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甲骨文中就有“蜀射”、“蜀御”的纪录，而且在成都地区还发现过历史更为久远的的，新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和遗址。从它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时间算起，也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远在春秋末期，古代蜀王开明五世，就是在今天的川西境内兴建了城市。他所建造的城堡，史书上称为蜀王城。至于开明五世以前，并不像诗人李白诗中描写的那样：“蚕丛及玉凫，开国何茫然”，成都的历史不仅不模糊，而且是有清楚的脉络可以查考的哦。
据较远的史料考证，古代蜀国在昆仑山东的积石山与岷山地区，后来才迁到青城山附近的彭灌山区一带。直到现在，汶川、都江堰市的许多地方，都还有不少以蚕命名的地名遗迹：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彭县有鱼凫山，温江也有鱼凫城。《蜀王本纪》说鱼凫在灌县（现在改为都江堰市）打过猎。孙松涛的《观古鱼凫城》的诗，就有两句：“野寺依修竹，鱼凫迹半存”。这些都说明了上述地方是古蜀的故地。随着历史的演变，一迁再迁，先到双流，后到广都（就是现在的华阳中兴场附近），直到开明五世，才算在在成都定居了。
这种不断的迁徙，是蜀人由鱼猎转向农业生产的必然过程。
开明王在成都平原所建的王城，据载是以今天的文殊院为中心：南门是供奉古蜀王宗祠的地方，著名的“金马碧鸡祠”就在这里；西门是墓葬区，新中国成立后，在西北桥、罗家碾、百花潭、五担山附近，发现了不少蜀国墓葬群蜀王妃墓、石镜、王女墓等，从城市的概念上说，它是成都地区出现的最早的城市了。从历史的分期来说呢，开明王朝是奴隶社会；在考古学的分期上来说，相当于铜器时代；按地域的划分呢，四川古称梁州，成都当然就属于梁州了。
公元年，秦灭了巴、蜀，把蜀王国降为侯国，封蜀王的儿子为蜀侯，仍然住在蜀王城。秦人进入巴蜀后，由张仪、张若“筑成都大城，围城十二里”，称为“张仪城”。这里还有一个民间传说：在修筑城墙的时候，修了就垮，修了再垮，总是修不好，后来有只大乌龟从江中爬上岸，张仪命筑城的工匠跟着乌龟的爬行路线进行修筑，就成功了。所以张仪城又叫“龟城”。
“龟城”的时代距今天已经有二千三百年的历史了。回来又在大城的西边建了一座少城。此“少城”非彼少城哈，不是清代建立的那个以人民公园为中心的，清人满族八旗子弟及其后裔居住的那个少城街区的少城哟。
秦统一六国，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成都就叫“蜀郡”。秦对中国的统一，加快了中原和江南地区与蜀都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成都地区经济的发展，农工商贸非常繁荣。这样一来，原来的成都城就显得小了，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和扩大，所以又在成都的西南角，原来少城的基础上另建新城，作为商业区。这个地区包括现在的青羊宫一带。所以青羊宫古时又叫青羊肆，“肆”是商店的意思——茶房酒肆嘛。因为新城位置偏南，所以就叫“小南城”（这个城在后来的恒温灭蜀时候被拆毁了）。与之相对的偏北的“蜀王城”就称为小北城。
这三座城，到了汉代就连接起来，建成了大城。除了南小城的部分地区而外，其余地方全部都包括到大城中了。从那时候起，就是成都面积最大的城市了，历史上称之为“汉城”。
成都在西汉初期，仍称为蜀郡。汉武帝元封五年，又分天下为十三郡，设州，置刺史。这时的刺史是监察官，后来才改成行政长官的。成都属于益州，益州刺史的监察区是巴、蜀、广汉、犍为等郡。汉代时候，蜀郡的桑蚕发展，置锦工艺技术自然就高，已经形成了制种、取茧、抽丝、织造等专业分工。官府就统一管理大量的官奴从事织锦工艺。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集中管理，在汉城内外又分建了锦官城和车管城。锦官城的官署，就设在南门外。
设立锦官城，目的在于把织锦官奴和工匠集中起来，以便于监管织造，防止他们私带锦缎逃亡。所以就在其住地周围修了围墙，像个城堡，故名“锦官城”。杜甫的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就是指的这个地方。与锦官城遥遥相对的，还有设在西门边的车管城，专门管理运送人、货和征战用的战车和车夫。因为蜀锦除了向皇宫上贡而外，还要销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其他国家。所以“锦官城”是闻名遐迩，流传至今；而“车管城”就少有人知道了。
到王莽时期，益州改为庸部，负责的官员改称牧；蜀郡改为导江郡，负责的官员称卒正。当时担任卒正的公孙述反抗王莽，盘踞蜀都称帝，以成都为国都，把益州改为司隶校尉部，还设置了京兆尹。这完全是模仿西汉的做法。到东汉刘秀建武十二年，公孙述政权结束，四川的郡县制度才与汉代完全的统一了。
东汉末的三国时期，刘备统一巴蜀，建立了蜀汉政权，即帝位为成都的五担山之南，定成都为都城。他没有住进现在北门的那个“蜀王城”，而选择了五担山作为称帝设坛之处，大概是因为这里是古蜀都国最可靠的遗址之一，并且已此表明他与东汉的继承和正统的关系吧。刘备称帝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这次建城，以今天的青龙街一带为中心，面积虽然没有汉城大，但成都“穿城九里三”的轮廓、位置就已经大体框定了。这个格局，一直沿袭到新中国成立之前。
西晋初期，天下分为十九的州。成都还是叫“益州，主管官员也叫刺史。益州的州府衙门仍然设在成都。
晋太康八年，武帝封他的第十六个儿子司马颖为成都王，当然成都就成了王国的国都。到了西晋末年，李雄在成都称帝，于公元年政权覆灭；范长生的儿子范贲又称帝于成都，不过短命，只一年就被杀了，政令又归为晋。东晋末年的谯纵，杀掉了益州刺史，自称成都王。后来南北朝时期，南梁的武陵王肖纪，也曾称帝于成都。可是，这些人割据的时间都不长，犹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
隋代文帝杨坚，封他的第四个儿子杨秀为益州总管。杨秀在成都大兴土木，修建宫院，为了取土，竟然把皇城的周围挖成了一个大塘，就形成了摩诃池（摩诃是梵语，大的意思）。
进入唐代，蜀郡改为益州总管府，。唐太宗贞观年间，把天下分为十道。蜀置剑南道，设剑南经略史，后来升级为节度史。为了管理方便，成都东部人口密集，划为“蜀县”。唐明皇为了避“安史之乱”来到了成都，蜀县又改称为华阳县，成都也改称为“南京”。成都府的主管官员称府尹，是当时等级比较高的职位，一般是由节度使兼任。与杜甫同时代的节度使严武，就兼任过节度使。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还扩建了隋代遗留下来的摩诃池。这个时期的成都，就没有经受战火和骚乱了。京师的各类工匠，纷纷来到成都，有兼南北水路交通发达，因而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公元年，诗人杜甫来到成都，对这里的习俗和建筑，印象深刻。他在《成都府》一诗中写道：“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曾”同层，曾城就是楼房。像这样歌舞升平，楼宇华丽的景象，让诗人杜甫也如此赞叹。当然跟扬、益二州的经济繁荣是密切相关的啰。
到了晚唐，局势又有动荡。乾符二年，节度使高骈在成都筑罗城二十五里。王徽有一篇《创筑罗城记》中说道：“所谓能御打灾，能捍大患也。”后面的铭文又说：“外耸风云，内扃貔武。”，这十分清楚地揭示了修筑罗城的，明显的军事目的。
五代十国时期，前蜀王建、后蜀孟知祥，都先后在成都称帝。公元年，后蜀孟昶曾在成都城上，大量种植芙蓉。每到深秋，城上好像铺满了几十里锦绣，红白相间，一日三变，分外妖娆，所以成都又叫“芙蓉城”。这个名字沿用至今，现在简称“蓉城”。
宋代，分天下为十五路，蜀为四川路。成都还是叫成都府，管辖成都、华阳两县，主管的官员当然莫得唐代那么高的等级了。淳化五年，起义军王小波的部将李顺，曾经攻入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李顺在王小波死后自称“大蜀王”。起义军失败后，成都府被降级为益州。
元代，全国设立了十一个行中书省。行省，是派出机关的称呼，表明实行中央集权。蜀为四川行中书省，省治在成都，共辖九路，成都路居首。忽必烈在元十六年时，又分四川为四道，成都路划为西川道，不过，成都仍然是当时四川的政治、文化中心。元朝末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改国号为“夏”，把成都定为他的陪都。
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取消了行中书省的名称，改设十三个布政司。四川为“四川布政使司”，主管官员称布政使，下辖八个府，成都是首府，管辖两府十三县。朱元璋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割据称雄，把儿子们分派到全国各地。给新到的蜀王修建的王府，就叫“皇城”（我前面《成都皇城与康公庙》有所记叙）。这时的摩诃池早已荒废，取而代之的，就是这座王府——皇城。座北朝南三座重檐高阁的大殿，围在高深的围墙之中，堪为壮观。前面是广场，广场之外，三桥并列，远处有红色照壁。府门前有石狮、华表，很是庄严！（看到这里，有人也许以为我在说北京的天安门，当时的成都皇城还真是很像哦！）。崇祯十七年，张献忠率军队进入成都，号称“大西王”，改年号为大顺，以蜀王府作为王宫，成都也又改成了“西京”。后来受到明兵的围剿，张献忠向阆中方向转移，撤离之前，派人拆毁了皇城和成都的城墙。后来的城墙，是清代以后重建的。
清代以后，体制没有大的变动。四川称四川省，成都仍叫成都府，管三州十三县。康熙初年，经济、民情十分稳定，又重建了成都城，全城周长二十二里三分。成都人常说的“穿城九里三”是指东西方向，南北距离只有七里七分。到康熙五十七年，又开始修建以现在的人民公园为中心的“少城”，作为满族军民的居住区。少城范围较小，周长只有四里五分，因为南面和西面都有成都城墙，就只修东面和北面的城墙，围成了城中之城。少城内大街小巷，等级分得很严：八旗官街八条，住着满族文武官员；兵丁胡同三十二条，住着满族士兵。少城属于禁区，汉人不得擅入。
康熙时代的两次建城，最后奠定了成都城郭的规模。乾隆四十八年，对成都城墙加固培修，长度并没有改变。
公元年以后，四川宣布了独立，设置了军政府，但省一下的行政体制并没有改变。年，取消了“府”和“直隶州”的称号，原来的成都府和和府属各县改属川西道。第二年又废除道制，成都、华阳都直属四川省。成都县辖成都西城，华阳县辖东城。两县以北起狮子巷，经帘官公所街、冻青树街、暑袜街，到南至青石桥街为界，街东街西各属一县。地方歇后语“暑袜街上跨一步——县（现）过县（现）”就是源于此处。年，正式把成都改为成都市，下辖的成都县政府搬到茶店子，华阳县政府迁往中和场。新中国成立后，两个县都撤销了。
