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晚间，各大新闻媒体公布国家将在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设立新区，并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通读其文，感觉实际上，此文作者也属标题党一类，他题目中所说的“迁都运动”，实质仍是说新区的建立拟在分担首都功能，将会成为首都的副中心，这应当符合国家在雄安设立新区的初衷，与迁都完全是两码事。北京目前确实缺水多雾、交通拥堵、上学难、就医难，诸多的大城市病几乎都具备，且在现阶段几乎没有良药可以彻底根治。言“迁都”者的此文，说为解决北京问题，曾传闻首都要东迁通州，却未落实，而最终于新雄安设立新区，即是为“声东击西”；这样的说法却未必符合实际，北京副中心的东移仅是一个地方行政区的动议，与国家层面的“千年大计”很难同日而语。随着新区的建成，将来会有什么人迁入呢？肯定会是一些企业的总部、大中型经济中枢机构、非主要行政事业机构的机关、高校、医院等。至于国家领导和管理的核心机构与单位，比如党中央的办公机关、国务院及下属各大部局等在中短期，也就是说在一、二百年之内不会搬出，至于迁都之说更是无稽之谈。
一个国家首都的选择，需非常多的复杂条件，要进行反复而深入地论证和思考。我国上古时代的先民逐水草而居，选择都址一般在土地肥沃，靠近河流的地方，如西周、汉、西晋、唐均定都于长安（即今陕西西安）、商、东周、西晋、北魏均定都洛阳，北宋定都开封等，多主要是出于此方面的考虑。有时候，一个都城的选择，还要考虑安全问题。古长安位于“八百里秦川”的渭河平原腹地，内有渭、泾两河通过，极适合农业耕作，这是古时很多朝代定此为都的重要原因。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是关中地区四面环山，即东有潼关、南揽秦岭、西连陇山、北接陕北高原，为易守难攻之地。而其它的很多地方，比如开封、洛阳、南京等地，则不具备如此的天险，选择为都的朝代就相对来说，少而且短。
昔日的王朝已很难与今日的新时代相提并论，当代的生活方式、交通运输设施与工具、通讯手段等已较以前有了几个番次的大质变，一个区域的安全保障也很难再凭借山川之险。但是，一个时期以内，某些基本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基础、物质条件等，也不会不是定都选址者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从古至近代，北京是八朝定都之地，有两、三千年的定都史，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尤其是明清以来，很多宫殿建筑仍代表着一个大国的底蕴，我们建国以后新建的许多建筑，亦恢弘坚固，依然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同时，北京西倚太行、北靠燕山及长城，进能攻，退可守；再且北京西北部有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均尚水源充足，如此的自然条件，尚是我国北方，包括雄安地区，乃止全国其它地区所难以比拟的。很难想象，另立新都于雄安，北京长安街两旁那么多的宫廷楼宇会做什么用，如果真的把白洋淀变成新的中南海，会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景观？
当然，从古至今，迁移都城确实有不少成功的范例。比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极大加快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文化的交融过程，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当代一些国家的迁都确已有可见的成功范例，如韩国、巴西、哈萨克斯坦等；但中国国情有别，北京的自然历史文化条件与那些国家的首都也有很大不同。北京与雄安距离不远，在近期内，两者所受雾霾的伤害程度不会差别很大；中央机关迁至新区，公务人员的数量也不会有大幅度地减少。因此，所谓的迁都臆测不会是一个很好的良策，成为现实的可能几乎为零。
不过，总体而言，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将全部企业的总部、大中型经济中枢机构、非主要行政事业机构的机关、高校、医院等迁出，对于有效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各类城市问题，打破阻碍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各类瓶颈，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实现，带动整个国家的进步和腾飞，还是极为富有创见而英明的一个重大决策。从此角度讲，建立雄安新区确实是一具有全国意义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是开创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新起点。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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