、村政权建设，组建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发动群众生产自救，支援前线等等。桦南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绩，农业取得较好的收成，群众交公粮达３２万斤，超额完成了任务。
１９４７年初，我军接连收复敌占村镇，吉南部队配合桦南游击大队不断主动出击，歼灭小股敌人，整个桦南形势日趋好转。４月，夏季攻势开始，我军主力部队横渡松花江，陆续收复失地。６月，桦南游击大队、吉南军分区教导队攻占桦甸城东的公郎头、高丽帽子、煤窑西山等敌据点，桦甸县城陷于孤立。国民党桦甸县县长邓世松率县政府、县保安大队弃城逃跑，桦南游击大队北渡辉发河进驻县城，黄霖也随后进入县城，任中共桦甸县委书记。
经过战乱重新收复的桦甸县，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黄霖在县委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区、村政权建设，支援前线和肃清残匪三项中心任务。黄霖在县委工作会议上讲了群众路线及工作方法，强调下乡要紧紧依靠群众，要注意群众的呼声和情绪，要关心群众的疾苦，同时在生活上要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会后，县委派出大批干部下乡围绕县委提出的三项任务开展工作。
９月，根据中央１９４６年“五四”指示，桦甸县委领导全县开展了清算斗争和分配土地运动。黄霖在工作中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对地主、富农、中农强调区别对待。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桦甸县委于１９４７年１１月召开了第三次群众工作会议。黄霖在会上作了报告，强调既要“相信基本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又要“教育贫雇农，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要十分注意掌握政策。会议结束后，县委抽调１００名干部，组成两个土改工作团，到三个区搞土改工作试点，黄霖亲自担任金沙、大勃吉两个区的工作团长。到农村后，黄霖到苦大仇深的农民家访贫问苦，召开座谈会，了解农村阶级状况和农民要求，指导工作的开展。点上的土改结束后，黄霖把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选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不仅培养造就了一批干部，也为全面开展土改工作奠定了基础。为了提高农村干部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县委还办了干训班，黄霖亲自在干训班里讲课。
桦甸县的土改工作，在以黄霖为首的县委领导下健康地发展时，不料城关区发生一起“王家纸坊事件”。事件的经过是：我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团政委黄佑陵带伤病员于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到城关区小业主经营的王家纸坊疗养，王家对黄照顾很好。土改开始后，城关区土改工作队要斗争小业主王世明，黄佑陵政委表示不同意，同工作队发生分歧。城关区区长邱子玉要求县大队派人将黄佑陵政委请到县委来谈一谈，黄霖同意了。县大队人员到王家后，黄政委的警卫员误认为是县大队要抓黄政委，拒不开门，并向县大队人员开枪，县大队的战士也开枪射击，对射中黄佑陵团政委不幸中流弹身亡。事件发生后，引起了部队伤病员的不满，有进一步激化矛盾的迹象。为迅速平息事件，避免矛盾的扩大和激化，黄霖一面亲自安排料理黄佑陵政委丧事，医院向部队伤病员检讨。同时还向地委、省委呈送了检讨和情况报告，请求处分。黄霖同志在这起事件中负有重大领导责任，但他敢于承担负责，主动检讨过失，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正直坦率的襟怀。１９４８年１月，省委决定给黄霖撤职处分，调他到中共吉林省委负责编辑党内刊物《斗争》。１９４８年８月，黄霖担任中共吉林省委副秘书长，１９４９年３月，随进关干部大队南下，任干部大队秘书长。
１９４９年５月，黄霖回到江西省南昌市，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南昌市委书记、南昌警备司令部政委。１９５３年，他调省委工作，历任江西省委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省委常委、江西人民委员会交通办公室主任、江西省委交通工作部部长、副省长兼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十年动乱期间，黄霖同志遭到林彪死党和“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诬陷为“叛徒”，长期遭到非法关押和摧残，全家也受到株连。但他始终坚定信念，坚信党的干部政策，振作精神，保持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忍辱负重，等待“尘埃落定”一天的到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黄霖同志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他精神振奋，刻苦学习，不顾年迈多病，积极撰写革命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了他的《从武汉到潮汕——贺龙的警卫连长随军见闻》，为党的事业竭尽了最后的一点余力。
由于经历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敌人牢狱中的摧残，全国解放以后，黄霖同志仍然是长期高负荷工作，这些都严重地损害了黄霖的身体健康，以致身患多种疾病。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３日，黄霖终因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８１岁。
来源：《中国共产党桦甸历史》第一卷
编辑：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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