现在的成都市，至年底，辖十区：（锦江、青羊、成华、金牛、武侯、高新、龙泉驿、青白江、新都、温江）；六县：（双流、金堂、郫县、大邑、蒲江、新津）；四市：（崇州、彭州、都江堰、邛崃）。
成都啊！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历史上，到建国前，只是一座俗称“两根半烟囱”（机械厂、火电厂、半歇业的染布厂）的消费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来，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厂林立，高楼崛起，商贸繁荣，交通四通八达。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欣欣向荣的，现代化的工业城市。正如晋人左思在《成都赋》中所说“既丽且崇，实号成都”了。成都的建设远景，要把成都建设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大都会，正在一步一步的规划和实现。
南宋诗人陆游，曾经写了《成都书事》来赞美当时的成都风物：“客报城西有园卖，老夫白首欲忘归”。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给成都拍的宣传片定名为“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就彰显了成都的魅力！待到成都的建设规划实现的那一天，那才叫：人人游蜀都，个个“欲忘归”哦！
成都的历史变迁，就介绍到这里，我想大家对川蜀古都有个大概的了解了吧？
大圣慈寺话沧桑
成都的大慈寺本名叫“大圣慈寺”，据《通志》的记载，它是唐代至德年间修建的。庙门前的匾额上的“大圣慈寺”是唐肃宗李亨御笔亲题。但是据近代史学家杨啸谷考证，认为寺中现在奉存的佛像，并不像是唐代的造像风格，而接近于六朝时候的塑像。
相传唐代名僧玄奘法师就是在这里受戒的，不过根据唐僧的传记记载，只说了他在成都受戒，而并没有说明在哪一个庙宇，所以寺内供奉的唐玄奘佛像，是否历史的真实，就只好暂时存疑了，等待专家作进一步的考证。
唐代时的大慈寺占地很大，相传成都的鼓楼街就是大慈寺的钟鼓楼所在地，而北门的红石柱街就是以大慈寺庙门的两根红石柱而得名。最盛时，有九十六院和两万多间房屋。
从唐代以来，大慈寺就是成都的名胜，四时八节，常聚万千游人。历代的地方官吏和名流学士，都喜欢到这里来宴饮游赏，并留下了许多咏物抒怀的诗赋篇章。
到了宋代，寺门前便成了市场，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卖花木蚕器，称为蚕市；五月卖香药，称为药市；冬月卖用具器物，称为七宝市。宋朝的成都太守田况作有《大慈寺前蚕市诗》：“高阔长廊门四开，新晴市井绝纤埃；老农肯信忧民意，又见笙歌入寺来。”可见当时蚕市当年的盛况。
大慈寺保存的历代文物很多，最著名的是壁画。根据文献记载：大慈寺共有壁画一百多幅，多是出自名家手笔。其中有唐代著名的画家吴道子的画十幅；北宋时画竹的名家文与可，在寺内读过书，对唐朝名画家李夫人画的竹子很感兴趣。寺内的和尚告诉他：李夫人根据月夜时竹子映在窗上的影子，而悟出了画竹的方法。于是，文与可天天在寺内临摹李夫人画的竹子，终于创出了“攒三聚五”的画竹技法，为后世的人画竹开创了一条学习途径。苏东坡和文与可是表兄弟，他画竹就是跟文与可学的。另外，寺内的碑石墨迹书法也非常多。
大慈寺中还藏有唐明皇和唐僖宗的画像。据《蜀梼杌》的记载：五代后蜀主孟知祥，明德元年六月到大慈寺避暑，观明皇僖宗御容，并大宴群臣于华严阁下。
唐武宗崇信道教，反对佛教。会昌年间，下圣旨毁掉天下佛寺，历史上称为“会昌灭法”。而大慈寺却因为庙额是他的祖先肃宗皇帝亲题的，他不敢触犯祖先“在天之灵”，所以大慈寺才得以幸存下来。《通志》上记载：“大慈寺……旧有肃宗书大圣慈寺四字，故会昌不在除毁之列。”
到了明朝末年，大慈寺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仍然保持着常住和尚两万多人的纪录。崇祯年间，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第一次攻打成都，明朝官军低档不住，而大慈寺的僧众却拿起武器与张献忠的义军搏杀，并把义军敢走了。传说东郊的“猛追湾”就是当年和尚追赶义军的地方。随后，张献忠第二次攻进成都，怀着被和尚追杀过的仇恨，放火把大慈寺烧毁，寺内保存的文物壁画也被付之一炬。清朝康熙年间，佛教徒们募捐重修大慈寺，规模就小多了，完全不能与当年的盛况相比了。残存的文物也只有两尊铜铸的药叉神像、一尊铜铸的药师佛像，以及一尊所谓的“镇压海眼”的阿弥陀佛的立像了。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币制变动，铜元通行。四川军阀李家钰的部队驻扎在大慈寺内，见两尊药叉神像的分量不轻，便把他们捣毁以后铸成了铜元。那么，那尊镇海阿弥陀佛分量更重，为什么李家钰没有毁掉来做铜元呢？
原来这尊阿弥陀佛铜像，全身金晃晃的，号称“丈六金身”，佛背上刻有小篆文“李冰铸”三个字。每个字约有五寸高，四寸多宽，三个字连在一起有一尺五寸左右。民间传说，李冰在四川治水，降服了孽龙，开都江堰灌溉川西田土，又铸阿弥陀佛像镇压海眼。海眼就在铜像下面，夜深人静之时，若伏在铜像脚下，可以听见海潮之声。如果这尊铜像被毁，成都就要被洪水淹没。这个传说，自然是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无稽之谈。其实连“李冰制”也是假托的。
想想看：李冰是战国时期秦惠王派到四川来的太守，而小篆是一百多年后，秦始皇的宰相李斯创造的。李冰可不可能把百年之后才创造出来的小篆镌刻在佛像上？况且，佛教在东汉明帝时候才传入中国。这之前的李冰，怎么会异想天开的铸造阿弥陀佛铜像呢？
据考证，这尊佛像是南北朝时候的造像。在南北朝时，梁武帝萧衍崇信佛教，普天下大造佛寺，大慈寺可能就建造于这个时候。许多老人还记得在这尊佛像前，还悬了一个“法侔宝志”的横匾，“宝志”是梁武帝的国师志公的法号，那么这尊佛像，无疑就是梁武帝时候铸造的了。所以他“托福”于“李冰铸”和镇压海眼的传说，使封建军阀和李家钰等有所顾忌而未敢轻易毁掉。
不幸的是，这尊经历了年的历史文物，在年的“献铜运动”中被毁掉了。损失是无法挽回的了，只有痛定思痛，总结历史教训，一定要尊重历史，爱护文物，让由于无知而造成的国家历史文物毁于一旦的悲剧不再发生了！
旧成都风情拾趣
春官”和“财神”
旧时的成都，每年的过大年是个重要的日子。那时不用公历，只记农历，城乡官民，通通都是以农历记事过节。春节是一年的第一天，当然特别隆重。今天我不去讲述春节前后的，明目繁多的典礼祭祷等活动，单说成都在过年的之前，当时的一种特殊人群中独特的民风：送“春官”和迎“财神”。
春官，顾名思义，是官职的名称。公元前11世纪的周朝，掌管朝廷礼节的官员叫春官。到了宋代和明清，又是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才叫春官了。可是到晚清和辛亥革命之后，不知为什么，这一个官衔的名称却转化成了《春牛图》的俗称了。其实《春牛图》就是当时的一种年历，是用木板雕刻印刷的，用黄表纸制成的，大小有现在的16开纸页的，比较粗糙的来年的皇历纸片：上方是“春牛图”三个字和一副喜庆对联，还印有农夫吆牛耕田的图样，下面标明了一年十二个月的大小月份，还有农事十二个节气的日期。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前，图上又标注了对应的公历的日期和星期的序数。那个时候印刷技术十分落后，日历.年历也不普及，所以一般的人家有一张《春牛图》，就能够知道一年的月份和日期，推算起来也很方便。
这种简单的木刻印刷品，大多是成都的几家木板印刷作坊制造的。最多雕刻60块木板，一年印一块，六十年一轮，上面反正就是些喜庆字句和贺岁对联，也没啥子可改变的，就可以世世代代的用下去。本来这种简要的年历，放在书店出售就行了，但当时的人们为了讨个吉庆，就不必出外购买，自有“春官”送上门来。
谁都知道，乞丐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了。不过他们也有行会组织，还有乞丐袍哥社团。各个社团划分有叫化乞讨的区域范围。每到春节之前，乞丐们就和木板印刷的作坊达成了协议，把印出的《春牛图》都包下来，各自划定街道范围，有些也是往年约定好的，照旧执行。到了腊月末，就沿街挨门挨户，专选住户早上.中午.晚上吃饭的时候，还一边说，一边唱的站在主人门口，等到主人一出来，赠送一张“春官”，主人呢，顺手给点钱打发了。当然，打点的钱是远远高于那张黄表纸做的“春官”图的，不过送的人得赏，收的人得个喜庆吉利，皆大欢喜。
迎“财神”，是在正月初一这一天，也是由乞丐和一些无业游民，扮成“财神”模样，来到各家各户门口亮相。这种时候对乞丐不能叫“讨口子”或“叫化子”了，送纸“春官”来的，不叫“春官”了，这一天应该叫“财神”。他们今天的打扮也不同平常穿筋筋.挂绺绺，手拿打狗棒，端个破饭碗的邋遢样子，而是花钱租一套戏服，或者借一件大红鲜艳的衣服笼在身上，头上戴一顶用彩纸糊的官帽，下巴上还戴一串玉米须须，脸上抹点油彩，右手拿一根用甘蔗做的“金鞭”，左手端一个托盘，盘中装有用香烟锡箔纸做的金银元宝，象征“金银财宝”，脚背上用黑纸糊个靴筒子，底下还露着草鞋或光脚板儿。
谁见了这副滑稽的打扮，都会忍俊不禁。他们来到谁的家门前，就开始扬鞭托盘，大瞪双眼，直愣愣地望着主人又不开口。任凭火炮在身边爆炸，火星溅到脸上也不开腔——按风俗讲究，“财神”开口，就要蚀财。所以他往谁家门口一站，谁家的主人就认为“财神”临门，是个吉庆，就须给点喜钱。“财神”拿到钱，决不同平常要千谢万谢，而是高昂着头，高举“金鞭”，再往第二家走去。
往常当乞丐，总是被人骂.遭狗咬，讨残羹.得剩饭，唯有正月初一扮“财神”，是真正的扬眉吐气，昂首做人，是他们真正的盛大节日啊！
烧龙灯
舞龙灯，是我国各地流行的民间风习。
成都自然也不例外，旧时的成都玩龙灯，大多在农历正月初一“出龙”，正月十五“烧花”收龙，一玩就是半个月。但是遇到年景不好的时候，也可能到正月初九才“出龙”，草草游过就收刀捡卦了。
龙，是华夏民族传说中的神，是帝德天威的象征，功瑞吉祥的标志，国脉天宝之所在，是勇武刚健的徽记……，那是中国历代皇帝佬倌的铺排，他把龙的图腾.标识和称号统统的占为己有了。不过，民间百姓想不倒那么多，玩龙灯的习俗却是世世代代相传，经久不衰。
正月玩龙灯，旱灾祈雨玩水龙，水灾玩龙祈龙退，都要高举龙的化身进行盛大的游行仪式。舞龙灯是个技术活，还要有力量和队形的变化及调动，很有表演的性质。成都的龙灯还有组织，这种组织大多为袍哥帮会——码头，或某些行业组织。由于行业的不同，扎制的龙也各有特色：匹头行的是丝绸龙；竹蔑行的是竹龙；灯笼行的是纸糊的巨烛龙；席草折扇行的是草编龙，还有花儿匠的花龙，蔬菜行业的菜龙……等等。
