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国时期的成都平原不适宜建城垣
《华阳国志》卷三的《蜀志》有很明确的记载：“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因为这条资料，所以许多古蜀研究者都认为古蜀国有成都、新都、广都这“三都”，尤其是现今的新都人，更把它作为新都历史悠久的证据。
徐中舒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他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因为受到王国维先生的影响，树立了“新史学”的观念，以后更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将古文字学与民族学、社会学、古典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把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在对古蜀历史的研究中，徐中舒先生非常肯定地说：
《华阳国志》又说，“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此三都成为名城，完全是秦汉以后的事。在秦灭蜀以前，成都居于蜀郡的东边，地理位置并不重要。《华阳国志》载，成都城建于秦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年)，其时蜀亡已六年。
徐先生之所以明确说古蜀时期没有“成都、广都、新都”这“三都”，是有充分依据的。我们知道，在四川，以“蜀”字作为区域或国家名称的，除了古蜀国，还有秦汉时期的蜀郡、三国时期刘备的蜀汉国、五代时期的前蜀和后蜀。《华阳国志》的《蜀志》，不仅记载了古蜀国、秦汉时期的蜀郡，也记载了与刘备的蜀汉国相关的一些史实。就以“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这条资料来说，见于《华阳国志》卷三“蜀志”的“广汉郡”属下的“新都县”。查“广汉郡”原文：“广汉郡，高祖六年置。属县八。雒县……绵竹县……汉时任定祖以儒学教，号侔洙泗。有多士，秦、杜为首族也。……什邡县……新都县，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有金堂山，水通于巴。汉时五仓，名万安仓。有枣、鱼梁。多名士，有杨厚、董扶。又有四姓：马、史、汝、郑者也。……五城县……汉时置五仓，发五县民，尉部主之，后因以为县。……郪县……广汉县有山原田。蜀时，彭羕有俊才，晋世段容号令德，故二姓为甲族也。……德阳县……”这段记载，因为是在“（汉）高祖六年置”的“广汉郡”属下，所以全部资料未有与古蜀国相关的史迹，全部是汉高祖刘邦以后事，那么，这里的“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也就无关古蜀国，而是汉以后事。这与《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新都、广都都是汉以后所置县是一致的。说新都置县不是在古蜀国，还可以在任乃强先生关于古蜀国时期的成都平原不适宜建城垣的论述中找到证明。
众所周知，四川盆地在远古的时代是内陆湖，后来因地壳运动和四面高山冲积使湖盆抬升而逐渐形成；川西平原是由岷江、沱江冲击而成的扇形平原。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杜宇时，成都平原尚属大泽，卑湿不宜营邑。营邑必在较高之黄土丘陵地带（广都、新都、成都三邑之原址亦正如此，后详），故郫本在九陇。”
成都置城建县是在秦惠文王后元十四年（公元前年）由张仪与张若按秦首都咸阳建制“城成都”。在《华阳国志·蜀志》说“仪与若城成都”时，有“成都县本治赤里街”句。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秦赤里街当在秦城之北，……蜀王世，成都平原之冲积土部分犹洳湿，故营邑皆在赤土浅丘上，郫、新都、广都、成都皆然。”
张仪修成都城非常困难，因为当地低洼潮湿，土质松软，需要取土填埋，故而屡筑屡颓，花了不少时间。后来应地形而宜，立基础于高亢之处。结果不得已而为之，造成了成都城不仅分为大小城，而且城墙南北不正，非方非圆，曲缩如一个乌龟，故而成都古代还被称为“龟城”。在古代，神龟是吉祥灵异之宝物，人们便杜撰了神龟示迹的传说。《搜神记》《太平寰宇记》中都有此记载。
后来因为李冰修都江堰，又“穿二江成都之中”，起到了重要的排涝作用，加速了改变成都平原低洼潮湿的情况，所以在几十年后的汉代，“成都平原已全为陆土田畴”，连本在黄土丘陵地带的郫县县治也由“九陇”迁到了“沱江之南（今郫县治），称旧邑为‘小郫’”。这证明，在秦统一古蜀之前的成都平原上，不仅没有成都，更不可能有新都、广都。所以，不仅不能见到“蜀”字就以为是川境的古蜀，即使是见到川境之“蜀”，也并不一定就是指古蜀。《辞海》就明确说：在汉之后才“以蜀为四川地域的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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