舞龙的人大多是各行各业的年轻力壮的店员和学徒。每年到了腊月间，就要组织起来制作彩龙，演练队形，选择游行的路线，选择停下来舞龙的“场口”。玩龙灯是喜庆的日子，逢年过节，祭祀庆典热闹活动。一般是选择傍晚出动，以锣鼓开道，龙灯随后。出发前，行业帮会要派一个人“打前站”，手持灯笼和印有“某某老龙会恭贺春喜”的大红片子，顺着早已选择好的路线，到沿途的富有人家谒见，这户人家按约定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红纸封封儿——装的是银元或钞票，或者是不少于六尺的红布.红绸作为“彩头”回赠，并准备好烟茶糖果等，抬出大方桌子放在开阔的场地上——一般是宽阔的天井当中。这时候，龙灯队伍来到空阔的场地上，随着鞭炮齐鸣.锣鼓铿锵，舞龙灯的人赤膊光腿，只穿一条短裤，围着场地转圈开始舞起来。围观的人也不时地燃放鞭炮，呐喊助威，有的还点燃“花火”——一种喷火花的焰火，射向龙灯和舞龙灯的人。那些舞龙灯的人虽然是赤身裸臂，但焰花喷在身上瞬间即灭，也不至于烧伤，倒是平添了几分惊险和刺激。围观的人们更加兴奋，不断的鼓掌吆喝，场面煞是热闹.壮观。第一队舞完之后，就散坐周围喝茶.抽烟.领赏。第二队又开始舞动起来，如此往复，一队接一队，从擦黑一直热闹欢腾到深夜，舞完后，人们兴犹未尽，还簇拥着龙灯到各处游行。
舞龙灯，是喜庆的活动，也是一种强身健体的竞技，所以多少年来延续不断，至今不衰。过去，在成都的地方口语中，舞龙灯又叫“烧火龙”.“烧龙灯”。这是因为正月十五大年之夜，全城各路的龙灯，都要游行到城北门的府河边上，城隍庙外有一块空地，在那里聚齐，尽情舞弄。待到夜深人静，龙身里面的蜡烛燃尽，人也舞疲。各路人马就把龙灯点燃——祭龙升天，以祈吉祥。
龙灯大多是纸糊的，许多天耍下来，完好无几，堆放的话要占用大量的仓库，不如一把火烧掉，美其名曰：送龙归天。所以就叫“烧龙灯”。至于那些彩绸扎的，蔬菜鲜花扎的，也大多残破，能拆的拆了，无用的弃之。
总之，过了正月十五龙升天后，便又回到了日常的生活轨道上：娃娃捡狗屎，大人做生意，各干各的营生。也就算过完了大年。
旧时成都历史上的娼妓漫谈
旧成都的老东门附近，沿着城墙出东门，有一个地方叫“柿子园”。这条小道是每天一两百名精强力壮的汉子，专门负责挑运全城粪便出城的必经之道。从天一亮开始，就有成百上千的粪夫挑起一挑粪便，飞奔出城。
就在柿子园这段路上，盖起了很多棚户。每当中午和黄昏时候，各家棚户门边，都站着一个穿花布短衣的女人，脸上涂了一层不均匀的白粉，用红纸涂红了两颊和嘴唇，不断地向粪夫打招呼：“进来歇歇脚嘛！”
每间棚户内，是一个小屋，没有床，只有一个小土台子，有点像北方的小“炕”，放有被盖枕垫，棚角边放有小炉灶和碗筷等杂物。
有些粪夫很熟悉地放下粪担子，钻进棚户，很粗鲁地把花布短衣女人拥抱上“炕”，发泄性欲。大约经过十多分钟时间，便下“炕”来，从腰间摸出一串小铜钱（当时一种铜制的货币，也叫“小钱”），交给花衣女人说：“老规矩，一共三十二文，点一下哈。”
女人一边扎裤，一边接钱清点，有时挑出一两个说：“这是毛钱，请调一下哦。”粪夫完成各种节目之后，走出茅屋，女人在门边照例说：“明天又来哈！”，挑夫挑上粪担，飞奔而去。
北门北较场、武担山一带，也有一两百家贫困娼妓集在一起，简陋的情况，比“柿子园”稍好一点。
除了柿子园和武担山外，散布在天涯石街、藩库街、五世同堂街、笔帖市街、沙河堡、大田坎、花牌坊、驷马桥等地的娼妓总有一两万人之多。这些地方的娼妓生活，比起柿子园和武担那就要好得多了。
大家都知道，清朝末年，成都有个主办警政的大员叫周孝怀（人称周秃子）。那时还没有市政府的设置。一切应兴应革的事，都归“劝业道”总管。周孝怀面对这个越来越复杂的娼妓问题，大伤脑筋，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先对全城的娼妓进行调查登记，把公开的“台基”和“私窝子”订为“监视户口”，并在其户门上订一个“监视户”的小木牌，接受保、甲良民的监视。
其余大量的流娼私妓，统统集中住在天涯石街，把天涯石街改称“新化街”，在街口修建一座岗楼，上面设置岗哨，维持秩序。还在岗楼上钉了一块横匾，上书“觉我良民”四个字。周孝怀这一招，对公开的大妓院来说，后台硬，嫖客都是达官显贵，门前车水马龙，哪个敢来“监视”喃？最痛苦的是“私窝子”，门口钉上了“监视户”的木牌，不但家丑丢尽，有点面子的熟客也只好望而却步，等于砸了饭碗。
“新化街”的末等娼妓，人老珠黄，守株待兔，等于泡在污泥浊水里面奄奄待毙。周孝怀这种讨好舆论的措施，结果是弄巧成拙。时过不久，周孝怀公馆的大门上，有人为他钉了一个“总监视户”的大木牌子，一时全城传为笑柄。
旧时成都历史上的娼妓漫谈（续一）
上世纪30年代，成都战火硝烟四起，驻军混杂。城外打仗，城内繁华，明娼暗妓更到处都是。
根据当时的《新新新闻》报记者文枢的调查记载：省警局卫生科发给妓女的所谓“乐女证”——就是政府允许卖淫的营业执照，共是1——号，说明成都有登记的妓女有一万三千多人。文枢说，私娼的数字，经他在成都妇女会和各大旅舍的采访和调查，也在一万人以上；还有所谓“私窝子”，医院、医院、医院等各处能了解的数字统计起来，成都有妓女三万多名。
老成都的妓女，很少有“个体户”，多是依靠鸨母为生。她们负有鸨母的“卖身债”，因此一切都由鸨母主宰，收入的70％交鸨母，自己仅仅得30％，还包括化妆、医药、服装、用具等开支，如果在旅馆接客，茶房还要抽三成。如果还请了卖身账，收入自然要多些，但据妓女们说：“这个账永远也难以还清的。”
在当时的成都，出名的大“台基”，有大田坎的“易裁缝”，江南馆的“吴胖子”，镋扒街的“李老八”，冻青树的“彭胖婆”，上升街的“薛二娘”，御河沿街的“大周二”，青龙街的“小周二”……等等，他们各自拥有漂亮姑娘多人，那些达官显贵是趋之若鹜。
同时，还有一个很奇特的人物，以当时的“成都妇女协会会长”的名头出现的何之言，出入于交际场合，非常活跃，他还用了几个“女秘书”。据传，以林亚华和包三妹最是活泼妖娆，经常与一些党政官员打得火热，这是成都当时一个隐形而又带特务性质的高等台基。
在旧时的妓女中，若干年前都还健在的一个叫“曾三”的，已经是白发苍苍、老态龙钟了，在街上守自行车，偶尔遇到旧相识打招呼，谈起国家的兴亡旧事和当年的人世沧桑，不胜欷歔不已，感叹良多！
四川军阀刘湘，他的防地原驻重庆、万县一带，年，刘湘移防成都。由于抗日战争的原因，兵荒马乱。京、沪、扬州一带的妓女，大量迁入四川，住在重庆、万县地区。在刘湘移防成都后，原来住在重庆、万县、宜昌等地的扬州基台老板，青帮头子李松寿、赵长富、毛德周等，带起五六十家有扬州姑娘的基台来到成都开辟新天地。
成都川籍的妓女旧规矩，在妓院接客，不兴“出条子”，妓院设备也要差些；川妓不善应酬，文化低，大多不会吹拉弹唱，缺少诱人技术。而扬州姑娘来成都后，整个风气就改了，扬州姑娘不仅在妓院接客，还要在外“出条子”，当时的烟馆、赌场、茶厅、剧院、餐馆……都可以叫扬州姑娘来相陪应酬，实在是“春城无处不飞花”啊!自此以后，川妓台基也学会了这一套，在市内的各种场合大肆活动，逐渐就形成固定的模式了。
扬州妓女初来时，比川妓穿着华丽时髦，在风气比较朴素的成都被人视为奇装异服。而她们那时都住在旅馆里头，又在市内的各处场合乱窜，使得一些本地人大大地看不顺眼，加上保守的地域观念，引起了成都人对她们的嫉恨和厌恶。于是，就有成都有头面的绅士出来建议：“驱逐出境”。成都当时的治安机关，还真就发出了驱逐扬州妓女出境的命令。成都市警察局在一个晚上，突然将一百多个扬州妓女抓到警察局扣押，勒索了贿赂之后，限令三天之内离境，并严令成都大小旅馆不准招留一人。
她们的老板有钱的，就自己租房子住下来，以半开门的暗台身份，向警察局领取正式执照，暗中继续营业。而大部分无钱租房或租不到房的老板，便由青帮头子赵长富、李松寿通过袍哥关系，率领一批鸨母们去沟头巷，拜访本地袍哥舵把子陈俊珊、刘嘉兴等人，请求得到帮助。据说青帮与袍哥自来是互不妥协，互不低头的。那一天，赵长富、李松寿见到陈俊珊还下了一个大礼，向他请求大力解救危难。陈也很买账，马上给乐山、叙府、雅安、康定绵阳、南充……等地的袍哥大爷些介绍信，恳请他们照顾，让这些妓女由老板鸨母率领到那些地方去跑小码头，继续谋生。
这个倒本来是莫得办法的办法。一年多以后，风声过了，她们先先后后又回到成都。有的找了些钱，在成都租起公馆，有的打伙买了房子，有的在别的台基上搭班包房，总之都已经不再在旅馆驻扎，都各自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了。后来军警机关也慢慢开始按川妓的等级发给营业执照，征收妓捐。于是她们逐渐得以合法住下，成为一种正式行业。
成都少城春秋（上）
外地游人到成都，走到东城根街时，会非常奇怪地问：“都说皇城是旧成都府的中心，为什么城西边的街道却叫东城根街呢?”，有“老成都”会向他解释：“东城根一带是旧成都‘少城’的东垣——东城之根嘛！”提问者更加不解了：“啥子叫‘少城哦？”。对于这个问题，就算是老成都，也很难用三言两语讲得清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到古蜀的典籍、历代的方志、骚客的诗篇，墨士的文稿当中去，涉猎、游历一次成都“少城”由来的沧海桑田吧！早在公元前年秦代惠文王时候，成都便有“太城（也叫大成）”和“少成（也叫小城）”了。《词源.太城》中说：“太城，城名，即今四川成都市旧府成之南城。相传秦张仪、司马错所筑，又名‘龟城’。其西城称少城，又曰‘小城’。”相传秦并了巴、蜀后的第六年，就是惠文王二十七年（公元前年），臣相张仪、蜀守张若在建成都时，遵照秦制，依样咸阳，在太城的西边，建造了少城，并在少城当中“修建闉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华阳国制.蜀制），使少城比太城更为壮观。这就是成都少城历史的开篇。由于成都地近边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从秦、汉、蜀汉以至后来的晋王朝统治者，对成都的建设都非常重视，对少城的装点也倍加关切。他们为少城开了九门，城中“广填华屋，置楼、观、榭、圃，并饰以金碧珠翠”——《酉阳杂俎》，使整个少城好似天宫神宇一般。因此前人有诗赞少城：“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扬州是我国江南名城，它以自身的豪华秀丽而屡见于史册，说扬州不如成都少城那是夸张过头了，但成都少城的壮美却可想而知了。我国古代，城墙是作为防御体系而修建的。在城上建屋宇、造楼阁，除供守城将士居住外，还为了显示城郭的雄伟和壮观。少城自然也不例外。少城上的楼阁也是从张仪开始建造的。它的建造，还为了标示城市的方位。《成都古今集记》载：“初，张仪筑城，虽因神龟，然亦顺江山之形，以城势稍偏，故作城楼以定南北。”张仪筑的少城，有门就有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仪楼”，《益州记》里说：“少城有九门，南面三门。最东为‘宣阳门’，次西为‘宣明门’，张仪楼即宣明门也。”张仪楼相传是张仪建成都城的遗迹。根据史书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宣明门和张仪楼的遗址，应该在今天的柿子巷内。它正南面的金河一段，就是昔日的郫江故道。这座历史名楼临街瞰江，高跨城门，高轩朱扉，重阁复道，是自秦至唐一千二百多年的岁月中，闻名蜀中的重要古建筑。因为它高百尺有余，汉代称它“百尺楼”，晋代称它“百菟楼”。晋人张载《登成都百菟楼》诗云：“重楼结曲阿，飞宇起层楼。累栋出云表，峣礔临太虚。高轩启朱扉，回望畅八隅，西瞻岷山岭，嵯峨似荆巫………”，对张仪楼的外观和气势，作了形象的描绘。不知道是因战乱焚毁，还是因年久朽败，张仪楼在唐代的中后期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座古楼台——筹边楼。筹边楼是少城的一座颇有名望的古楼台，由李德裕主持兴建。李德裕又叫李文饶，他是唐代中后期的一位颇有远见卓识的丞相。唐文宗（李昂）太和四年，李德裕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入川帅蜀，负责处理西南的边防要务，筹边楼就是他在这个时候修的。《旧唐书.李德裕传》记载：“李德裕建筹边楼于成都府治之西，四壁画峦夷险要，日与习边事者筹划其上。”可见李德裕建筹边楼的目的主要不是登高远望，而是为了筹划边防事务。著名女诗人薛涛在赠李德裕的《上筹边楼》诗中写道：“平林云鸟入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上见边头。”筹边楼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宋孝宗淳煦三年，四川治置使范成大还慕其名，重建筹边楼于“子城西南隅”——《蜀中名胜记.成都府》。楼落成后，范成大作了一首《水调歌头》颂其事，就有“万里筹边外，形胜成都府”之句。筹边楼在少城屹立了八百多年，直到明代，都还保存着。成都少城，有许多历史名人在其中居住过，如汉代的杨雄和严遵：杨雄，字子云，是汉代著名文学家，移居长安之前，居住在成都少城内。《寰宇记》载：“子云宅在少城西南，一名草玄堂。”也就是与“南阳诸葛庐”齐名的“西蜀子云亭”。现在的成都第十三中学校就是当年“草玄堂”的故地。严遵，字君平，是汉代的著名学者和星相家，成都人一提起他就会联想到支矶石的故事。现在的君平街，是他当年住家之处，支矶石街是他当年卖卜的地方。又如三国时代的诸葛承相府就在少城内。诸葛亮还曾在少城筑读书台，“以集诸儒，兼持四方贤士”——《太平寰宇记》。武侯去世后，他的相府一直保存着。过了一百三十年，到东晋永安元年，李雄在成都建立成国之后，就在其宅基上修建了成都的第一座武侯祠。此外，汉代的大教育家、蜀都太守文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等名人，也在少城居住过。
少城春秋（中）
上篇介绍了成都少城的历史概略和两座楼台，今天继续往下说：
少城和成都大城一样，也是屡经战乱，屡遭毁败。第一次大毁败是在东晋永和三年，大司马桓温入蜀，征成国、灭李氏政权的时候。这次破坏十分严重，据《方舆胜览》记载：“桓温平蜀，夷少城，独存诸葛庙”。恒温为什么要下如此的狠心呢？《酉阳杂俎》说他是“怒其太侈，焚之。”此次破坏，影响久远，直到二百三十多年以后的隋朝初年，隋文帝杨坚封其子杨秀为蜀王，才把少城重建起来。
杨秀重建的少城，经过以后的各朝各代的装点，又开始繁盛起来。你看唐代就有“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的比喻了嘛。到了五代，前蜀国和后蜀国的宫殿都在少城之中，他们对少城的装饰更加不遗余力。再经过两宋时期的建设，少城当然就更繁华了。“……城中雄繁十万户，朱门甲第何峥嵘！锦机玉工不知数，深夜穷巷闻吹笙。”——《晚登子城》，从陆游的诗里对少城的繁华景象，就可以领略个大概了。
明末清初的战乱，又使成都遭受了一次最严重的破坏，地面建筑几乎荡然无存，连城郭都被摧毁了，那么，少城当然也不例外。清王朝统一全国之初的成都，完全是一派破败景象。到顺治十七年，巡抚司道田保宁率兵入成都时，接管的是一个满城颓垣残壁的烂摊子，他都只好“草建城楼以居”——《成都县志》。从康熙五十三年开始动工修建成都大城。过了四年，就是康熙五十七年，才又附着大城西南另建小城，作为“八旗”营地，专供满洲人和蒙古人居住，这就是后来的“满城”，也就是少城。《成都县志》说：成都“有少城大城，少城一名子城，今满城也”。
但是，满城的建造，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从酝酿到建成，前后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清王朝建立初期，实行的是民族统治政策，再加上在服装上和削发等方面的强制措施，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因此，清军一入城，就把官吏、军队及其家属都集中在少城一带居住，这就是所谓的“满营”。最初，进驻成都的满蒙“八旗”军队，是从荆州抽调来的，所以称为“荆州营”。当时没有准备久住。三年后，清廷从赴调的名兵丁中，留了名永驻成都，其余的归回荆州。康熙末年到雍正期间，成都的旗军仅由副都统统率。乾隆十四年，阿桂镇压了大、小金川的少数民族起义后，奏请清廷，在成都特设将军一员，统帅旗军，“控驭”西陲。旗军人数，自乾隆之后就陆续增添，至咸丰十一年，就有名了。
驻防成都的“八旗”，无论是官是兵，都可以携带家属。为了减少满、汉的接触，避免民族冲突的发生，清政府又从外省调入部队，驻扎在满营的周围。从福建调来的部队，设大、小“福建营”，在现在的西玉龙街一带；由宁夏调来的骑兵，设“宁夏营”，驻在现今的宁夏街。另外还从西北移来大批回民，迁入满营西南居住。就这样，在满城的西侧，设置了一道所谓“防御”性的“缓冲”地带。
康熙五十七年，由年羹尧主持建筑的满城，周长四里五，高一丈三尺八寸。城门有五处：大东门、小东门、北门、南门、大城西门。四座城楼，共十二间——《成都县志》。今天的东城根街，就是当时满城的东垣，也就是大城的“西墉”。满城的大东门叫“受福门”，在现祠堂街口；小东门叫“迎祥门”，在今东门街口；北门称“延康门”，在今东顺街口；南门称“安阜门”，在现今的西较场中；西门也同是大城的西门，称“清源门”，在现在的西大街口。
同历代的少城比较，满城的建制有许多不同。整个少城共建大街八条，沿大街又建三十二条胡同。大街称为“官街”，小巷叫“兵丁胡同”。胡同沿街排列……这么说吧：就像是八条蜈蚣，街就是身躯，胡同就是蜈蚣脚脚。
少城春秋（下）
今天继续说满城布局和成都当年“旗人”的情况。
由于满城是专供旗人居住的，“八旗”的许多重要官署，都设在这里。在这些官署中有：将军衙门——在今天的将军衙门街；左司——在东胜街、右司和恩赏库在西胜街；都统衙门——在今长发街；还有火药局、永济仓……等等。今天的多子巷，原来叫“刀子巷，就是“八旗”当年的刀剑铸造地。满城中，还设有官学一所，由“八旗”官办，选“八旗”的优秀子弟入学；义学二十四所，由各兵军部队筹资自办。后来又增设了“少城书院”，定期讲学，还可以推荐成绩优异的学生做官。
满城是民族矛盾的产物，对于汉民是不可逾越的禁区，城内的防卫也很森严。除了五座城门设有卡房而外，又在各个街口要隘和各条胡同增设有步军营大卡和夜巡卡三十六处，各条街道还设棚子。今天的棚子街就是它的遗名。这么多的官署、营房、大卡、小卡，在整个少城是随处可见，可谓戒备森严。
满城居住着满族人和蒙古人。据《成都县志》记载：康熙十六年，满城初建不久，城中居住的满蒙人仅有两千多户，五六千人，到了同治元年，就增加到了四千五百多户，一万三千七百多人。根据清王朝的规定，这些人一生下来就享受特权，“尔田尔宅，月赐银粮，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坐吃俸禄，全靠各族人民的血汗供养。满城中的恩赏库和永济仓，经常是装得满满的。单就说永济仓——遗址在今天的小南街，每年都要装满从成都、华阳、新都、双流、温江、郫县、新津、新繁、金堂、什邡、彭县崇宁以及崇庆州、汉州（今广汉）、简州（今简阳）十六个州县运来的二千二百八十八石大米，计有九十二万多斤。
按清政府要求，这些“旗人”和他们的子弟，应日习武功，勤练骑射，骁勇者才能够披甲做官。但是，随着全国的统一，形式安定下来之后，这些“旗人”就不再那么积极地去习文练武了。坐吃俸禄，天长日久，使他们的大多数人懒惰下来，成为游手好闲的寄生虫。清朝中后期，满城中那些享有特权的居民们，成天拖着两片鞋，手里不是提着鸟笼就是团弄这铁弹子，整天出入于茶馆、酒肆、妓院、赌场，从小到老在养尊处优、百无聊赖中打发日子。当年曾国藩在给清廷的奏折中不得不承认蜀中“八旗”子弟“吸食鸦片，开聚赌场”，“无事则游手姿雎，有事则顾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而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皇朝续文献通考》－“兵”。曾国藩道出了当时“八旗兵”的腐败没落情况。他们祖先的那种精于骑射，能征善战，生气勃勃的精神，早已丧失殆尽。可以这样说，满城旗人的堕落，就是清王朝腐朽没落的一个缩影。
还值得一叙的是“少城公园”的开辟和对外开放。
满城的东南角，原来是一处风光明媚的地区。那里林木翠竹成荫，假山溪水遍布。金河水从西北流来，从此分成两股，一脉南流，一脉东去。沿河两岸、假山丛中，建有许多楼台亭阁。池水清波荡漾，圃园百花争芬。真是个“景色四时新，幽情畅于怀”的好去处，名声早传于外。
辛亥革命前夕，当时的成都将军玉昆把满城的东南角划出来，增设一些楼台水榭，圈养一些虎豹鹿狐，设几处茶房酒肆，置备了棋弈射场弹子房，建成一个游乐的处所，主要供旗人游乐，也向汉人开放。这就是“少城公园”。成都有公园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少城公园的开辟和开放，打破了满城这个神秘的禁区，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百姓，开始进入满城，满汉及各民族之间的交谊增多，联系日益增进。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清王朝宣布倒台。这时，从杭州、荆州、西安等地仇杀旗军的消息传达到成都，满城上下，异常惊慌，以为灭亡之祸迫在眉睫。实业街的三英小学，就成了满族群众聚议的地方，白天晚上都有很多人在那里讨论怎样应付这一剧变。有些人认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死斗。许多人把家畜家禽都杀来吃了，只等风势一变，老幼妇孺先行自杀，精壮青年便扑向汉城，拼个你死我活，形势特别紧张。尹昌衡就任督军杀了赵尔丰之后，形势越发危急起来。成都的满汉之间视同水火，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好在，经过满汉士绅和四川军政府的调停，坐下来谈判，一起研究磋商，终于达成了和平解决满城问题的协议。条件是：旗兵交出枪支武器，军政府发给旗兵三个月饷银，并拨银洋二十万元修建同仁工厂，收容穷苦旗民学艺，以解决他们的生计。这样，一场民族仇杀的风波终于平息了。
辛亥革命以后，首先拆除了满城的东墙，正式开放了满城。
随着光阴的流逝，作为禁区的神秘“满城”，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渐渐地失去了踪影。
成都武侯祠的一幅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幅对联悬挂在成都汉昭烈庙诸葛亮祀殿的楹柱两边。上款题的是“光绪二十八年冬十一月上旬之吉”，算起来该是年，距今已经一百多年了；下款为“权四川盐茶使者剑川赵藩敬撰”。赵藩是干啥子的呢？他是清代云南剑川人，表字叫樾村。当年受命代理四川盐茶使的时候，游览武侯祠，瞻仰诸葛亮遗像，缅怀武乡侯诸葛亮治蜀的政绩，欣然命笔撰书了这幅对联。
上联，赞扬了诸葛亮深明韬略，善于“攻心”，以德服人，“使反侧子自消”——“反侧子”在古时指那些图谋不轨的人。并从而得出个结论：诸葛亮就像从古以来通晓军机的军事家一样，不是那些只重视攻城掠地的“好战”者可与伦比的。
下联，是思索，感慨诸葛亮善于“审势”，并大声疾呼：后来管理川蜀的官员，那些封疆大吏们要“深思”，要效仿诸葛亮的施政理念，宽严得当，才能严明纲纪，避免失策。
诸葛亮是善于“审势”和“攻心”的，三国建兴三年，建宁太守雍闿、牂牁太守朱褒、越巂太守高定（彝族首领），还有孟获，起兵叛乱，犯境抢掠。诸葛亮认为边区骚乱是国家大患，平叛降敌定要审时度势，有刚有柔，必须自己亲自去。他带兵南征，首先利用高定分别打退了雍闿和朱褒，进军到现在的云南曲靖县时，他采纳了马谡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耐心地与孟获周旋，七次擒纵孟获。逮倒不服，放了又来。最后孟获和他的妻子兄弟、宗党将官，都被感动得流泪。肉袒在谢罪时表态：“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诸葛亮请孟获上帐，亲自松绑，设宴庆贺，并许诺他永做洞主，孟获感恩戴德，心悦诚服。而蜀国从此后方平安，这就是“攻心”政策的显著效果。
公元年，刘备进驻成都，诸葛亮拟定的治国条例，刑罚很重。蜀郡太守法正，劝谏诸葛亮效法汉高祖“宽刑省法，以慰民望。”诸葛亮说：“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闇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必须“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结果不仅法正拜服，而且军民安定，巴蜀四十一州，就都稳定下来了。
诸葛亮平定孟获之乱后，长史费祎建议“置官吏一同守之”。诸葛亮深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无所食，一不易也；蛮人伤破，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二不易也；蛮人累有废杀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所以不留人，不运粮，与之相安无事。从这个事情上，看到了诸葛亮的“审时度势”，妥善解决了彝汉两家的争端，政治宽和，蜀汉国内更加稳定。
成都武侯祠的这幅对联，除了具备楹联的一般特点而外，还很好的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反则自消”与“宽严皆误”充分的印证了“审势”“攻心”的不同结果。而且避开了诗联写作上的陈辞和俗套。在关联词上的运用也恰到好处，比如：“能….则”、“不….即”，应照了前后的因果关系，让人非常容易的理解到联文阐述的思想。而且吟念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韵味无穷。因此受到许多好文钟联者的喜爱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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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板儿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从今天起，我想把成都的人文历史，名人轶事，旅游景点，风土人情，民间习俗，风味小吃等原汁原味的介绍给各位网友，让大家认识我的家乡，了解我的家乡，从而喜欢我的家乡。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我开博的收获和最大的慰藉。
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一处名胜的名联。
杜甫草堂名联轶事
成都的杜甫草堂位于城市西郊，莞花溪旁的古建筑园林，别致优雅的一处地方。在园内的诗史堂前，挂有一幅颇负盛名的对联，联文是：
诗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
桥通万里，东去问襄阳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
有关这幅对联的传说吗，还很有些趣味。据《玉笙楼笔论》的记载，就要扯倒清朝的光绪年间去了。当时的四川总督丁宝桢闲时游览草堂，雅兴大发，想写幅对子来挂起，以附风雅。可是肚皮头莫得好多墨水，难得佳句，只有请他的幕僚沈寿榕代笔，这个也是个半罐水，写了上联，下联又整不好了。大家正在抠脑壳，幕僚中一个并不出名的人叫彭敏崧的，出来对好了下联，然后署上丁宝桢的大名，就弄在堂上挂起了。
此联一经挂出来，就受到许多文人雅士的赞赏。好景不长，民国初年成都打仗，原联真迹也就毁了。直到年，才由叶恭绰先生补书，叶先生的书法苍劲浑厚，挂出来后，各方人士都赞叹不已。年，叶先生蒙冤，对联也受到牵连，取下来一搁就是二十多年，一直到年叶先生沉冤昭雪，这幅对联又才弄到诗史堂前来挂起了。
这幅对联，文笔含蓄蕴藉，发人深省，而书法秀美，苍劲有力。令许多中外楹联爱好者驻足观赏，细加品评，然而都说不清这个“襄阳耆旧”典出何处？于是各种说法都有，一时也阐述不清。
近日翻书，有种考评比较可信，写下来供大家品评：
杜甫是“诗圣”，号称“诗史”，流传千古。草堂出来向南，那个“锦官城外柏森森”的地方，就是蜀汉丞相诸葛亮的祠堂。诸葛亮的文治武功，杜甫的文章道德，的确是“一样大名垂宇宙”的，这是上联的含意——以诸葛亮比杜甫。难理解的是下联，下联的“桥通万里”，据《华阳志》载：诸葛亮送费祎聘吴，费祎叹曰：‘万里之行，始于此桥’。所以现在也叫“万里桥”。当时就在桥边下船，顺江东下，可通三吴之地。确实差不多有一万里哦！
解这幅下联的关键，就是如何理解“东去问襄阳耆旧”中的“耆旧”是个啥子内容呢？现在习凿齿撰的《襄阳耆旧记》早以失传，只能从《蜀志》《太平御览》里头去找点蛛丝马迹：泛指的“襄阳耆旧”，应该包括周朝的郑交甫，汉朝的习郁，三国时期的庞德公、司马德操、庞统、马谡、马良，晋朝的羊祜等人，但就联文的内容来看，应该是以诸葛亮的心情来比杜甫。因为联中有诸葛亮想由成都东下，去寻襄阳耆旧的意思。当然能见得到的，就不多了：庞统早以死于落凤坡下，马谡也拿给他挥泪斩了，马良就在蜀中，所以，他就只好和庞德公、司马德操“相忆在江楼”了。
据史料记载，庞德公的儿子曾娶诸葛亮的姐姐为妻，那么，庞德公的辈分就比诸葛亮高，年龄也就大得多了。而司马德操比庞德公小十岁，他们都隐居在阳鹿门山中，而且都长寿。所以，当时诸葛亮要东下襄阳去找这两个耆旧，是可以找得倒的。只不过令人感叹的是那么多的耆旧，死的死，亡的亡，还能有“几人相忆在江楼”呢？
对联的作者用这个十分含蓄的典故来比喻杜甫晚年客居成都，也欲东下去寻找他祖籍襄阳的故旧的心情，从而感慨还能有“几人相忆在江楼”，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更何况在杜甫的诗里，也是很欣赏襄阳耆旧中的庞德公的。比如他在他的秦州诗《遣兴五首》之二中就写道：“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举家隐鹿门，刘表焉得取。”还有在成都写的诗《赠别郑链赴襄阳》中也说：“地阔峨眉晚，天高岘首春。为于耆旧内，试觅姓庞人。”
由此可见，当年彭敏崧在完成下联时，确实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所对的下联，不仅工整、典雅、贴切，而且巧合杜甫的诗意，这就十分难能可贵了。
杨状元的故事（1）
杨升庵五六岁时，就以他的勤奋聪颖而知名于乡里。有一回，他在新都城外一条小河的堰里洗澡。正好新都的县令从堰边路过，看见扬升庵并没有回避的意思，顿时火冒三丈，要打他的板子。可是小升庵拒不上岸。县太爷便命令跟班把升庵的衣裤高高地挂在堰边的树上，对他说：“我出一副上联，你若对得好，就还你的衣裤。”随即指着树上的衣裤吟道：“千年古树为衣架”。谁知道升庵在堰塘里信口便对出：“万里长江作澡盆”。县太爷一听，工整合韵，意思也对得恰到好处，心里一惊，立即叫人从树上取下衣服，亲自奉还给了杨升庵。
明朝正德六年，杨升庵高中状元之后，不少官员登门致贺，升庵便设宴招待，酒宴设在春光明媚、湖水清澄的花园之中。酒过三巡，酣热之际，便行起了酒令。大家议定，各自吟古诗一句，要切合园中景色，不切合者罚酒三杯。轮到一个本是行伍出身，平时诗词又读得少的兵部侍郎的时候，只见他急得抓耳挠腮，苦思良久，好不容易逼出来了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当即惹得满座哄堂大笑。一个文官讽刺道：“大人在何处见过柳絮是红色的呢？”另一个又接嘴挖苦说：“他老兄征战多年，想必是在战场上杀红了眼的时候看到的吧？”。接下来是连声的“罚酒，罚酒！”。弄得这位兵部侍郎面红耳赤，十分尴尬。杨升安看在眼里，心里甚为这位武官抱不平，可是出于主人的身份，也不好直接参与。
他起身踱步到窗前，但见夕阳把湖岸边盛开的桃花倒映水中，呈现出一派桃红柳绿的灿烂春光。升安回过头来说道：“兵部大人吟的是宋人佳作，它的上句是‘夕阳返照桃花水’。”几句话说的满座鸦雀无声。少顷，想起一片赞叹之声：真是好诗。既工整又别致，更切合当前园中的景色。那个嘲讽人的文官，故作刚刚想起的样子说：“对，对！是宋人的诗！我以前曾经读过，一时没有想起来。”升安一听，暗自好笑，心想：嘿，我这个堂堂的明朝状元，咋个真的就变成为宋代的诗人了喃？
杨升庵的文学素养与刚正不阿，在文人雅士和朝中文武中广受赞佩。可是朝廷上以江彬为首的一派佞臣不服，扬言升庵并不是确有真才实学，是因为其父作弊才点的状元。升庵启奏正德皇帝，愿在朝堂当众面试。正德准奏命升庵立于殿前石刻的鳌鱼头上，让大家随意提问，由升庵对答。赏庵昂首立于鳌头，对那帮人提出的刁钻难题，均一一对答如流。江彬暗地指使一名亲信，手上提着一个有盖子的竹篮，问升庵道：“你说我篮中装的何物？”升庵斜目微睨一眼，哂笑作答：“你这篮中装的是东西。”提篮者大笑道：“东为大海，西是高山，请问我这小小竹篮如何装之得下？”升庵从容答道：“我说你这竹篮只能装东西，不能装南北。”“此话怎讲？”“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木与金均为实体，因而能盛于篮中；南方丙丁火，竹篮遇火，必然化为灰烬；北方壬癸水，这水入竹篮么，就像尔等今天对我的刁难一样，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杨状元的聪明才智，惊服群臣，弄得江彬之流瞠目结舌，狼狈不堪。
巧计免贡米
成都府一带的川西坝子，盛产一种雪白的大米，这种米煮饭非常好吃。可是这里的官府历来是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他们为了讨好皇帝，以求加官晋爵，每年都要额外从各县搜刮大量的上好白米向朝廷进贡。有一年，川西洪灾过后又是大旱，庄稼无收，民不聊生，但是朝廷的贡米一颗也不能少！
杨升庵回到新都的老家，看到、听到老百姓为缴纳贡米怨声载道，便对官府说：“今年的贡米由我来筹办，不要再催逼百姓了！”官府大笑杨升庵口出狂言，可又不敢直接阻拦，只在一边冷眼旁观，看你杨升庵如何收场。
不久，杨升庵找了些体态畸形，五官丑陋的人赶着满载“贡米”的车辆来到京城。升庵先去奏报：“贡米到了。”皇帝站在紫禁城上看得清楚明白，惊奇地问杨升庵：“爱卿啊，怎么这些人不是驼背就是跛脚，不是斜眼就是歪嘴呢？”升庵从容答道：“陛下，这是他们长期吃川西白米的结果。臣的老家就在成都府，早知这米爽口，但却从不吃它。”皇帝听罢，既后悔又恼怒，便叫太监传旨，从此不要川西坝子的贡米了。并将府官削职问罪。老百姓知道从此不再纳贡米，拍手称快，纷纷传颂杨状元又为当地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行令讽钦差
某年，一位钦差大臣，奉旨巡查云南，一路上贪赃受贿，敲诈勒索。地方官吏也借机巧立名目，收刮民财。他们上下串通，无人敢说一个不字。但是，在路过成都时，他们还是害怕其时充军到这里的杨状元与他们作对。于是，便由某官员出面，以给钦差饯行为由，请升庵和他的好友王廷表、叶端作陪，想借此修好释嫌。但是席间又不便明说，就以行酒令吟诗来进行暗示。他们规定，以一个有“三点水”偏旁的字为主，去掉“三点水”加一字组成新字，而且要以这个新字落韵。钦差官大，当然该他先吟。只见他看着升庵与朋友三人开口道：“有水也是湘，无水也是相，去了江边水，加雨便成霜。各人打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叶端一听，已知今日为何设宴了。他微微一笑，吟道：“有水也是清，无水也是青，去掉清边水，加心便成情。火烧纸马铺，落得做人情。”——纸马铺是卖香蜡纸钱的商店。
某官一听，觉得不妙，赶忙接口说道：“有水也是汢，无水也是土，去掉汢边水，加人便成夫。观棋不语真君子，酒醉无言大丈夫。”
杨升庵对他们往日的不法行为和今天的无耻手段，早已深恶痛绝，但目前自己是充军罪犯，无权上表弹劾。这时，只见他微睨着钦差，慢声念道：“有水也是溪，无水也是奚，去了溪边水，加鸟便成鸡。得势猫儿雄是虎，落毛鸾凤不如鸡。”
王廷表哈哈一笑接口就说：“有水也是淇，无水也是其，去了淇边水，加欠便成欺。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三人此时同声大笑，起身离座，不辞而去。搞得钦差连同一群贪官垂头丧气，呆若木鸡。
桥是弯弓塔是箭，一箭射翻金銮殿
今天讲一个明朝末年张献忠打成都的故事。
张献忠打仗，阵势没个定规，总是神出鬼没，贯会出奇制胜。那年是旧历的申甲年，他带领起义军攻打成都，明朝守军弄不清他要从哪座城门进攻，他的大将也猜不透他要用什么方法攻城。
这年十月，八大王领兵把成都围了个严严实实。——前一年，他曾经带着人马在城外虚晃了一枪，把番王和成都的官员吓了个半死。这一次，张献忠刚刚从灌县青城山出兵，成都的城门就紧闭了——任凭义军在城下叫战，就是不敢出城接火。义军们个个摩拳擦掌，兴高采烈，只等八大王一声令下，就要攻下成都，建都立国。
连着几天，张献忠领着大将们围着成都转圈，看地形，查河道，寻找攻城的口子。成都城，立在川西平原地坝，城高四五丈，千斤砂石筑底，斗大的卵石筑城，百斤青砖砌面，险巍巍，孤雄雄。周围有府河、南河环绕，河内波涌浪急，易守难攻，占尽天时地利，难怪历史上有九个朝代都在此建都立国，硬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张献忠骑马先看北门。一些将领围上来说：“八大王，当年邓艾偷渡阴平进西川，就是在北门接受阿斗刘禅投降的。北门地势开阔，天旱河浅，正好用兵。”张献忠摸摸胡子点头说：“好，好，快造战车吧。”
张献忠骑马转到西门。一些百姓拥过来说：“八大王，大顺国李顺从青城山下来，就是从西门杀进成都坐皇位的，西门外地势一展平，城门通大街，正好冲皇城。”张献忠摸摸胡子点头说：“好，好，快借门板，好搭浮桥。”
张献忠骑马转到南门。一群弟兄围上来说：“八大王，东汉光武帝活捉公孙述，就是从南门攻进成都的。城外正好屯兵，万里桥好过，城墙虽高，挡不住云梯。”张献忠摸摸胡子说：“好、好、快买木料，好造云梯。”
张献忠骑马转到东门，站在护城河岸望江楼上往西一看，不禁倒抽一口冷气。河岸下的南河，汇集了府河和流经城中的金河河水，河面宽阔，浪声喧嚣。陡峭的西岸，只有一条窄窄的驿马快道，平地而起的东门城墙，显得又高又陡。仗着天险卫护，城楼城墙上的守城兵丁，比那三个城门少得多。
几员大将望着河岸为难地说：“就算渡得了河宽浪急的南河，城外只有巴掌大的地皮，也摆不开部队呀！”
张献忠摸着胡子眯起眼睛思索着。猛地，他睁开了眼，只见顺江岸不远处，是高耸入云的回澜桥，塔影映入开阔的江面，拉得很长很长，塔影正好从横跨南河的拱背九眼桥正中穿过，正对城中。张献忠心中一动说：“桥是弯弓塔是箭，一箭射翻金銮殿。好，好！”说完，他吩咐只留少数人围城，其余的部队拔营增援西、南、北三门造云梯、搭浮桥、建碉楼。
接连几天，守城的官兵只见城外义军唱着歌谣，拉着大锯，绑着木材，云梯造的又高又快，浮桥门板连得又宽有好，东门外却兵少人稀莫啥子动静。眼看南、西、北门外仗火快打响了，就把守东城的兵丁调了好多来支援这三个城门。
当天是个月黑夜，东门城楼接二连三有人倒地，千斤铁门悄悄地打开了。守城官兵好多还在梦中，就给冲进城的八大王义军抓了。
天亮了，成都四门都打开了。张献忠骑着高头大马进了城，在庆功宴上，张献忠说出了他打东门的诀窍：东门有险可防，守军必然大意；撤走围住东门的部队，让敌人中计撤兵；趁月黑风高派水军从水门铁板桥摸进城，打开了东门，就轻轻巧巧的拿下了成都，打开了皇城，活捉了番王。
在庆祝大西政权成立的日子里，义军押着明朝的文官武将游街，让他们边走边敲锣，边扯开嗓子喊：“桥是弯弓塔是箭，一箭射翻金銮殿；朱明气数尽，流民作江山。”
后来吴三桂投降清朝领着大军杀来了。张献忠撤离成都的时候，父老乡亲在东门外合江亭摆酒饯行，担心地说：“八大王一走，要来赖皮狗。”
张献忠摸摸胡子说：“不怕。我走了，射金銮殿的弓箭还留着呢。”大家顺着八大王指的方向抬头一看，回澜塔影穿过九眼桥洞，果然正对着城中。
吴三桂进了成都，走到哪里都听到“桥是弯弓塔是箭，一箭射翻金銮殿”的儿歌。他本想在成都割地称王，听到儿歌，心头不踏实，跑到望江楼上一看，魂都要吓掉了。他派人把回澜桥拆了，还杀了好多唱儿歌的娃娃。杀到后来，连唱儿歌家的大人、邻居都杀，又杀又烧，那时的成都都快变成一片焦土了！
到清康熙年间重建成都时，总督想把督院衙门建在皇城，占个好风水。师爷说：“街上娃娃都晓得‘桥是弯弓塔是箭，一箭射翻金銮殿’，怕不吉利啊！”总督一听，气了：“都抓来杀了！”“成都人杀得绝么？再说，听说张献忠把箭留在东门，还是谨慎为妙！”
总督一听不敢怠慢，忙带人一起赶到东门，站上望江楼一看，只见太阳从东方升起，照得南河满江金晃晃的，巨龙似的九眼桥卧在江面，穿过桥洞，好像有无数只金箭直射城内皇城方向。他越看心里越虚。回城之后，赶紧把总督衙门改修在今天的督院街，再也不提把衙门设在皇城的事了。
尽管这是个不可考证的民间传说故事，可“桥是弯弓塔是箭，一箭射翻金銮殿”这首儿歌，却代代相传，一直流传到现在。
湖广填四川后的成都——欣赏诗歌竹枝词
邻姑昨夜嫁儿家，会宴今朝斗丽华。
咂酒醉归忘路远，布群牛背夕阳斜。
川主祠前卖戏声，乱敲画鼓动荒城。
村姬不惜蛮鞋远，凉伞遮人爽道行。
这两首竹枝词，用白描的手法，写出了作者亲身经历的当年真实的生活场景，十分生动。它真切地反映了18世纪初期，清王朝实行移民垦荒——俗称“湖广填四川”之后的成都地区的民俗民情，是社会和历史的回音，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川西坝子的民间生活风貌。
竹枝词的作者陈祥裔，在清康熙后期担任成都通判。他的作品问世最多的年代，上距明末的战乱几十年，下距康熙二十年——平定吴三桂的儿子吴世璠也差不多二十年。以上两首诗歌，以极富情趣的两个生活场景，记叙了四川移民之后在不太长的时间，那种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就开始复苏，城乡出现了安居乐业、喜气洋洋的精神风貌。
前一首，描写的是成都郊外农家嫁女摆喜宴的情景。咂酒——一种家酿的粮食酒，用玉黍、高粱、稻米蒸熟之后，拌和发酵的麴蘖然后贮于坛内酿成。坛口用黄泥封固，酒成之后要饮用，将一根细管插进坛底吸饮。席桌上是以长幼上下为序，口含竹管吮吸。承平岁月，安乐世界，家家有余粮，户户都酿酒；每逢婚嫁喜期，纷纷大摆筵席——俗称“九斗碗”，邀请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来喝喜酒场面热闹，竞斗奢华。那些赴宴的乡妇村姑，吃的酒醉微醺，到了傍晚时分，才骑在牛背上，在夕阳残照的余晖之下逶迤归家。这样的景象，在诗情画意中，让人们领略到，当时川西坝子的农家都比较富裕，而且当时的社会安定，人们生活闲适。
第二首写的是农村妇女进城看戏，川主庙——在今天的九眼桥附近，现在还有川主庙街。想来是川戏，原来的戏班都讲闹台锣鼓——未开演就打起来；戏台的前面是空坝，四周围还滋生着荒荆野蔓。循着闹台锣鼓的震天鸣响，这些赶来看戏的妇女，顾不得长途跋涉的劳累，也不惜踏破自己的“蛮鞋”，兴冲冲的往戏台边赶。她们走在宽敞的街道上，打开一把小凉伞，挡住那些轻薄的少年小伙们投来的挑逗的眼光。诗中的“蛮鞋”——是古时两湖一带的一种舞鞋。舒元舆的《赠李翱》诗中有“湘江舞罢忽成悲，便脱蛮靴出绛帷”这句，就是指的这种鞋样。说明这一群进城看戏的妇女村姑，也定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了。
两首竹枝词的前面，作者还有一段小引，很有味道：“今蜀中妇女出入皆骑马，戴围帽或面纱。乡中妇女皆骑牛；步行入城者，皆各持伞，如遇人则以伞遮之。”从骑乘的牲畜上，还可以分辨出妇女的身份，是居城还是居乡：骑马的就是城中富豪名门的大家闺秀，将脸掩藏在面纱中，围帽下，绝不肯露出芳容；骑牛的是乡间的小家碧玉，以伞遮面，若隐若现。农村妇女进城，或骑牛或步行持伞，其实都把湖广南国的习俗带进了蜀中。
这两首饶有情趣的竹枝词，所描绘出的成都风情画，可以使我们透过历史的烟云，依稀看见三百年前的四川盆地——川西坝子。在当时移民垦荒、休民生息、薄徭轻税的政策推动下，加上得天独厚的水利和出产丰富的沃土。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就由荒残毁败到复苏安居，焕发出一片生机，出现了由乱到治的安定康乐的景象。
成都有座“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到成都的人民公园——过去叫“少城公园”游玩，远远就能望见一座庄严雄伟的砖石结构的高塔直指蓝天。走近了，可以看到由碑座、碑身、碑顶组成的具有我国民族风格的方形碑塔。塔高31.86米，塔身四面用不同字体镌刻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字样。这十个大字是是四川著名学者吴之瑛、赵熙、颜凯、张夔阶手书。碑座上部四面，分别塑造火车头、铁轨、信号灯、转辙器和自动连接器的浮雕。碑座上镶嵌汉白玉，刻有“中华民国二年，川汉总公司建”的字样。这是建塔时间的准确记载。现在人们到公园游览，在塔前漫步留影，凭吊先烈，吟颂诗篇，挥毫作画，很少有人注意到建塔的原因、特点和有关的历史掌故。而且不少的游客对于成都导游图把这座碑作为标志建筑也甚为不解。
其实，这座碑记载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战斗历程的丰功伟绩，标识着中国几千年皇族政权的覆灭。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曾说过：“没有四川的保路风潮，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也许要晚两年。”所以，这座碑是成都人民引以为豪的历史见证。
年初，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外国列强的压力下，与英、美、德、法四国签订了“川汉”“粤汉”铁路合同，允许外国享有铁路借款的筑路权，下令接收川、鄂、湘、粤四省铁路公司，侵吞人民的铁路筹款。满清朝廷拱手把主权出卖给帝国主义的丑恶行径，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四川各地纷纷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口号，一百多个县市开展了罢市、罢课、抗粮、抗捐的斗争。当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设计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罗伦、蒲殿俊、张澜、颜楷等领导人。各地群众闻讯后，到督院街制台衙门——就是现在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地——进行和平请愿。赵尔丰悍然下令开枪镇压，当场打死32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被称为“成都血案”。血案发生后，这场保路事件就转化为全川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武装起义。清廷急忙调集湖北的清军入川镇压。由此造成了武汉空虚，武昌城头才得以打响了辛亥革命推翻朝的第一枪。所以说保路风潮实质上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辛亥革命成功后，川汉铁路总公司于年修建了这座纪念碑。
在当时，碑址附近不是公园，而是居住旗人的少城中的三条胡同。这三条胡同是：永平胡同、永清胡同和仓房街。永平胡同又叫头甲巷子或者永顺胡同；永清胡同又叫桅杆巷子——因街上有一高悬天灯作夜间照明的桅杆而得名；仓房街又名仓房巷子——原来建有囤积粮食的公仓，以备少城闭城时的紧急之用，清代后期就废弃了。修建纪念碑时，政府将三条街的房基地全部征收，建成了公园——少城公园。其余的民房就都拆除了。
纪念碑的设计人兼监工就是王玬，是双流县擦耳岩的人。幼时是县中附生，后在省城入府庠。清末废除科举，开办新学，他就读于成都铁路学堂，后来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生，毕业于日本东亚铁道学堂。回国后，遇到清廷腐败，铁路修筑大权拱手交给了外国人，王玬只好回到老家蜗居。他在乡居期间，还与友人合作，测量设计并主持了由双流县城通往彭家场、擦耳岩的乡村公路。
辛亥保路风潮事发时，王玬是以双流大铁路公司的股东代表身份，出席了在成都岳府街举行的川路公司股东代表大会，受到颜楷、张澜等人的器重。赵尔丰屠杀请愿民众的血案发生后，他托同学回双流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声援成都人民的斗争。辛亥革命以后，铁路公司鉴于“政府假取犒军、数日辄尽”股款，张澜、颜楷等联名提议，将剩余路款为保路死难烈士建造纪念碑，并组成筹委会，聘请王玬为总监工，负责图纸设计和施工。王玬在设计中，继承了我国碑塔建筑的民族传统，同时参照国外建筑的艺术和特点，构图庄严，自然大方，溶中外文化为一炉，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典雅古朴的中国气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碑塔四面的书法艺术，更为纪念碑增色不少。吴之瑛等四人都是前清的翰林，南面是吴之瑛所书汉碑，一丝不苟；东面张夔阶的汉篆，笔法劲美；西面颜楷的北魏体，精气贯注具有铁画银钩之法；北面赵熙的汉碑体有骨有肉，苍劲力雄。在建筑时，除了以砖石作基础而外，还用青棡木打下丈多深的基桩，称为梅花桩，所以坚如磐石。修筑历时一个夏天全部落成，同时在“成都血案”的纪念日之前举行了落成典礼。
年8月，四川西部叠溪大地震，碑身摇动，并没有倒塌。年7月，日本飞机轰炸少城公园，毁坏了塔顶和部分塔身。新中国建国之后，人民政府十分关心和重视这处文物，年、年两次修缮复原。年它被列为四川省重点保护文物。
年，成都市政府又对纪念碑重新修葺，更换了碑座，装上了琉璃筒瓦，碑身也粉刷一新，使整个碑塔更加光彩夺目，宏伟壮观。年，保路死事纪念碑被列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年文坛一怪杰，成都贫儒刘师亮
清末明初的时候，成都有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一无功名，二无产业，军阀财主恨他，老百姓却十分欢迎他；好多文人墨客看不起他，但是却偏偏有不少人总要请他开门楣写对联。此人是哪个？就是文坛怪杰刘师亮。
说他怪，他还真有点怪。有些对联，举人、秀才都对不起，他就能对出来。传说他是当地的神童。小时候，他想拜个老师学做对联，老师想试试他的底子，就给他出了个上联：“两头是路穿心店”，说要对上了才收他。他回去想了一夜，对出来了：“三面临江吊脚楼”。三对两，路对江，算是工整了，“穿心店”对“吊脚楼”更是绝妙。老师看了，自叹不如，不敢言师。
他的家里很是贫穷，经常受到军阀和地主老财的欺压和凌辱。他势单力薄，不能明抗，就时常写一些亦庄亦谐的对联，既把那些军阀贪官讽刺挖苦的体无完肤，却又妙趣横生，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有一年，军阀借口要修马路，以此敛财，对拆了房子的贫困百姓又不予以妥善安置，致使老百姓怨声载道。刘师亮就写了一幅对联：
马路已捶成，问督理何时才“滚”？
民房将拆尽，愿将军早日开“车”！
这幅对联里的“滚”和“车”两个字，都是用的成都方言。成都旧时修马路，是用人工捶成的碎石铺地，然后再用“石滚子”把路压平。从表面上看，是说碎石已经铺好了，问他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滚路”；用成都话就成了问他们何时滚蛋。“车”在成都方言中，是走开的意思，表面是说，房子拆了，障碍除了，希望早日通车；而成都人一听就知道，指的是坏事做完了，应该“爬”得了。
刘师亮写的对联，非常大众化，但绝不庸俗。有时一幅对联中间还夹杂一两句文言词语，但词不掩义，连不识字的老太婆也听得懂。如有一联：
米一斗一元，儿一个半元，剧怜载道流亡，人价不如米价贵。
田一亩八税，货一件百税，要过沿途关卡，捐钱还比本钱多！
他对当时成都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的社会局面深恶痛绝。他认为这两种人对老百姓的祸害同样的大。作过这样一幅对联：
军阀打仗争南北，
棒客下乡抢东西。
“棒客”是成都人对土匪的专称。有时候他又写的十分露骨，骂军阀豪绅是跳蚤、是乌龟。所以那些挨了骂的人，总想找机会谋害他，而老百姓觉得他骂的痛快、解恨，又千方百计掩护他。他就这样给当时的权贵们玩“藏猫猫”——就是捉迷藏的意思。
所以刘师亮还是当时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哦！
刘文彩轶事五则
一、选妻
大概是民国二十八那阵子，刘文彩——刘总办已经是五十出头的人了。
原先有的四个大小老婆，老的老，死的死，愿意住省上的住省上，剩下他孤单单一个人住在安仁镇的老屋里头。没个贴身的人照顾不说，那么大一份家业，也没个知心可靠的人帮手经营。他脑壳头转来转去，想了又想，最后，决心要好好挑选一房五姨太。
这个消息一传出去，远近的媒婆们连他大院的门槛都踢断了。
选过来，挑过去，最先被刘文彩看上的，是个大家闺秀、豪门小姐，论长相实在是妖娆妩媚。可是来在他家里住了不到半个月，他就对保媒的人说：“啥子大家闺秀，简直像个货儿子*，讨这么个贱东西，吔？我这把老骨头，要不了几个月，恐怕就要被他抖垮架啊！这东西每天要睡到太阳晒到屁股才起床，咋个管得好家务哦。”
第二次，有个媒婆给他引来一个机机灵灵的女学生。住了几天，他很满意。谁知道有一天，他们一同到外边去转田坝，突然“呼”的一声，从田坎上梭出来一条花不溜秋的菜花蛇。那女子一看，吓得“哎呀”一声大叫，回头就跑，一张脸吓得煞白，鞋子都跑掉了。一回到家里，刘文彩就把介绍人媒婆喊来说：“好是好，就是胆儿太小了。胆儿小成那样，又咋个管得住我那一大家人呢？”
过后，媒婆们又接二连三地说了好几个，可刘文彩连一个也没有看上。
有一次，刘文彩与保长同路到蔡场兴福寺去收租的路上歇脚，碰见三个高高大大的、巴巴适适的在田头割猪草的农家姑娘，她们正在一条好几尺宽的大沟边上，赌跳沟玩耍。其中两个试了好几次都不敢跳，另一个却大大胆胆的接连跳去跳回好几次。不料跳到最后一次，他无意间踢了个石头到沟里，把藏在草垄垄头的一条水蛇吓得窜了出来。“有蛇，快跑！”那两个姑娘一看，发声喊扭转屁股就跑了，唯独这个敢跳沟的姑娘不仅不跑，反而随手捡起一根干柴棍棍，不慌不忙、三劈两捶，就把蛇打死了。
“胆儿真不小，又是干人出身，若是有她来管理家务，保险又受得住艰难，又晓得好歹！”刘文彩指了指那个打蛇的姑娘向保长问道：“是哪个的女儿啊？”
“王米花匠的嘛。”保长明白他的意思，笑嘻嘻地说：“要是总办*瞧得起，那就包在我的身上嘛！”
果真是玉米包下锅——说（熟）了就肯（啃）。当天，刘文彩就把她带回家里。
到了晚上，刘文彩嬉皮笑脸地要和她睡瞌睡。可是，那姑娘说啥也不答应，并且对刘文彩说：要是真的瞧得起她，就该选上个好日子，明媒正娶拜堂成亲。刘文彩一听，就满心喜欢地答应了。
这个小姑娘，就是以后在川西坝子名噪一时，最善于管理家务，最爱吃鸭子脚板的刘氏管家婆五姨太王玉清！
当地人都说刘文彩是个大老粗，其实，就在选姨太太这件事上，可见他比一般的人要精明多了，不然咋个做得了名声远播的川西大地主喃。
是不是哇？
刘文彩轶事五则
二、抢夺象牙塔
大邑县安仁镇地主庄园陈列着一尊约有七八寸高，雕刻得异常精致的象牙宝塔。
传说这尊宝塔是当年孙中山先生，在同志会暴动成功以后，送给对革命有功的川军第三军军长、老同盟会员刘禹九将军的。刘将军很爱惜它，把它作为传家之宝珍藏在大邑县城中的公馆里面。
有一次，在刘将军家聚会，刘文彩一看到这件宝物，做梦都想把它据为己有；可是刘将军的地位多高，权势又大，只能干看着搞不到手。一直到刘将军死后，刘文彩便多次托人去买，去骗，都没有成功。
后来，打了一个烂条：找几个江湖赌棍去抬刘禹九家少爷的毛子*，也没有得手。于是，他便冥思苦想，狗急跳墙，买通了刘将军的一个帐房先生，派出几个二股账*，搽起大花脸，趁一个漆黑的夜晚，冲进刘禹九家公馆，把全家老小都给绑来吊起，边打边追问象牙塔的下落，从天擦黑一直整到鸡叫。刘禹九的夫人年老体弱，实在经受不起，不得不把放东西的地方说了出来……
象牙宝塔被抢去之后，刘将军的儿子立刻赶到成都省城，找到省主席王陵基。王听了哭诉后，蓦然大怒：“真是造反了！连老前辈的东西都有人敢抢，这还得了！”随即叫秘书责令大邑县县长限期破案。那个县官通过一个土匪头子了解到被抢的情况之后，就坐起拱竿竿轿子去拜见刘文彩。
刘文彩见事情败露，又生一计，用重金买通县长，密谋把那几个抢东西的土匪全拱出来，判罪枪毙，又灭了口，硬栽他们把东西卖给了外国商人，这才了事。
可是，刘文彩做贼心虚，只有自己偷偷摸摸的藏着，始终不敢让他现身。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才把它陈列出来，供大家观赏，也从中知道了这一件过去鲜为人知的刘文彩的历史轶事。
刘文彩轶事五则
三、不准改嫁！
自从王玉清被刘文彩选为五姨太之后，一时之间，王米花匠竟然身价百倍，成了兴福寺、万石桥一带响当当、硬邦邦的王老太爷了。那两间鸡抓漏一样的茅草房，早已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俨然变成了煊煊赫赫的王家公馆了。
王老太爷的老伴没有福气，王公馆还没有修完就一命呜呼了。他名下不多不少，一个儿子一朵花。王玉清下面是个儿子，排行第二，自小就叫王老二。王老二虽然长得来鱼背猴腰，但由于他是大名鼎鼎的刘文彩总办的“拉不伸”*，所有讨了个老婆，虽不说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却也有几分动人的姿色。
婚后不久，谁料那王老二也像他妈一样，名薄如纸，短命夭亡，不仅扔下偌大一个辉煌华丽的王公馆不去享受，而且还丢下个如花似玉的王二嫂。由于王二嫂年轻美貌，自然耐不住那又苦又涩的寡居生活。因此，王老二死后不久，她就在王玉清和刘文彩面前多次表露，要为自己招一个上门婿来撑王家的门户。贵为川西土皇帝的刘文彩，哪里能丢得下这个脸面让这个寡母子改嫁？因此，他不仅不同意，反而给蔡场乡乡长、保长大了招呼：谁要是敢摸王二嫂一下，谨防他脑壳搬家！
为了这件事儿，王玉清也三番五次劝诫王二嫂：“你姐夫不同意，你就安心地守住你那个女儿慢慢过吧，等她长大了，招一个女婿，不是也能传宗接代嘛”
尽管如此，但王二嫂哪能按捺得住呢？她成天打打扮扮，穿街过巷，走东家窜西家，逗得不少汉字做她的美梦。可是一想到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刘文彩，早就吓得丧魂落魄，胆颤心惊，那个吃了豹子胆的敢来采这朵花呀！
可没料到，就在这些人当中，尽然出了个采花不怕死的王子舟。王子舟排行第八，是乡里有名的土匪。他早就对王二嫂垂涎欲滴了，但碍着刘文彩的势力，一时不敢下手。如今时时看着王二嫂在自己面前扭来扭去，风情万种，不要说心里头如何，就是那根根骨头也早就酥了。至于刘文彩在乡里头抬的上户*，早已被他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瞅准了一次机会，两个人就……
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隔不久，王子舟和王二嫂勾搭上了的消息，就传到刘文彩的耳朵里了。刘文彩气不打一处来，对王玉清说：“你那兄弟媳妇也太不懂事了，好好地荣华富贵不晓得享，偏偏不听我的话，硬要去偷野汉子。你叫我这个‘公益协进社’的总舵把子还有啥面子在台面上说话啊？！连寡母子都在偷人养汉！哼！那王老八龟儿子也狗胆包天，敢把我刘文彩家的寡母子都敢打来吃起！”
过了两天，刘文彩派了几个袍哥兄弟伙，在万石桥的一家茶铺里头一坐，指挥几个五排的弟兄把王子舟拉到街上，当众数说了他的“罪状”之后一枪毙了。随后，还对当地的“公益协进社”抬了个上户：五日之内，不准任何人收尸！谁知道第二天，王二嫂竟然在万石桥街上买了具棺木，不仅把王老八的尸体装殓起来，还为他披麻戴孝，又找了他娘家的人，敲锣打鼓地抬起棺材游丧下葬。
刘文彩听下人禀报了此事，气得暴跳如雷，立即派人把王二嫂喊到公馆里骂得狗血淋头。可是，王二嫂却不服他这个姐夫，当面说道：“我是个妇道人家不懂得大道理。不过，我想，大哥你三妻四妾都可以，怎么就不让我有个男人呢？我也是人呀！……”
“你！好个不要脸的骚婆娘……”王二嫂的几句话，简直把个刘文彩气得浑身打抖“不想活了，……你！”
王玉清一看苗头不对，赶忙出来连说带劝地把他扶到里间烧大烟去了……
从此，再没有人敢提改嫁的事了。
刘文彩轶事五则
四、霸占屋基地
有一年，土皇帝刘文彩要扩大他的庄园大院，就托人对他的叔伯侄子刘益山带话：情愿出三十亩油渣子田，换他的五亩水田和一亩多屋基地；屋基中原来的旧房子，可以帮他搬到别的地方新修，也可以用安仁镇的街房来换。
刘文彩满心以为，以高出倒拐带打滚儿的价钱，事情一定办成。可是不然，哪晓得刘益山一听，比挖了他的祖坟还恼火：“啥子喃？他都晓得我的屋基地好，我就不晓得嗦？哼！歪，我不怕；肥，我不舔！祖宗留下来的老屋基，我就是不换！”
那个派去说合的人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蔫秋秋地来回刘文彩的话。刘文彩一听，顿时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可是，常言道：兔子不吃窝边草，连“棒老二”*都晓得要护着裤脚毛，身为刘总办有头有脸的人物，咋个好硬对自己的侄子下手呢？所以，刘益山这个本家人，就成了羊子的脑壳——难得打整了。
正在进退为难的当口，大管家薛副官轻轻地走过来，附在刘文彩的耳朵边说了几句悄悄话，听得他微微点头，薛副官就急急忙忙的走了。
过了几天，薛副官把刘益山的女婿引来见刘文彩。一见面，刘文彩破天荒笑嘻嘻地对他说：“我现在少一个收租子的管账先生。听说你能写会算，又是沾亲带故的，信得过噻，你来帮帮忙我的忙吧，做得好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刘益山女婿一听这话，简直是受宠若惊，喜出望外，心里头安逸惨了，连声应承，唯唯诺诺。从此以后，他就在刘家庄园里头，当了个拿钱不管事的、不大不小的帐房先生。
刘文彩通过这条联线，多次要他去说服刘益山出让屋基地，谁知道磨了一年多，刘益山还是乌棒的脑壳——硬起，死活不答应。刘文彩见这条软磨的办法还是行不通，把脸一变，就将刘益山女婿撵出了刘家庄园。
刘益山软硬不吃这一手，简直把赫赫有名的土皇帝气惨了！做梦都没有想到这点点事情会这么棘手，……你刘益山敢这么跟我取翘哇！？你等着……
过了不久，大管家薛副官笑咪咪地来到刘文彩跟前，叽叽咕咕说了好大一阵。最后，刘文彩边点头边叮嘱薛副官：要刘绍武刘乡长千万小心点，不要一泡尿没有屙完，就薰死了一大坝草哈。等他如此这般一通说完，薛副官便点头哈腰的答应着走了。
此后的一天早晨，刘益山的老表杨六终来到他家走人户*。刚刚坐下来一袋水烟还没有烧完，龟儿子刘绍武，就带上几个背梆梆枪的兄弟伙闯进来。红不说，白不说把杨六终拉到大门口，几炮火就打死在街沿边边上。车转过来，刘绍武还恶狠狠地对刘益山说道：
“杨六终是土匪！你要等着县大老爷来查验过，才准许收尸，不然就是通匪！”
鬼才晓得，杨六终哪里是啥子土匪呀！可是，在那样的年月里，你就是浑身是嘴，也百口难辨啊，就是这个世道嘛！
到了中午过后，县长带人来装模作样的勘察，房前屋后搜查一遍，硬说是刘益山有通匪嫌疑。拿出两张盖有豆腐方方“官印”的封条，架起十字就把大门给封了。临走时，还吓唬刘益山说：“等过几天把事情调查清楚了，再来找你算账！”
刘益山眼见这飞来的横祸，吓得屁滚尿流，赶紧跑到亲戚家藏了起来。他的老娘子明知有诈，天天跑到安仁镇街上骂大街喊冤，说刘文彩串通县长，图财害命，霸占地基。刘文彩怕闹翻天了难得收场，就找了刘益山的叔伯妹子陈大脚板儿出来打圆场。
结果，到底给了刘益山几亩油渣子田和几间新崭崭的街房，才把事情压了下去。当然，他自己的刘家庄园扩建的计划，也就顺利实现了。
刘文彩轶事五则
五、收干儿子
新中国成立之前不久，大邑县安仁镇有个姓官的土老肥*，在地方上说不起话，受气得很。后来不知道是哪个给他出了个主意，要他去找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做“干大”*，保险就没有人敢欺负他了。
这个土老肥一听有理，当真就在年元月的一天，背上腊肉、鸡蛋和点心，来到了川西土皇帝刘文彩家的大门口。守门的见他那副土头土脑的样子，一开始连理都不理他，后来听说是来给总办拜年的，才勉强进去通报。
刘文彩听说是个土包子乡巴佬，就喊说门的回说他不在家。那土老肥真正是端起刀头找不到庙门，只好蔫妥妥地回去了。
隔了几天，他又背起腊肉等礼信来到了刘总办的公馆门口，结果还是和头一次一样，回答是“刘总办不在家。”他又只得蔫妥妥地回家了。这时，那个给他出主意的人又对他说：“刘总办不是不在家，肯定是为了躲你。”
土老肥千思万想，想了一个主意。终于有一天早晨，他藏在刘文彩上街必须经过的一个桥洞里。等他一上街，出来拦住去路，还隔一丈多远就“噗通”一声跪在刘文彩的前面，爬过去拉住他的裤脚哀求道：
“总办，干大呀！您老人家救我一条命吧！我前时害病差点儿死了。我女人去求神讨水，菩萨要我拜您这样大富大贵的人当我的干大，才能保住我的命啊！所以我许愿答应了菩萨，我的病才好了的呀！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呀！您就收下我这个干儿子吧，干大！……干大！……”一边说一边不停地磕头，不停地喊“干大”。
刘文彩被他纠缠得实在莫法，只好勉强答应收他。谁知道他还是跪在地上不起来。
刘文彩一见这样的架势，连忙说道：“你还有啥子事嘛？起来说嘛。”
土老肥接着要求道：“菩萨说了，干大，你还得给我取个名字呀！”
刘文彩笑了笑说：“你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还要改啥子名字嘛？”
土老肥的脑壳甩得像巴郎鼓：“这是菩萨吩咐的呀，干大！”
刘文彩莫法，边抠脑壳一边想名字。这时，他随行的手下人中，有人建议给他取个“保清”，刘文彩满口答应。可说啥子也不要他的礼品。后来，经不住土老肥的百般纠缠，一口一个“干大”的叫着，到底还是收下了。
从此以后，干儿子——官保清不光自个儿隔三岔五，逢年过节要去给刘总办送礼，还带着他的几个娃儿去认了“干爷爷”哩！说来也怪，从那天之后，他成了安仁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镇上的人不光不敢欺负他了，人家还舔都舔不赢了哩！（全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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